［关键词］三线子弟学校；三线建设；基础教育；西南地区 

　　［作者简介］田永秀，历史学博士，教授，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舒茗，博士研究生，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线厂办子弟学校与四川基础教育发展研究”（SCJI24ND3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教育资源的共同化和均等化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努力方向。长期以来，西南地区尤其是西南山区是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缺少推动教育进步强有力的因素，其基础教育发展状况更是如此。截至1952年，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为48.40%、27.20%、39.70%，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60年代启动的三线建设推动了一大批军工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空降”到西南地区，在带来丰富工业资源的同时也为职工子弟配套建设了一大批三线子弟学校。子弟学校自落户起便是西南地区基础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力量影响区域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已有研究关注到三线建设对地方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但对其与基础教育的发展缺乏系统研究。四川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布局省份，国家拟定的900亿元建设方案中，三线地区为344亿元，其中西南地区为222亿元，四川就占136亿元，约占西南地区三线投资的61.26%。在实际投资上，国家在第一个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四川累计投资达288.96亿元，约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9.9%，兴建了约450个门类齐全的厂矿企业，并随建了大量子弟学校，在三线建设中颇具广泛代表性。鉴于此，本文以20世纪60—90年代四川三线子弟学校为例，探讨其对区域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一、三线子弟教育需求与地方基础教育资源供给的矛盾 

　　在旧中国，四川的基础教育发展受到阻碍，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仅约20%，且学校集中分布在以成、渝为中心的城镇，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学校极少，全省有40多个县无初中、120多个县无高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四川与全国其他地区一道踏上了教育发展的快车道。如前所述，四川在1952年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就增长至39.7%。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当年全省在校小学生和中学生数量分别比上年增长44.2%、88.50%，但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有所下降。截至1964年，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虽已有较大幅度增长，达到67.10%，但仍低于全国71.10%的平均水平。到1965年，全省还有300万适龄儿童不能入学。事实上，四川的基础教育体系无论是在覆盖广度、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上，基本无力承载大规模人口迁入的压力。一方面，各地办学条件不佳，校舍破烂情况严重。如1963年江津等三县的抽样调查显示，有56.94%的中学和90.67%的小学将庙宇、祠堂、民房改作校舍，且“年久失修状况相当普遍，危房日趋增多”。另一方面，师资力量也较为匮乏，供不应求的状况频发，长期在岗的教师比例仅为60%—70%。由此可见，四川较差的基础教育体系决定了三线子弟与当地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难以避免。 

　　三线建设需要依托大量的人力资源，大批职工随厂从东部地区迁移至西南地区。1965—1971年，四川省净迁入人口达53万人。作为重要三线建设基地，攀枝花在此前仅有11万农民，而三线建设开始后大量人口涌入，其中1965—1982年净迁入人口32万人，成为四川省第三大城市。在迁入四川的三线建设职工中，“绝大多数是老技术工程人员与技术工人，年龄偏大，子女较多，进川以后急需解决其子女入学和转学问题”。据统计，三线职工的子女抚养比例偏高：每增加100个职工，即伴随增加80名小学生与15名中学生。这些学生既有零星迁来的，也有整校迁来的，几乎涵盖所有年级。截至1965年8月底，仅迁入成都、德阳、绵阳、江油四地的中小学生即达7473人。其中，有不少企业实行“整厂搬迁”，如江油的三线企业大多是整厂内迁，仅第四冶金建设公司在当年6月就迁来职工子弟1700多人。这导致当地教育需求在短期内陡增，与有限的办学资源形成矛盾。 

