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学技术普及；城市科普；工业化建设

　　［作者简介］黄宣谕，博士研究生，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获“中国科协2024年度研究生科普能力提升项目”资助，编号KXYJ2024029。

　　科学技术普及（以下简称科普）是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的活动，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是中国科普事业的创立期。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普工作，先后成立了科学普及局（以下简称科普局）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普协会）来领导、管理全国科普工作。虽然科普工作面向全国展开，但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且科普力量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的实际情况，城市成为当时科普工作的重点。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普工作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剖析科普工作的组织机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尚缺乏多视角下的专题研究，特别是针对城市科普的微观分析较为匮乏。有鉴于此，本文拟借助多方史料，重点考察1949—1958年城市科普的缘起、具体实践和主要经验，以期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城市科普的缘起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向人民群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以提高生产能力，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1953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工作领导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发布，明确提出：“为了配合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根据科学技术工作者目前分布的情况，目前着重在大中城市开展工作，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对象进行科学技术宣传”。这一重大战略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必然要求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科普工作的重心也以城市为中心展开。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领导人民军队逐步收复城市，并在城市接管上着手开展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城市各项事务交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管理，确保党对城市工作的直接掌控；二是解散旧政府机构，“除少数市政公用部门、卫生部门等机关人员外，对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军政人员一般不依靠他们来进行工作，更不依靠他们原来的机构”，而是建立起人民政府的新机构；三是召开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提议“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次”，将其作为巩固党的领导、团结各界人民群众、教育广大干部的重要途径；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彻底打碎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的新政权。1949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为140亿元，其中重工业仅有37亿元。面对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党和政府决定“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把主要力量放在城市，恢复与发展工业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与重点发展工业战略决定了新中国城市科普的核心是服务于工业化建设。一方面，工业化建设为城市科普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实践平台。随着工业化建设的推进，党和政府不断加大科普事业的投入，如建立科普场所、出版科普读物、举办科普讲座等；工厂作为工业化建设的主体，也为城市科普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场所。另一方面，城市科普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与智力支持。工业化建设离不开技术支撑，而发达的技术体系是以广泛普及的科学技术知识为基础的。城市科普通过多种形式向工人和干部普及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从而推动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工业化建设的发展。城市科普伴随工业化建设而兴起，适应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及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二）科普力量主要分布在城市的客观使然

　　科普活动的开展，依赖于一系列条件的协同配合，包括科普机构、场所、设备、科技工作者等。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完善的科普活动的支撑力量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

　　从科普组织机构和人员来看，1950年8月全国科普协会成立以后，便作为全国性科普组织为开展科普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由于当时的科普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全国科普协会成立后便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1950—1952年，首先在全国各重要城市普遍建立分会，同时开展科学技术宣传活动。因为科普协会的性质“是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结合起来，以业余时间从事科学技术宣传的群众团体”，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学工作者多集中在大中城市，所以，全国科普协会的工作“就不得不着重在大中城市、工业地区进行”。

　　从科普基础设施和场所看，新中国成立后，只有一些大中城市有条件新建或重建科学馆作为科普场所，如北京天文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海自然博物馆、贵州省立科学馆、大连工业博物馆等。同时，由于当时我国自然科学的基础十分薄弱，“而这一点力量又大部分集中在高等学校里”，因此，高等学校成为科普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新中国很多科普活动均借助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场地和实验器材进行。如1950年10月，兰州大学利用校园较为完善的科学设备举办了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科普展览会。据统计，4天内参观人数多达56461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高等学校大多集中在大城市。此外，城市以工业发展为主导的特性，使得城市科普活动主要在工厂内展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营工矿企业也大多位于城市，如江南造船厂、沈阳冶炼厂等。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主要分布在资源富足和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如鞍山钢铁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山西柴油机厂等。这些客观因素均决定了新中国的科普活动主要在城市开展。

　　（三）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要“利用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主要的工具，并利用其他各种条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来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大量工农业技术人员作为智力支撑，亦需要民众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以相适配。然而，彼时新中国的科技基础十分薄弱，不仅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而且民众科学知识匮乏，陈旧落后的观念与习俗依然存在。

