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重要实践，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这场读书活动以青年为对象，持续时间长达七年之久，从最初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到因国民经济困难而受到影响，再到结合毛泽东著作出版掀起高潮，形成了以党委为核心，共青团、工会等团体密切协作的领导机制，同时建立起多层级的指导委员会，通过思想动员、组织动员以及典型引导的动员机制，加强对青年的思想引领。“红旗读书运动”为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对新时代加强青年培养提供了现实启示。

　　［关键词］“红旗读书运动”上海青年        思想教育        组织领导        经验启示

　　

　　青年的教育关乎祖国的前途命运，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共青团）为主要组织机构负责开展各类教育运动，以此来提高青年的思想觉悟，激励青年人健康成长。1959—1966年，上海开展的“红旗读书运动”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为主，是中国共产党加强青年思想教育的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术界对“红旗读书运动”的一些研究散见于地方史志中，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尚付阙如。本文以相关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依据，聚焦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以期对开拓和深化新中国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开展“红旗读书运动”的历史背景

　　1959年上海“红旗读书运动”的发起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诸多因素交织形成的结果。

　　（一）加强政治思想引导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上海人民胜利完成了恢复时期的历史任务，认真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上海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旧社会遗留的腐朽思想并未绝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重镇的上海，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打牢新生人民政权的思想基础，必须要加强政治思想的引领。党领导人民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社会层面上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被提上工作议程。青年是一个思想敏感的社会群体，会因政治上缺乏免疫力而受到腐朽思想的影响。上述特性决定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培养，只能通过长期的思想教育。毛泽东指出：“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方法、压制的方法，那是有害无益的”。读书活动作为一种渐进式的、长期的思想教育形式，无疑是最有效的路径选择。青年求知欲望强，书籍是广大青年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但在新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仍残存着大量不健康甚至有害的书籍，对青年思想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据1957年的一份统计材料显示，“上海解放之后，旧社会给我们遗留下了二千三百五十七个图书租赁摊子，其中一○四个是出租旧小说的。其余都是以出租连环图画为业的。它们在营业最好的夏季，每天能够接触二十余万的读者人次”。但与意识形态教育相关的政治理论书籍却备受冷落。上海市人民图书馆1956年全年借阅图书1354452册次，其中政治理论方面书籍的借阅量只占借阅总册数的0.23%，加上哲学、社会科学、史地类书籍也只占4.53%，比例很低。人们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文艺类图书中，占比高达38.1%，不少青年表示：“政治书枯燥无味、干巴巴的、不值得看”。此外，1958年上海市文化局通过整顿书摊，收缴和收换的坏书据不完全统计达6万余斤之多。这些数据说明当时民众的政治思想倾向急需加以引导。“思想是一切事情的灵魂，青年喜欢读什么书，对什么书有兴趣，对什么书没兴趣，不仅是青年人个人的志趣、爱好，实质上是反映了一定的政治思想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的兴起就是对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回应。

　　（二）改善青年生活空间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旧社会的遗毒仍然存在，特别是有一批流氓阿飞分子活动比较猖獗”。当时，上海青年业余生活枯燥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青年下班后闲着无事，到马路上去数电线木杆、看商店橱窗；有的青年回到宿舍，一不读书，二不看报，谈吃、谈穿。一些工厂职工在描述本单位青年业余生活时说：“业余生活非常无聊枯燥，晚上回到宿舍里没有事就到外面去逛马路，看到好吃的就买一点，经常到月底就向人去借钱，不喜欢逛马路的就在宿舍里读古典小说，经常读到深夜十一点钟左右，到第二天工作打瞌睡，不但影响了别人睡觉，更重要的是影响出工，导致车间干部和师傅意见很大”。这样的业余生活显然不是积极向上的，不仅影响青年人的健康成长，而且埋下危害社会的隐患。现实情况表明，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激发了全国人民投身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但一些青年思想消沉的现象仍然存在，其中个别青年因意志力不强沾染了严重的社会恶习，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些情况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提高青年的思想素质，帮助青年分清是非和加强品德修养，是共青团的根本任务。共青团上海市委从青年的实际出发，开展各种活动从正面引导广大青年奋发向上。而阅读是“没有围墙的大学”，广大青年在读书活动中能够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素质。在此背景下，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应运而生，为青年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积极向上的养料。