　　受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布局的影响，三线企业多分布在四川盆地边缘，这无疑给广大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加之三线建设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生活设施不足，进一步加剧了生活困难。就子弟的教育来说，教学设备很少，一些班级的学生只能在同一教室轮流上课，一些地方连托儿所也未建立，因此职工只能带着孩子上班。而且，企业一开始也无法独立开设子弟学校，教育问题不得不依靠地方政府协助解决。对此，各地对安排外来职工子弟入学的态度非常积极，给予了大力支持。为解决职工后顾之忧、保障重点建设工程的顺利推进，1965年，四川省计划委员会、教育厅计划“在各地区再修建一部分中、小学，所需投资从教育厅基建投资中划拨解决”。同年，按计划乐山专区小学基本建设追加投资11.5万元，并在重点建设地区新建5所小学。与此同时，各地还采取各种措施，充分挖掘学校潜力，多招收学生。例如，江油县文教科向各学校提出“不以能招收多少学生为准，应以教室能装多少为准”的要求，尽力解决外来学生的就学问题，有些学校的教室挤得连门也关不上了。又如，部分市、专区教育部门要求厂矿附近的学校在不影响当地民众子女入学、不增加教师负担、不影响儿童身体健康的原则下，采取增办“二部制、并班、加桌凳等，尽量就近安排学生入学”。 

　　然而，仅仅依靠各地“挖潜”无法满足随迁子弟的就学需求。随着三线职工家属的持续迁入，各地学校的容纳力已经过载。例如，随着入学人数的持续增加，许多学校虽已多次将教工宿舍改作教室，但其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已难以为继，无力再承载更多职工子弟入学。1965年，江油县迁来的中小学生2724人，但“当地学校少，即便经过努力，最终也只安排了594人，只占到迁来学生的21.80%”。德阳的比例则更低，其两个大厂迁来学生1830人，当地最大限度也只能安排50—60人，只占迁来学生的3.30%。 

　　地方学校的办学条件不符合三线职工期望。职工对地方学校不满的原因有很多，既包括山区教育条件不好、质量不高，也包括上学路途遥远等。例如，眉山五〇五厂所在的区域甚至没有学校，当地儿童只能前往8公里以外的学校入学。少数职工便以“住房窄、小孩读书远”等困难为由，“不安心、不干活，满腹埋怨情绪”。可见，为解除职工后顾之忧、保障三线建设顺利推进，兴办子弟学校成为地方政府和三线企业的当务之急。 

　　二、三线子弟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为了让职工安心投入建设，缓解地方教育压力，兴办职工子弟学校势在必行。各三线企业与地方政府以积极姿态投身创办子弟学校，一股新的教育力量在西南地区涌现。 

　　（一）三线子弟学校的创办 

　　子弟学校的办学初衷是解决工业布局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滞后于生产生活需求的矛盾。新中国最早关于厂矿企业办学的政策是1955年1月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工矿、企业自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规定》，该规定首次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工矿企业自办教育的职责，确立了子弟学校相对独立的办学机制，要求办学经费由企业自行承担。此后，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厂办子弟学校在实践中也更加规范，这也为三线企业开办子弟学校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照。 

　　子弟学校在地方政府和三线企业通力合作中不断创办。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创办三线子弟学校提供了大量支持。例如，1966年，四川省基本建设委员会指出：“当年需要的中小学教学用房，必须及早落实材料和施工力量，争取八月以前完成，保证秋季招生需要”。另一方面，三线企业积极投身子弟学校的创办，以满足广大职工子弟的就学需求。三线企业从营收利润中支出办学经费，其中规模较小、单独办学有困难的企业，便与周围其他厂矿企业联合办学，共同负担办学经费；单独办学和联合办学都有困难的企业，其职工子弟便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至附近学校读书，企业向办学单位缴纳一定费用。子弟学校在解决企业子弟入学问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教育经费不足问题。正如成都市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在1982年6月的一份文件中所指出的：“从我市的情况来看，全市有中、小学生近七十五万”，“其中教育部门办的学校，有中、小学生三十八万余人。近几年来，国家每年拨给的教育经费约二千八百万至二千九百万元，加上地方财政补贴等在内，约三千多万，每年的缺口达数百万元。据九十五所子弟中小学统计，去年各厂矿企业拨给这些子弟学校的教育经费共计九百二十四万九千元，还不包括大型基建投资。如果没有厂矿企业对子弟校的这部分教育投资，要解决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的学习问题，单靠国家拨款，特别是在国家经济还有困难的情况下，是包不下来的”。 