　　从科技工作者方面看，当时其数量和水平远远达不到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至1951年，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所有工科毕业生数加起来仅有30338人，“不管在科学工作者的数量上或者在科学研究的水平上，都还是落后的”。从生产技术水平来看，很多从事生产的工人水平较低，不懂基本技术理论知识的工人还占有很大比重，导致“许多先进经验推行后不能巩固，许多生产上的技术关键不能及时解决，许多先进设备，工人不能很好掌握起来”。同时，部分负责生产建设工作的干部“缺乏科学技术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更好地精通业务，领导生产”。从思想观念来看，社会上仍存在大量封建思想和落后观念。如有人将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视为不祥之兆，甚至认为是天将降祸于人，产生恐慌，等等。在当时民众知识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面向大众开展形式灵活的科普工作，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城市科普的重要目的，不仅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知识，更在于扫清人民群众头脑中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中共中央对科普工作的指示明确了新中国城市科普的基本方向，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科普力量的分布为新中国城市科普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这一需求，为新中国城市科普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能动作用。新中国城市科普在此背景下得以展开。

　　二、城市科普的实践探索

　　1949—1958年的城市科普既明确了主要科普主体和对象，又选取了结合实际的科普内容，采取了深入群众的科普方式，不断推动科普工作向前发展。

　　（一）确定以科技工作者和先进工人为科普主体

　　科技工作者是践行科学普及运动最重要的力量，“他们感觉到：把科学知识普及给广大工农劳动人民，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科普工作。如著名科学家高士其为了写好科学小品《钢铁的故事》，特意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进行考察，从炼钢环节开始，请技术人员详细讲解，参观了一道又一道的工序，最终写出了生动活泼的作品。然而，科普工作范围广泛，需要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单靠少数机构和少数科学家难以进行。“势必把这一工作展开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方才有逐步达成任务的可能”。因而城市科普中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是广义上的科技工作者，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专家、各级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等。当时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每一个会科学的人应该教会一个不会科学的人”。事实证明，只有让所有科技工作者都团结起来，把科普工作作为一种群众性运动广泛开展，才可以把科学技术知识普遍深入地传播到城市中去，也才可以使科技和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

　　城市科普与工业发展密不可分。在工业生产岗位上的先进工人，不但是生产的骨干，还是优秀的宣传员、城市科普的能手，肩负着向广大工人普及工业生产技术知识的重任。当时参加全国科普协会工作的“不仅是城乡的知识分子，还有生产岗位上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人对于城市科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纷纷带头进行新技术探索，并向广大工人宣传成功的生产经验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如东北工业部哈尔滨工程处的瓦工班长苏长有，在学习了苏联“三段砌砖法”的先进经验后，苦心专研，创造出“分段连续砌砖法”。作为城市科普主体，先进工人使科学知识与劳动经验紧密结合，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更好地服务生产，同时使科普工作能够实事求是，有效地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