　　（三）上海开展“红旗读书运动”的有利条件

　　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始于1959年5月，此时社会上已具备可充分开展读书运动的有利条件。

　　第一，扫盲工作已初见成效，为开展读书运动、对青年进行广泛的思想教育奠定了文化基础。上海市从1950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使众多不识字的人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广大青年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明显提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通过扫盲运动，广大青年不仅掌握了文化知识，还提高了理解和接受能力，已可以从识字阶段提升到接受更高层次的思想教育阶段。

　　第二，工人学哲学小组为开展“红旗读书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基础。发端于上海求新造船厂修造车间的学哲学运动，以自学毛泽东著作的方式迅速引起了其他车间工人的关注并得到工厂领导的重视，此后绝大多数车间纷纷成立了以毛泽东著作为学习中心的哲学学习小组。经过上海市和《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工人学哲学小组，广泛动员工人们读书学习，为“红旗读书运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示范。

　　第三，针对上海青年的“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为“红旗读书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58年3月，上海市发出《关于举办1958年度“鲁迅奖章读书运动”的联合决定》，指出：“凡基层工厂、商店的职工，大、中学校、农村、机关、地区县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均可自愿报名，读完了规定的书籍，经过评比成绩优良，即发给鲁迅奖章。”“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开始于1958年4月，11月结束。活动结束时，全市约有40余万青年参加，建立起300多个读书小组或故事小组。根据共青团上海市委宣传部等部门的调研，通过此次读书活动，青年的阅读倾向已发生显著转变。在“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开展之前，工会和学校图书馆所出借的书籍绝大部分是文学作品，一般占到出借总数的80%以上，其中中外古典文学、旧小说又占50%以上。据国棉九厂工会图书馆统计，1957年出借的政治读物、科学技术读物合计不到20%，开展“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之后，1958年同一时期出借的政治读物所占比例已上升到43.9%；另据第六十七中学的调查，学生阅读政治读物的比例也从0.3%上升为48.18%。“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吸引了众多青年参与读书运动，扭转了过去的不良阅读倾向，为全面开展“红旗读书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要求加强对社会精神层面的思想引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二、“红旗读书运动”的开展过程

　　1959年5月4日，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四部门发出《关于开展“红旗读书运动”的联合决定》，号召开展群众性的、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的读书活动，以提高青年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努力培养其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求凡报名参加读书者应在为期一年的时间内读完规定的书籍并撰写读书心得、参加评比。“红旗读书运动”就此开始，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间长达七年。

　　（一）“红旗读书运动”的广泛开展（1959—1960年）

　　在上海市发出开展“红旗读书运动”的号召后，全市广大青年热情高涨，迅速参与到读书运动中。“红旗读书运动”首先在工厂中推广，到1959年8月，全市已有20万名职工报名参加了读书运动。例如，上海锅炉厂有职工6000人，其中3500多人报名参加读书运动，占全厂人数的58%。国棉九厂有职工8387人，到8月已经有4482人报名，占全厂人数的50%以上。据1959年9月的统计，全市参加“红旗读书运动”的人数超过60万。

　　“红旗读书运动”促进了群众读书风气地增长。经常读书的青年职工比例由此前的20%左右上升到60%左右；学校经常阅读课外读物的学生比例由此前的50%左右普遍上升到90%左右。到1959年底，一般工厂中已有30%左右的职工报名参加读书活动，其中青年职工占70%以上。全市参加“红旗读书运动”的职工达28万余人，建立了1.3万多个读书小组。到1960年，随着读书运动规模的扩大，青年的读书学习自觉性越来越高。据1960年上半年上海市总工会宣传部的不完全统计：“参加读书运动的职工从全年28万人发展到35万人。杨浦区参加‘红旗读书运动’的职工从1959年3.5万人增加到10万人，南市区从1.8万人增加到4.8万多人，辖区内华通开关厂的理论学习小组从15个组150人发展到298个小组4320人，占全厂总人数的89.7%”。这一阶段，青年参加学习的人数激增，阅读范围更加广泛，学习形式也从分散自学发展到有组织地学习，“红旗读书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开展起来。