　　子弟学校的师资队伍主要由国家分配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具有教育经验的职工家属、从生产岗位退休或转岗的职工以及兼顾生产与教育的企业职工组成，并在发展过程中陆续补充。例如，长城特殊钢公司第一子弟学校自1965年建校起，就调入了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并从地方中小学校调入了教师。又如，四〇公司矿山委员会在1969年办学后，选派了2名干部担任学校领导，并抽调了58名工人、复员军人、技术人员及大专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为子弟学校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 

　　子弟学校的创办既使广大职工子弟的入学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缓解了建设的后顾之忧，使广大职工得以安心投身生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教育资源的空白，为后续顺利融入地方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三线子弟学校的企业属性 

　　三线企业远离城市，逐步建成了包括生产车间、宿舍、食堂、医疗设施等完善的社会服务设施，职工及其家属在厂区内能够完成生产、生活和基本社会活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包括子弟学校在内的“封闭”社区。三线子弟学校被直接纳入企业的管理体系中，企业内部会单独设置相应部门，专门管理学校事务。例如，截至1970年12月，在攀枝花的三线企业中，“有的指挥部（如四号信箱、四〇公司、十七号信箱）已在政工组下设立了管理教育工作的机构或配备了专人管理学校工作”。三线子弟学校虽然在教学、教材、教具仪器供应等方面接受地方教育部门的指导，但在招生、管理、经费等方面仍保持极大独立性。在发展过程中，子弟学校具有较为明显的企业属性。 

　　三线子弟学校的办学规模存在差异。例如，攀枝花钢铁公司等大型企业通常财力雄厚，能够建立起一整套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备教育体系，学生规模可达数千人，且拥有固定的教学楼、操场、实验室等基础设施。而中小型企业则根据自身条件，单设学校或附设教学点。例如，截至1985年底，锦江油泵油嘴厂子弟学校建有1座面积为576.71平方米的教学大楼，15个教学班（其中小学6个年级11个班），共计41名教职工，仅92名中学生。此外，三线子弟学校还呈现出“封闭”特征。一般来说，三线子弟学校可能会在一些阶段或具体事情上与周边社会产生互动，但并非主流。例如，长城特殊钢公司第二子弟学校在1966年9月正式建校时条件艰苦，曾借助当地办学，但此后交流不多。这样一来，子弟学校依附于企业的“封闭”格局，使其与地方教育之间缺乏实质性交流。 

　　（三）三线子弟学校逐渐融入地方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三线子弟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日渐增多，呈现出由“嵌入”向“融入”地方的转变。尤其是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大背景下，这一转变趋势不断加快。1980年，教育部、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在《关于办好国防工业系统职工子弟中小学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办学单位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联系，互相配合，共同加强对所属校、园的领导、管理”；“教育行政部门对当地所有国防工业系统的学校和幼儿园，在业务方面应与本系统所属学校同等对待”。1983年10月，《国防科工委、教育部关于解决国防科技工业三线和边远艰苦地区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对国防科技工业各单位职工子弟中小学在教学业务方面给予指导，在教育工作上给予协助，在分配师范院校毕业生和教材供应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地方政府也提供了相应的政策保障。例如，1986年2月，绵阳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厂矿企事业单位子弟校领导管理问题的通知》，指出：“厂矿企事业单位子弟校的教学研究活动各县（市中区）教学研究室和教仪、电化教育馆（站）要给予指导帮助。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组织其参加有关的教学研究活动。”由此，三线子弟学校得以逐渐纳入地方教育体系，迎来了新的发展。 