　　（二）明确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科普对象

　　明确科普对象是开展科普工作的先决条件。如前所述，中共中央明确城市科普应“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对象进行科学技术宣传”。将工人作为城市科普的主要对象，是由工人在工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彼时工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状况决定的。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工人教育，将“大量培养新的技术人才”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与此同时，作为工业化建设主力军的工人群众，其文化和科技水平相对较低。这导致一些工人虽然有很高的生产热忱，但因为不掌握技术，结果不仅难以提高生产效率，还会引发生产事故，造成严重浪费。如东北化工厂电解部工友为了提高效率，把碱和酸同时加入容器，企求电解速度加快。但实际上两者相遇立即中和，失去作用，极大地浪费了原材料。因此，向工人普及科技知识，使他们成长为新型技术劳动者，成为城市科普的重要目标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向广大干部普及科学知识，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对推进国家工业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1950年3月，根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通俗自然科学广播的统计，听众中干部占比很大，他们有丰富的社会斗争经验，但是缺乏自然科学知识，迫切希望提高自己。基于此，干部也成为城市科普的重要对象。全国科普协会及分会曾针对干部群体开展多次科普活动。如从1952年10月起，北京市科普协会每周举办一次“干部科学讲座”，由北京科普协会会员和国内各门科学专家担任主讲人，讲座内容包括“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学习苏联的先进医学”等，这些讲座受到了机关干部的热烈欢迎。1952年底至1953年初，辽宁省沈阳市、旅大市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先后设立了3所以提高工矿企业干部科技水平为目的的业余学校。其中，沈阳市的干部业余学校的学生来自该市的47个厂矿和工业领导机关。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很高，一直保持80%左右的出席率。他们纷纷表示要坚持学到底，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以适应祖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可见，将工人和干部作为城市科普的主要对象，既是城市科普服务于工业化建设这一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基于他们自身特点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三）选取结合工业生产的科普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科普旨在服务于工业化建设，这一属性决定了科普内容主要是“结合中心任务和生产实际来宣传科学技术知识”，并在结合工业生产实际的技术传播过程中普及一般性科学知识。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党和政府强调城市科普的内容不仅要结合生产实际，而且要重视一般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宣传，就是结合生产实际的技术宣传也要注意讲清科学道理。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内容较为广泛，涉及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天文等学科知识，普及的目的是使人民群众接受唯物主义思想，并确实掌握自然发展的规律，进而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例如，以通俗天文知识普及和互助学习为宗旨的大众天文社，经常在各大城市开展天文知识科普活动。1950年后，大众天文社成员分别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广泛开展天文科普演讲，题目包括《漫谈宇宙》《中秋谈月》《认识地球》《别的星球上有生命吗》等，并在各地广播电台进行宣传。1952年，该社还在北京市组织举办了“大众天文知识展览”，专门普及通俗天文知识。

　　工业基础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一些城市科普发生一种偏向，有些工人仅关注自身所在部门的技术学习，而不注意数、理、化等基本科学知识的学习，认为这些东西无补于实际，学不学无所谓。为了纠正这一偏向，自1954年起，全国科普协会加强同各地工会组织的合作，在工人中开展工业基础知识宣传。例如，旅大市科普协会和工会组织为工人群众先后举办了电学、电机、电工、化学、机械力学等讲座。工人们非常欢迎这些知识讲座，将它们称为“社会大学”。工业基础知识的普及，不仅丰富了工人和干部的科学知识，而且坚定了他们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信心。

　　工业生产技术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生产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广大工人和干部掌握工业生产技术知识。很多老工人说：“要提高生产，老经验都搞空了，非学习技术，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向广大工人和干部普及工业生产技术知识成为科普协会最重要的工作。科普内容主要包括工业生产的基本原理、操作方法和应用技术等，同时并解答工作中所碰到的技术问题。如上海市科普协会和五金工会联合为20个国营机器制造业工厂的企业管理干部举办“机器制造厂生产知识讲座”，帮助他们打下钻研业务的基础。许多新由工人提拔或由地方转来的干部，经过一年的学习，听了机械制图基本原理、金属材料、铸工、锻工等7个单元22次讲演以后，提高了业务水平，并能运用这些科学知识解决一些生产上的实际问题。工人和干部对工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如浙江铁路工人金学良参加机械工人速成看图学习班时，每次上课都早到15分钟预习讲义，课堂没听懂的地方就记下来，课后请讲师解答，并和其他工友研究画法。晚上回到宿舍，还要抽出休息时间来复习。

　　劳动保护知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5月至1954年8月底，全国厂矿企业中因工伤亡职工总数高达98.35万人，平均每天因工死亡9人左右，因工受伤600余人。究其原因，主要与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人存在重生产轻安全思想和侥幸心理有关，认为“违反规程可完成任务”“哪有那样巧会碰上事故”。鉴于这一情况，党和政府要求工厂及其工会组织必须加强对工人和干部进行劳动保护政策与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制度等教育。各地科普协会及相关机构按照要求，切实加强工业生产中劳动保护知识的普及，内容包括宣传劳动法规、生产安全规程、防火防爆知识、用电安全等。如广州市工人文化宫特地为工人举办劳动保护知识讲座，主要内容包括工厂安全的重要性、如何降低车间高温、防止工业尘埃侵入肺部、工伤急救等。经过学习，工人们的科学水平和安全意识得到了提高。