　　（二）“红旗读书运动”出现波折（1961—1962年）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对“红旗读书运动”的开展造成一定影响。一方面，由于市场物资匮乏，纸张供应紧张，导致图书供不应求的现象十分普遍。1960年，上海出版书籍的种类为4500余种，相较于1957年下降了近1700种。由于图书用纸原料短缺，导致全市多种图书面临脱销断货的困境，各市、县的图书销售网点也大幅度减少。到1961年，全国出版用纸量下降到1957年的水平，图书供需矛盾已达到十分突出的地步，这导致“红旗读书运动”推荐的许多提高青年思想修养的读物，诸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革命文艺图书均严重缺货。面对这一情况，上海市在文化部和教育部的指导下，制定各种措施以保证重点图书的出版发行，同时还在全市多个书店办理图书出租、收售业务。这些举措虽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图书供需矛盾，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市各类图书紧缺的难题。另一方面，1961年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精简机构和职工，1961年初，“上海有三分之一工厂企业被迫停工，还有三分之一的工厂处于半停工状态”。到1962年上海市全民所有制单位共精简职工35.23万人。此外，集体企业也开始大批精简职工。随着1961年和1962年的大规模精简职工，参与“红旗读书运动”的青年人数也迅速下降。

　　（三）“红旗读书运动”掀起高潮（1963—1965年）

　　1963年，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大部分工厂重新开工，职工也能正常上岗生产。这一时期，上海市总工会宣传部在总结前几年“红旗读书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党的中心任务需要，提倡广大职工和青年通过积极阅读党报党刊，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共青团和工会积极推荐阅读书籍，利用忆苦思甜教育和典型人物教育，呼吁青年珍惜现有的学习条件，教育广大青年向雷锋学习，“学习他那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学雷锋运动的开展，为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指明了方向，为“红旗读书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上海市总工会在推荐1963年度“红旗读书运动”书目时，重点推荐了有关雷锋的书籍。

　　从1964年1月开始，随着毛泽东著作的大量出版发行，“红旗读书运动”迎来了高潮期。当年，毛泽东的著作、诗词、语录等先后出版发行。其中，《毛泽东著作选读》发行量巨大，到1965年底，甲乙种本合计印刷近8000万册。这一时期，全国各出版社不仅编选出版了大量毛泽东著作，而且出版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经验与心得等读物。仅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64—1965年间就出版了近10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读物。毛泽东著作及相关读物的大量出版发行，推动了社会各行各业的群众加入读书学习的队伍。至此，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中心内容的“红旗读书运动”达到高潮。

　　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从最初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到因国民经济困难而受到影响，再到结合毛泽东著作出版掀起高潮，党在上海加强思想教育的实践，给予青年以积极的思想引导，反映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的成绩。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上海“红旗读书运动”没有能够正常进行下去。

　　三、“红旗读书运动”的组织机制

　　“红旗读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重要实践，形成了以党委为核心，共青团、工会等团体密切协作的领导机制。同时建立起多层级的指导委员会，通过思想动员、组织动员以及典型引导的动员机制，加强对“红旗读书运动”的领导，充分发动青年参与读书运动，并以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读书运动持续开展。