　　在上述政策的支持下，三线子弟学校逐渐突破“封闭”状态，融入地方教育发展大局。子弟学校积极参加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召开的各类座谈会、交流会，参与教育局的评教考核，与地方所属学校分享教学和管理经验。例如，长城特殊钢公司第一子弟学校在1989年的年终总结中写道：“学校派了十多名班主任去成都参加学习先进经验学习班，使班主任们很受教育和启发”。子弟学校的交流半径不断扩大，不但与当地教育系统有紧密联系，而且还与全国其他地方教育系统有了更多交流。以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工厂子弟学校为例，该校在1988年9月组织了“几位教育工作者前往深圳参加教研活动，感受颇深”。在此基础上，三线子弟学校教师不断进取，在教研、教改方面推出了大批成果。例如，德阳市东汽中学教师先后在《德阳教研》《四川教研》《四川教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展现了三线子弟学校教师的教研实力，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为学校融入当地教育发展大局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子弟学校的学生也积极参与当地文教系统等组织的各类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其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例如，1985年，眉山车辆厂子弟学校的学生体育锻炼达标率达96%，荣获“眉山县体育达标优秀学校”称号，并在县乒乓球比赛中取得女子团体第一、男子团体第二及女子单打前三名的佳绩。亮眼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企业子弟学校与地方学校之间的隔阂，学生在比赛中同台竞技、互相学习，在比拼与合作中实现了共同进步。 

　　三、三线子弟学校与区域教育现代化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要“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1995年5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劳动部等联合印发《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明确将“分离企业自办中小学”提上议程。三线企业依照自身发展条件与地方的接收能力，逐步将子弟学校移交地方政府。三线子弟学校是否移交地方，都是三线建设助力西南地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不仅直接提升了当地的教育水平，而且还间接影响了人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为当地基础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丰富了地方的基础教育资源 

　　创办三线子弟学校既是应对职工子弟入学难题的应急之举，亦增添了当地基础教育资源的重要力量。截至1984年1月，四川省非教育部门办有小学965所、初中242所、高中360所，这其中就包括大批三线子弟学校。在三线企业较集中的地区，其子弟学校较多。例如，截至1985年，攀枝花的厂矿企业共建有67所小学、43所中学，厂矿企业办学的在校小学生占全市在校小学生的30%，中学生则占到40%以上。据相关统计数据，在三线建设期间，重点建设地区的教育师资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截至1994年，江油的厂矿子弟校有23所，在校学生达1.4万余人，占当地城区、厂矿学生总数的60%。当地中小学教师总数自1965年至1977年由1681人增至5246人，增幅高达212.1%，而同期四川全省教师数量增幅仅为82.8%。在驻地更为偏远的三线企业中，其子弟学校更是实现了当地教育资源“从无到有”的突破。例如，1965—1980年，攀枝花的中学专任教师由5人增至2592人。可见，在国家战略的驱动下，地方教育资源的积累轨迹被改变，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格局也得以重塑。 

　　（二）促进了区域教育质量的提升 

　　凭借三线企业的财力支撑与人才储备，其子弟学校在硬件设施与管理规范上曾一度领先于当地其他学校。例如，映秀发电厂自1978年8月起便高度重视办学投入，除每年划拨专项经费10万元用于维护与完善教学设施外，并于1980年后持续追加9万元用于校舍扩建与操场整修，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和学习条件。三线建设带来了大批文化素质较高的工程技术人员，加之改革开放后各企业积极利用地方资源开展师资培训，一大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不断充实到子弟学校。以攀枝花钢铁公司为例，截至1990年，其教师队伍中“大学本科以上者占31%，专科占49%，中专占17%。小学教师的100%，初中教师的82.8%，高中、中专教师的83.9%，均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的学历。据1993年《中国教育》杂志第二期上公布的数字：1991年全国小学教师中，仍有小学教师的19.70%，初中教师的48.2%，高中教师的52.8%未达到规定学历”。三线子弟学校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也对地方教育产生了积极带动作用。例如，三线子弟学校从制度健全和严格管理入手来提高教学质量，其极富创新性的管理制度又吸引着其他学校派人前来学习。优质教师资源的汇聚与不断提升的教学能力，有力提升了西南地区的教育质量，推动了当地的教育现代化建设。 