　　卫生健康知识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人是最宝贵的资本。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科普将卫生健康知识列为重要内容。一方面，相关单位及组织针对妇女群体，着重开展婚前及孕期卫生、产后护理、婴儿幼童常见的传染病的预防，以及妇婴营养等基本常识的宣传工作；另一方面，面向工人和家属进行住宅环境卫生教育，内容涵盖捕鼠、捉蝇、清除垃圾等，并普及卫生常识。如1950年2月在北京举办的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将“妇幼卫生”作为三大内容之一进行宣传，用模型、图画与实物等具体形式展示了妇女月经卫生、婚前检查、疾病预防、育儿方法等内容。看过预防接种图画后，一位妇女激动地说：“从前每次叫俺们打针，俺大人孩子就躲起来，孩子们总闹病，以后可得打防疫针了。”

　　（四）采取深入人民群众的科普方式

　　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科普局先后邀请社会各界召开7次科普工作座谈会，讨论了科普的对象、方法、组织等问题。其中，提出衡量一切科普方法的基本尺度是“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和照顾他们现有的科学水平”。城市科普根据这一标准，通过运用各种方式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科普工作的普及网，将科普工作发展成“广泛而又深入的群众性的运动”。具体而言，城市科普主要包括以下方式。

　　举办展览会  展览会虽然是临时性的，但能够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科普工作，“能在短时期间吸引大批的观众，所得的教育效果是并不太小的”。新中国成立后，各城市举办了许多科学展览会。到1957年，仅全国科普协会举办的展览就达上万次。其中规模较大的展览有1950年9月在上海市举办的“从猿到人”展览会、1954年4月在辽宁省鞍山市举办的鞍山技术革新展览会、1956年10月在北京市举办的全国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展览会等。展览会内容丰富，形式生动活泼，因而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如“从猿到人”展览会的展品有油画100多幅、照片100多件、墨线画130多件、实物标本250多件等。在展出的27天中，观众总数达40多万人，每天观众都十分拥挤。参观完展览后，很多观众都消除了“盘古开天”“上帝造人”的迷信思想，展览的科普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

　　举行座谈会和讲座  “组织座谈会，是传播经验，提高技术，发挥群众智慧，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组织形式”，也是城市科普的重要手段。当时的座谈会和科学讲演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因为讲演“能够直接面向群众，根据群众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进行宣传”。城市科普讲座的形式多样，系统的和专题的、大型的和小型的都有。据不完全统计，1950—1957年，由科普局和全国科普协会主办的演讲超百万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由多个单位联合主办的大众科学讲座。如1950年4月至1951年2月，由中央人民科学馆筹备处和青年服务部联合举办的大众科学讲座，先后举行了33次，听众达2万余人。1953年以后，为配合工业化建设，全国科普协会及其分会在各大中城市举办了工业化科学知识讲座，受到了工人和干部的热烈欢迎。如1956年6月，在湖北省科普协会举办的工业技术讲座中，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工人迟到或早退，讲座过程中，不仅教室里挤满了人，就是门口窗口也是拥挤不堪。

　　出版科普读物  出版科普读物是新中国城市科普的重要方式之一，主要类别有图书、期刊、报纸上的科学副刊三种。1953年起，科技图书的出版呈繁荣态势。仅1956年全国出版科技图书就达5246种，初版与重版图书印刷总量共计1.41亿册。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图书有《最新晒图晒像法》《机械工人速成看图》等。科技期刊是普及科学知识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期刊数量从1949年的80种发展到1956年的173种，年总印数3035万册。其中，综合类科普期刊有《科学普及通讯》《科学普及工作》《科学大众》等，面向工人群体出版的科普期刊有《机械工人》《生产与技术》等。报纸因其内容的时效性和传播的广泛性而成为城市科普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报纸的科学副刊主要有《文汇报》的“人民科学”、《进步日报》的“大众科学”、《大众日报》的“大众卫生”、《新华日报》的“科学与建设”等。这些科普读物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能够结合各城市实际进行普及和宣传。