　　（一）领导机制

　　“红旗读书运动”的开展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为了加强对读书运动的指导，成立了上海市“红旗读书运动”指导委员会，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团市委的领导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上海市“红旗读书运动”指导委员会包括中共上海市委、市总工会、市团委等25个单位，各区、县、直属单位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红旗读书运动”指导委员会或者指导小组。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团委、工会和学生会共同负责，各部门相互协作，加强对读书工作的领导。同时指定专人分管这项工作，经常了解群众的阅读情况，切实帮助解决读书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其中，共青团在推动读书运动开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8年6—8月，共青团中央举行三届三中全会，号召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应自觉地参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同年11月，共青团上海市委召开第二次上海市青年大会，号召广大上海青年读好书，积极参与生产生活。此后，在“红旗读书运动”开展的各个阶段，上海各级共青团组织一直担任着主要推动者的角色，积极组织青年参加读书运动，较好地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

　　（二）动员机制

　　在开展“红旗读书运动”过程中，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各级指导委员会通过多种动员方式对青年进行动员。

　　第一，思想动员。各级指导委员会或指导小组主要通过报纸、展览会、座谈会等媒介和形式进行舆论宣传，以此激励青年参与到读书运动中去。报纸在当时是宣传效力最大的媒介。据统计，这期间《文汇报》对“红旗读书运动”的报道有115篇，《新民晚报》对“红旗读书运动”的报道也达到34篇，其他各大报纸也都对“红旗读书运动”作了大量报道。同时各开展单位也通过召开典型事例座谈会、作品分析座谈会等小组活动的形式丰富读书活动，起到了思想动员的作用。

　　第二，组织动员。上海主要依靠市、区县以及基层单位等各级的共青团、工会、学联、青联等组织具体实施。首先由市“红旗读书运动”指导委员会进行决策部署，然后再由各区、县根据市里的决策安排落实，继而再向工厂、学校传达市“红旗读书运动”指导委员会的相关方针政策，推进各单位贯彻执行。由此，形成了层层有规划、级级有人管的组织机制，覆盖到全市各区县的工厂、学校等单位的广大青年，调动他们积极参与“红旗读书运动”。

　　第三，树立典型。先进模范具有不可估量的组织号召力量，特别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产生于人民群众中的读书榜样对开展读书运动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开展过程中树立了多个先进典型，且有意识地树立过去因受坏书影响而消极度日、在参加读书运动后积极向上的典型人物。如国棉九厂女工周凤娇过去受旧小说和黄色小说的影响较深，劳动观念不强，不安心工作，在参加读书运动后，阅读了《青春之歌》《志愿军英雄传》等革命文艺小说，下定决心与坏书绝交、与好书交友，并主动交出了私藏的黄色小说。此后，她又阅读了包括毛泽东著作在内的140余本红色书籍，撰写读书心得和书评122篇，成为一名热爱劳动、努力学习的积极分子，并在1960年被评为区级“三八”红旗手。“红旗读书运动”在开展过程中通过宣传典型人物，生动地刻画了他们的思想演变过程，用典型榜样带动更多的青年参加读书运动。

　　（三）激励机制

　　从1959年5月开展“红旗读书运动”开始，上海市总工会和共青团上海市委就制定了评比与奖励的政策。评比、奖励不仅可以检阅学习成绩和总结“红旗读书运动”的成果，还可以通过表扬和奖励认真学习的积极分子，鼓舞青年学习热情，推动读书运动持续开展。经过评比，被认定读书成绩良好者，奖给“红旗读书运动”奖章一枚；对组织读书活动成绩良好的基层单位（包括车间、班级、生产队或小组）发给“红旗读书运动”奖状一张；凡是积极参加“红旗读书运动”者，均发给“红旗读书运动”奖励卡一张。奖章、奖状、奖励卡不仅是一种鼓励性措施，更是获奖者的一种荣誉象征。“红旗读书运动”积极分子获得奖章后，不仅能够成为本单位的学习榜样，而且一般都会成为单位的先进个人，进入党组织重点培养对象的范围，此外，还可享受休假疗养的待遇。例如，上海市总工会曾在1960年6月1—7日组织一批“红旗读书运动”积极分子赴杭州休养，以此“表扬先进，交流经验，鼓励职工的学习积极性”。各种举措形成的激励机制，保证了“红旗读书运动”的深入开展。

