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引导下，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流行。我们所处的实际上是一个科学技术与文化包括大众文化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是科技和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全球化。比如信息技术作为大众文化的技术手段，带来了即时化、程序化、标准化和互动化的大众文化及其交流融合，其主体、传播、接受、产品和市场之间，由于文化、利润和技术的结合而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和知识变成了以公式、广告和二进位数码编制出来的信息代码。信息技术保障文化交流和对话的频繁和迅即，即时通讯工具为不同的文化人群或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商业化和信息化合二为一，而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同时也是信息全球化的写照。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渗入到大众的生活和文化之中。

　　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全球化浪潮下，大众文化可以平和温柔地、潜移默化地而又强制地借助程序化、标准化、齐一化和商业化来加快文化的趋同。在这样的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必然会遭遇一个重大而又致命的时代命题：当前的中国文化包括大众文化究竟是处于文化顺境之中，还是处于文化困境之中？是处于文化攻势之中，还是处于文化守势之中？而回答这个问题，必然需要深刻认识科学技术对于文化包括大众文化的决定性意义。在这中间，充分认识科技在文化包括大众文化发展中的实际状态，充分认识科技作为造成在国际文化竞争中不利格局的根本原因，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这是指导文化包括大众文化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方针，体现了文化包括大众文化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大众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是复杂而又辩证的，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悖论的关系。一方面，以手段、工具和工艺的最优化作为理性最高要求的科技，造成“人造自然”的全球化景观，并且逐渐消除和替代我们所固有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差异。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发展始终伴随着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逻辑，在不断向文化领域推进。自19世纪以来，大众文化就是在科技和商业双重动力下，消解批判和否定向度，带有虚幻性、欺骗性和操纵性，使受众在精神催眠中处于虚幻的满足感和无思想的娱乐之中，从而达到预先策划、设计和计划的社会控制效果。

　　但是，这种关系还具有它的另一方面，即积极的能动的属性和特征，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的文化政治国情，对于领导或主导多元化的大众文化，积极探索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流的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

　　首先，现代科技介入文化之后，引起多重变化诸如技术复制与大众文化生产的关系、文化产品的复制对于大众文化的接受和感知的影响，以及文化和大众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可以通过宏观上或具体的法制性、政策性、计划性和策划性的文化行为或科技行为，实施调节和引导，从而具有积极的、能动的、辩证的属性和特征，或降低、减少大众文化总体上或现象上相对消极的程度或状态。

　　其次，需要强调和确认的是，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存在形态，也有它自身的历史渊源、近现代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换言之，总体上它是一种不容易为人们的意志所转移或遏制的文化形态，它作为自然的历史的社会力量或客观存在在演变和发展，其分化和差异甚至对抗的属性和特征，由于从根本上来自于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群体和群落构成的大众及其欲望和利益，因此也是先天存在的、难以轻易改造和消失的。甚至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大众文化最大的魅力和影响力。而在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科技也只是为它们所用，而不是完全同化它们。

　　第三，大众文化作为产品和服务出现的时候，具有其内化科技含量的精神产品和商业产品的双重属性；而作为文化商品，大众文化交换和流通的不仅仅是财富，而且还是快感及身份认同。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带给大众文化生产、消费、产品和服务的技术物性，这种技术物性的固化紧密联系着日常感性的想象和快感。大众文化的主体还是大众，而大众作为人，不可能在文化娱乐接受中完全转化为技术“物性”；大众文化通过文化复制，塑造程序化、标准化的“人造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类化、标准化感受。但是，我们也不必夸张或迷信这样的标准化，因为大众作为接受主体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被标准化的。何况大众具有反思能力，他们会各取所需，甚至会发生逆向思维或逆反情绪，他们可以在不断的复制化的大众文化接受中，“脱颖而出”，逐步提升文化鉴赏能力。他们可以被动，也可以主动。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根源于此。因此，在认识到科学技术能对全球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全球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刻影响的同时，更应当充分认识到大众基于其不同立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角色意义，这样才能够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在文化全球化中发挥正面的、积极的效用。

　　第四，我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都没有进入世界领先行列，也都不够强大，大众的文化需求远远尚未得到满足，换句话说，由大众文化带来的日常感性和社会文化效益都并非尽如人意，这也是中国一些知识精英的大众文化批判很难理直气壮并且很难获得广泛认同的根本原因之一。需求产生动力，大众文化的极大“刚性”需求，生成了大众文化全面发展的极大动力，它自然转化为提升大众文化的科技含量的巨大动力。

　　第五，科学技术与大众文化生产及其消费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它们堪称互为动力。这样的动力可以用来对于大众文化生产或消费行为进行调节、推动或遏制的规划，也可以对于科学技术实现开发、转移、运用、限制的规划。值得注意的是，传媒作为科技的派生物和延伸物，也积极介入其中。寄生于大众传播技术、复制技术和闲暇时间的大众文化，把文化的非功利性、科技的驱动性与商业的利润性高度结合起来了。

　　以我个人来看，文化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复制发展的历史。从古至今，人类见证了自然复制、手工复制、机械复制、电子复制和信息复制等不同文化复制阶段，并且永无止境。复制堪称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大体而言，复制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提高的阶段性的文化发展历史。不同复制时代，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和作品产品特点。而且，复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众对于文化的参与程度的提高，是大众和文化结合程度的不断扩大。复制也扩大了文化和审美的范围，极大地丰富了新的文化形式和内容。技术理性是具有自律性的，它使得文化和大众文化不至于无法驾驭。技术的操作性，也使它具有工具性，换言之，也就是一个为谁所用的问题。这样的文化趋势，不至于因为技术和复制的失控而失控。至于所谓标准化、程序化、程式化带来伪个性的问题，在我看来，也要放在历史进程中来看待。不同的复制方式，实际上标志着、塑造着不同的文化个性和作品个性。个性在任何一个文化时代，都是张扬的文化特质、精神和符号，也许真伪个性及其价值标准，要放在一定的复制范畴来确定。这样的个性的演变，恐怕要从不断变更的文化主体性来看待，要从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民主性来衡量。这个关系的正确处理是永远重要的文化问题，特别是在当下文化语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