　　在优质教育资源的充分保障下，三线子弟学校在办学历程中屡创佳绩，学生们既能“高进高出”，更能“低进高出”。例如，1986—1991年，眉山车辆厂中学的高考上线率、录取率以及各科人均分数等与地方省属重点中学并驾齐驱，平均升学率达43.3%，跻身当地先进行列。自贡的东方锅炉厂中学同样以教学质量优闻名，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每年向重点中学输送20%以上的高中新生，初中升学率达90%以上”；“1994年高考被市教委誉为‘没有优生创优生’，获高中教学质量二等奖”。三线子弟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地方扩散，帮助地方解决了企业周边城乡部分适龄儿童入学困难的问题，辐射并提升了其周边地区的入学率。尤其是企业部分职工来自周边地区，其子女得以进入子弟校学习，更是直观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长城特殊钢公司一分厂在1970年时共有职工4277人，其中有264人是原江油钢铁厂的职工，有779人是在四川省遂宁县招收的职工。与此同时，在三线子弟学校正式移交地方教育部门之前，不少周边居民的子女也能在子弟学校就读。例如，峨眉水泥厂子弟学校除招收本厂职工子女外，还将当地九里火车站职工子女、周围农民子女等纳入学校招生范围。而且，地方教育系统也会出台相关文件，确保三线子弟学校在招收周边居民子女入学时一视同仁，实现地方政府办学与三线厂办子弟学校和谐健康发展。例如，1982年6月，成都市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在文件中明确指出：“教育部门办的学校要支持厂矿办学，牢固树立计划观念和全局观念，坚决纠正‘挖墙脚’、乱收费等不正之风”。三线子弟学校与当地政府办学一道，为西南地区教育普及、教育大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以四川省为例，其在1990年基本完成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历史任务，当年全省小学入学率达96.4%，毕业率达97.4%，覆盖总人口94%的168个县（市、区）顺利通过了普及验收。 

　　（三）传播了先进的教育理念 

　　三线子弟学校对西南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贡献，不仅有可观的数据，还有先进的教育发展理念。迁往三线地区的高等院校，既通过人才培养等直接影响了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风尚，又在回迁或转迁后催生了一批地方高校，对当地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长远影响。同样，随三线企业而建的子弟学校则主要通过与地方教育系统的交流互动，更新了当地社会对基础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陈旧的教育观念是制约西南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939年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反映：“四川省各县财委会主持人大多不明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事业不甚关切”。尤其是在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类似情况更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发展。三线建设作为新中国历史上一项重大建设工程，不只是一项经济活动，而是覆盖了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对所在地区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批高素质人员的迁入，以其稳定的职业、优厚的待遇和对子弟教育的高度重视，为当地民众提供了极具冲击力的参照样板。随着当地民众从“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这么伟大”，到认识到让子女接受现代教育是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教育立德树人的价值被直观地展现了出来。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先进教育理念的直接传播者，三线子弟学校的教师队伍来源多元，整体综合素质较高，尤其是在企业文化熏陶下，这些子弟学校大多都在内部形成了“传帮带”的教研风气，保证了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不仅带来了规范的教学方法，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广阔的教育视野和先进的人才培养观念，成为促进当地教育质量提升的核心力量，为西南地区基础教育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 

　　三线建设不仅是一次工业布局的调整，更是一次推动西南地区教育现代化的实践。三线子弟学校是在国家教育资源不足的背景下，由三线企业主动兴办并嵌入所在地区基础教育体系的产物。三线子弟学校普遍依托较为优良的师资力量和较高的教学质量，有效分担了公共办学压力，为稳定职工队伍、提升企业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快速提升了所在地区的教育质量。就西南地区而言，三线建设为当地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质教育资源，这些资源最初汇集于“封闭”的三线企业小社会，继而通过外溢效应对地方基础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面向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系统部署。纲要提出要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从长远的历史视域审视，三线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使西南地区文化教育发展产生显著变化，为缩小东西部教育发展差距作出了积极贡献。其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建设时期，而是内化为西南地区教育持续发展的动力，为建设教育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