　　四、“红旗读书运动”的经验启示

　　七年的“红旗读书运动”不仅提高了青年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素养，引领青年的思想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青年的业余生活。在开展“红旗读书运动”前，青年的业余生活枯燥乏味，工作学习之外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荒废的。但在开展“红旗读书运动”后，通过广泛动员，吸引青年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小组，充分利用他们的业余时间来阅读毛泽东著作、政治理论书籍、科学技术书籍及革命文艺书籍，丰富了青年的业余生活。有的青年说：“过去时间无处用，现在时间不够用”，在参加读书运动后，他们一有空就看书，口袋里装上书，甚至下班回家在车子上也要看几页。例如青年俞金根，过去由于工作和升学未落实，生活较单调，空余时间多，常常是睡大觉、逛马路，但参加读书小组后，生活态度变得积极向上，一有时间就看书，写心得，或者到图书馆去当义务服务员。此外，“红旗读书运动”还提升了青年工人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例如，求新造船厂一个弯管小组在读书运动中学习了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困难”“矛盾相互转化”的观点后，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转而在生产上加强创新，使生产指标增加了3倍。又如，国棉七厂李奉兰小组在学习了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矛盾论》以后，小组成员干劲倍增，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一）“红旗读书运动”为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并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开展“红旗读书运动”

　　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红旗读书运动”是一条重要经验。1959年开展的“红旗读书运动”正值党提倡实现手工操作机械化半机械化的技术革命运动时期。上海市红旗读书运动指导委员会紧密配合，对青年进行树立远大志向的教育，向读书小组推荐并组织学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伟大的十年》《展望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工人学习哲学丛书》等书籍。这些书籍对广大青年树立共产主义志向，发扬不断革命、忘我无私的思想品格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成为广大青年大搞技术革命的巨大动力。在经济困难时期，针对部分职工和青年克服困难信心不足，谈吃讲穿之风较盛，不能很好地安排自己的业余生活等问题，共青团上海市委着重推荐了毛泽东的《愚公移山》《将革命进行到底》《怎样对待困难》以及革命文艺书籍《创业史》《苦菜花》等多部与青年修养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这些书籍，激发了青年的革命热情，培养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战胜困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同时，各单位也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有侧重地向广大职工尤其是青年职工推荐与业务相关的书籍。例如，上海市对外贸易局除了推荐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外，还重点推荐了外贸基础知识书目，如《对外贸易实务》《我国对外贸易基本知识》。这样，不仅加强了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而且还提高了广大职工和青年的业务工作水平。

　　2.建设读书辅导阵地，组织读书辅导活动

　　“红旗读书运动”能够开展七年之久，并且每个阶段都能有所收获，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读书辅导工作。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图书馆为中心，各区、县以及基层的文化馆、俱乐部、图书馆都成为读书辅导学习的阵地，有计划地向群众推荐好书，开展形式多样的、为群众所喜爱的读书辅导活动。同时，在没有固定场所的地方建立流动读书辅导站，形成从市级到基层的读书辅导阵地，加强对广大青年的阅读指导工作。这些读书辅导阵地经常举办读书报告会、讲座等活动，交流读书辅导工作经验，推荐优秀读物。各层次的读书辅导活动采取以自学为主、辅导帮助为辅的方式，在青年中开展包括读书讲座、读书晚会、科学晚会、故事朗诵会、学习心得交流会、读书征文、读书问题讨论、图书宣传文艺晚会、专题图书展览等各种生动活泼的读书辅导活动，培养广大青年的阅读兴趣，启发阅读自觉，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3.培养学习骨干，建设理论队伍