　　放映科学教育电影  科学教育电影不仅是电影艺术中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是自然科学研究中一种有力的工具，是一种最通俗生动的宣传工具。新中国成立后，摄制和放映科教电影成为城市科普的重要方式。1952年5月，中央电影局建立科学教育影片创作机构，这一年共拍摄了《郝建秀工作法》《先进砌砖法》等13部影片。1953年2月，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成立后，又陆续拍摄了《水土保持》等9部影片。1954年4月，中央电影局与全国科普协会联合举办第一次“科学教育片展览”，在北京等六大城市举行展览。1956年7月，全国科普协会又举办了第二次“科学教育影片展览”，分三批向更多的城市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科教电影的放映，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如举办科学教育影片展览时，许多影院经常客满。观看后有人说：“这真是很好的自然科学的形象化的课程，又通俗，又生动，增加了不少知识”。观众们纷纷写信寄给制作和发行科学教育电影的部门，既讲述了自己的观感，又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放映幻灯片  相较于电影，幻灯片制作简便，容易掌握，便于普及，能够结合实际，随时反映当地的事物。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各大行政区的文教部门，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从事幻灯放映工作。1949—1953年，全国成立国营的幻灯片和幻灯机制造厂19个，发行的幻灯机4万多架、幻灯片60多万套。其中，发行数最多的科教幻灯片有《走向幸福的道路》《新育儿法》等。为了推动幻灯放映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等省和天津市都举行了幻灯工作训练班，山东、浙江等省和北京、南京两市都举行了幻灯工作座谈会或讨论会。科学幻灯片在城市放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如“沈阳市的文化馆放映‘防止煤气中毒’等幻灯片，到处受到欢迎”。

　　播送科学广播  广播具有传播迅速、覆盖面广、感染力强等特点，是向人民群众宣传科学知识和推广先进经验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科普协会及其分会不断与各地广播电台合作，播送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科学广播。至1956年，已有18个地方科普协会同广播电台联合举办定期性的科学广播。由科普协会和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科学广播，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这类广播的内容以切合群众日常生活的科技常识为主，覆盖医药、化学、天文、水利、生物、工艺、生理、农业等学科，播放语言力求通俗简约，播放频率一般为每星期2—6次，每次时长约15分钟。科学广播的影响范围广泛，如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合办开设的科普节目《自然科学讲座》，系统播报各类自然科学常识。节目播出后，有位陕西听众因听到其中一则治疗眼病的广播，竟千里迢迢从西安赶到北京寻求帮助，足见当时影响范围之大。

　　开办技术学习班  技术学习班是新中国成立后普遍兴起的一种学习形式。由于技术学习班易于建立和领导，因此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提高工人和干部的科学水平，使生产和技术相结合，科普协会同很多厂矿企业和机关单位合作，通过技术学习班向工人和干部宣传科学知识。如1953年，江西省科普协会江西机械厂会员工作组与工会密切合作，在厂内举办了算术速成班，在厂外举办了车工、钳工、修理等技术学习班。此类业余技术学习班能够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设置课程，因而它“实际是一种半正规的业余学校”。工人和干部对业余学习班的兴致很高，如天津国棉四厂在1956年“６月中旬至７月中旬的一个月内进行了先进经验交流会、技术学习、自然科学讲演等二十多次，这个厂电动部全体工人参加了技术学习班，他们说：‘每一次讲课讲两堂，每堂五十分钟，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时间太短。’”工人和干部深知实践经验必须与理论知识相结合，才能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

　　1949—1958年城市科普针对不同对象，以分层次、多样化的形式展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此后科普工作的展开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城市科普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科普，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科学知识、提高技术水平、帮助树立唯物主义思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配合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一）坚持党对科普工作的统一领导

　　1951年10月，科普局撤销后，全国科普协会负责组织和推动科普工作的开展。由于科普协会本质上是一个“自愿的、业余的、群众性的组织，而不是一个专业的政府机关”，因而其成立之初“各地科普的工作大都陷于自流状态”。这一问题很快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1953年4月，《指示》明确指出：“科普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应当引起党的重视，党应当建立对于各地科普协会的领导”，并规定：科普总会的主要党员负责干部参加中国科学院党组小组，其工作方针及政治领导由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负责。各地科普分会在政治上由各地党委宣传部负责领导，在行政上由各级政府文委或文教部门管理。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及大城市市委的宣传部应有专人专管或兼管科普分会的工作，与科普分会党委或专职干部中的党员建立经常联系。科普分会中没有党员的，应尽量配备一个党员专职领导干部。到1956年，各地党委已普遍加强对科普协会工作的领导。如浙江等省委向各地党委作了加强领导科普协会工作的布置。安徽、江苏、江西、广东、上海等省市批准了科普协会的全部编制，并为协会增派了一些较强的干部。

　　随着国家建设和科普事业的深入推进，中共中央不仅加强对科普工作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还加强了对各类专门业务的具体指导和帮助。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关于征求〈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意见的报告》，并要求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国家机关各党组注意研究。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对群众性的科学普及工作给以有效的支持”。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后，广大科学界人士热情高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全国总工会、中苏友好协会等纷纷和全国科普协会联合加强科普宣传，极大地推动了科普工作的发展。全国范围内涌现出赵学田、高士其、李元、郭正谊等科普专家。不少城市创办了科普性质的学校，使科普工作从以科普宣传为主，过渡到宣传、培训、试验、研究、总结、推广一起抓的局面。新中国城市科普的发展历程证明：“党组织对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的支持和关怀，是做好科学普及工作的关键。”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使科普工作正确地开展，才能使科普工作做得更多、更好。

　　（二）联系人民群众实际开展科普工作

　　科普工作是一项群众性活动，科普工作者只有密切注意与人民群众相关的问题，并帮助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提高科学在群众中的威望，才能够确立群众对于科学的信仰”。回顾1949—1958年城市科普的实践历程可以发现，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贯彻其工作的一条主线。很多科普活动正是由于密切地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相配合，才取得了良好的科普效果。如哈尔滨机床工人原先工作效率很低，而且由于操作技术不熟练导致事故时常发生。鉴于此，哈尔滨市工业先进经验展览馆举办了“庄铭耕工作法”报告会，向工人进行宣传。听讲的工人掌握这种先进的工作法之后，生产效率平均提高20%，最高的达到21倍。

　　除关注人民群众切身需求之外，科普与人民群众实际密切联系还体现在差异化的科普方式及大众化的科普语言方面。一方面，城市科普针对不同的科普对象采取差异化的宣传方式。如针对具备一定工作经验与文化基础的干部及技术工人，主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开展技术演讲、举办学习班等形式开展科普工作。而针对不识字的人民群众，则主要采取举办展览、播放广播、放映电影及幻灯片等形式进行科普宣传。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科普协会关于加强科学技术宣传工作的联合指示》指出，系统的科学知识讲座对象“一般应以具有相当于高小的文化水平，并有一定实际操作经验的技术工人和新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技术管理干部以及转业干部为主”。此外，科普方式的大众化还体现在采取多种配合群众的方式进行宣传。例如，在1950年举办的首都大众科学讲座中，讲演后放映有关电影和幻灯片，其中，在讲“太阳的光与热”时放映“原子能”和“能量的变换”，讲“化学的应用”时放映“火的化学作用”。在讲解中亦利用仪器、图表等工具进行配合。这些方式很受人民群众欢迎，每次听众达200—1500人。另一方面，语言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也是城市科普取得良好成效的原因之一。很多科普组织在实践中运用了通俗化的语言，使人民群众易于接受。如1950年7月，杭州自然科学讲座广播小组确定的广播原则有：讲稿内容尽量注意结合实际，避免枯燥无味的抽象解释；尽量用通俗口语，范围力求其小；关于统计数字，力求其约数，不求太详，否则听众不易记牢；等等。这种契合人民群众实际的语言，不仅引发了听众的兴趣，而且还让科学知识更易于为听众所接受，进而取得良好的科普效果。