　　加强群众中学习骨干的培养教育是“红旗读书运动”能够深入基层并广泛持久开展的充分保证。“红旗读书运动”开展过程中，各级指导委员会根据“自力更生、边学边干”的原则，采取“学”“讲”“写”等实际锻炼与培养训练相结合的办法训练了几万名学习骨干分子，在学校、工厂中都形成了学习骨干分子的队伍，通过组织骨干分子结合生产、学习、生活等实际问题举办读书经验交流会、辅导会，提升广大青年参与读书活动的兴趣和热情。例如，南市区工人讲师团团员在“学”“讲”“写”过程中，政治理论水平、思想觉悟、讲解能力、写作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大多数人担任基层讲师组的组长、副组长；国棉九厂、华通开关厂等都举办了学习小组长短期训练班以迅速培养学习骨干。学习骨干分子被推选为全市开展“红旗读书运动”的先进典范，各单位通过学习他们的经验从而更好地开展本单位的“红旗读书运动”。

　　4.以青年为主体，带动基层群众读书

　　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视学习的优良传统，把这一传统培养成为社会风气是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经验。如果说加强党内学习是党内教育必由路径的话，那么社会教育也必须通过开展学习活动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多次开展读书活动，在学习中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各种问题，以此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同时也为全社会做出了榜样。“红旗读书运动”的特点是在基层社会开展的学习教育活动，以青年为主体，立足基层，对引领社会思想健康发展具有导向性意义。让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党加强上层建筑建设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不做好，党的执政基础就不稳固。广大青年生活、工作在社会基层各个领域，他们的思想动向往往成为基层群众社会存在的晴雨表。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的开展，为党加强基层群众的思想引领创造了很好的方式。

　　（二）对“红旗读书运动”的思考与启示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在青年中组织开展读书活动。1959年3月12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并中共中央提交请示报告，提出结合五四运动40周年纪念，在青年中适当开展阅读有关“五四”的书籍活动，特别是《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按照当地情况开展活动，“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革命传统教育”。同年12月5日，共青团中央向中央报告：“我们已同各地团委议定，决心以不断革命的精神，把已经脱盲的青年广泛地组织起来，继续进行学习。”196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共青团中央和各省市区党委：“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作为党加强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的历史实践，上海开展的“红旗读书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1.坚持党的领导，为青年端正政治方向提供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青年通过读书学习收获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启示我们，正是因为有党的领导，青年读书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才能在实践中指导青年读什么书、怎样读书。目前，中共中央部署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教育（以下简称“四史”学习教育），为当代青年开展读书活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宽阔的学习空间。广大青年要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四史”学习教育，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读书活动，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自我提升。

　　2.形成有效机制，为青年学习成长搭建平台

　　对青年来说，通过读书可以学会如何成长。强烈的求知欲可激发青年的读书热情，但仅凭兴趣读书很容易陷入盲目性，青年读书需要形成有效的引导机制，需要有能依托的良好平台。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时代引领青年正确成长必须在形成有效的学习机制和搭建良好平台上下功夫。

　　3.加强组织力度，为青年积极参与学习活动创造条件

　　青年自主读书的意愿较强。然而，自主读书不等于自发读书，通过有组织的方式开展青年读书活动，有利于把读书的自主性与组织性相结合。要推动当代青年学习的健康发展，既要调动读书的积极性，又要加强组织性，提高青年读书的组织力度。

　　4.丰富学习形式，为青年提高学习兴趣增添动力

　　当今时代，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广大青年在接受新事物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阅读电子书籍为他们汲取知识提供了便利，然而，纸质图书的阅读方式不能因此而丢弃，把电子书籍与纸质书籍的阅读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两种阅读方式的优势互补，有益于青年结合时代的特点提高读书兴趣，在丰富多样的读书形式中取得更大的收获。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这是党中央对广大青年提出的要求。共青团员代表致献词：“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强国”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行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当代中国青年要志存高远，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认认真真地读书，踏踏实实地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增长知识本领，努力把自己锻造成为堪担重任的时代先锋，以优异的成绩、杰出的贡献报效我们的伟大祖国和人民。

　　

　　［作者简介］齐卫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241；刘號，法学硕士，助教，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21013。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