　　（三）结合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进行科普宣传

　　密切结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科学宣传工作的先决条件”。新中国城市科普的大规模展开主要与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有关，代表性科普宣传工作主要有三次：

　　配合抗美援朝的宣传  1950年11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全国科普协会联合发出《抗美援朝宣言》，向全国科学工作者呼吁：“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惜任何牺牲，不怕一切困难，将所有的力量，贡献给祖国，为祖国服务。”随即，各城市掀起了配合抗美援朝的科普热潮。如12月，北京市举办了“东北与朝鲜”展览会，生动地向观众们展示了地缘环境知识与国防科学知识，每日观众多则七八千人，少则二三千人。此类科普宣传，既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意识，又提高了其政治觉悟。

　　配合群众卫生运动的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控制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开展了一系列清洁运动、卫生运动、防疫运动。为了配合这些群众卫生运动，全国科普协会成立时便确定了自身的任务之一是“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1952年，党和政府发动了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科普协会为了配合这一运动，在3个月中动员会员组织了6000多次讲演、80多次展览会，在1952年、1953年两年间，医药卫生知识的讲演都占了50%左右。这些科普宣传，极大地提高了工人和干部的卫生意识。例如，哈尔滨毛织厂工人接受了卫生科普教育后，一下班就清扫，一星期至少洗一次澡，经常拆洗被褥和衣物，并互相督促卫生工作。

　　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宣传  1953年，国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科普重点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展开。尤其是1954年工会和科普协会加强协作后，许多地方连续举办了多场工业科学知识讲座。这些活动对于丰富广大干部和工人的科技知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等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沈阳农业机械厂的技术工人李绍恭过去常想发明机器、改进技术，但画不出草图来。自从他学习了“速成看图法”后，自己一连设计了4套胎具图纸，改进了4套胎具，仅其中改进的24行播种盒和左右胎具，就提高了工作效率133%。可见，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开展的科普宣传，不仅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凸显科普的现实价值，而且为国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运用群众性组织推进科普工作

　　科普局成立后，在面向城市普及科学知识的总方向下，“一面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参加工作，使科学普及工作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一面为展开这一运动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在城市科普中，科普局除了推进上述工作之外，还直接组织和参与了许多科普活动。如1950年2月，组织30多个单位举办北京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2—8月，组织青年服务部、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单位合办大众科学讲座；等等。这些活动推进了城市科普的发展。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发现，“科普工作广泛性、群众性的属性和科普局的行政属性之间存在矛盾”。由于科普的很多工作分散在政府各部门的组织形式里进行着，“文化部门来集中领导这一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随着全国科普协会的成立，科普局于1951年10月正式撤销。

　　全国科普协会一经成立，便积极吸收会员，有步骤地在各地区建立总分会、分会、支会及小组组织，逐步地展开工作。1950—1958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一般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2000个。据11个省、市的统计，至1958年6月底，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有会员、宣传员102.7万余人。这为城市科普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庞大的人才队伍。同时，全国科普协会在各大中城市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至9月，科普协会共开展科普讲演7200余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余次，放映科教电影、幻灯片13万余次，参加人数达10.8亿人次。此外，全国科普协会还成立了科学技术出版社，很多地方科普协会也建立编辑出版机构。截至1958年6月底，出版了全国性通俗科学期刊《学科学》《科学大众》《知识就是力量》等6种。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共出版科普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可以说，新中国城市科普的大部分活动都是由全国科普协会及分会组织和推动的。从科普成效来看，城市科普在整体上达到了全国科普协会成立之初提出的目标要求。事实证明，通过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科普组织取代专门行政机构来推动科普工作的开展，在实践上是可行的，在经验上是值得借鉴的。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