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 全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综合效应之下, 我国社会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世俗化的“意义消解”效应, 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叛逆性与文化个性化, 消费文化兴起所引发的文化商业主义, 构成了当前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突出表现。 

　　1 社会文化生态:文化体系的内在价值结构及其表现形式 

　　社会文化生态一般着眼于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与外部自然界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国外较早提出文化生态概念的是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 (1332—1406) , 他在《历史绪论》一书中曾提出过“文化生态”概念, 强调人类文化与外部环境的联系。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生态学概念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首先提出。他在《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对文化生态学概念的基本内涵进行了详细阐述, 认为生态学的主要意义是对环境的适应, 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主要靠文化的方式来达成。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对自然环境的调适或关系”, 为此就需要考察两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一是“环境的形貌本身”, 二是“包含技术和经济组织的环境开发的文化安排”[1]114。斯图尔德所提出的文化生态概念核心在于考察环境生态条件对于文化形态生成方式的决定性影响, 并利用生态架构为文化进化提供分析的理论基础。在文化生态学的意义上, “文化生态” (或称“文化背景”) 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2]9, 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 人类与文化生态是双向同构关系。文化生态主要包括特定文化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制度环境等三个方面。[2]2-10“文化生态”概念实质上是指孕育文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从孕育文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出发考察文化生态, 固然可以对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进行科学解析, 但无法对特定文化形态的内在结构进行准确把握。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人类对于文化的创造是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特定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们在开发自然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形式, 构成了文化生成的外在约束, 这种客观的外在环境约束决定了不同文化形态的本质属性以及不同文化体系之下人们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同时,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一旦生成就会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保持其相对的稳定性, 其文化的构成要素、内在结构和表现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文化生态概念不仅应该表现一种文化形态形成与发展的自然必然性及其历史逻辑, 也应该反映一定文化形态的结构性特征, 尤其是作为观念形态文化的思想价值结构。 

　　从文化的内涵来看, 文化一般特指精神成果, 即观念形态的文化, 其核心是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在此意义上, 美国学者格尔茨把文化视为“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对文化的分析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 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3]5。文化可以被视作一个包括内核和若干外缘的不定型的整体, 由外而内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几个层次[2]30-31。物态文化与生产力发展联系紧密, 因而变化较快, 而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则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心态文化指的是“精神文化”或“社会意识”范畴, 心态文化既包括社会心理, 也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形态加工的原材料, 对于文化研究具有其特殊意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背景和基础, 社会心理表现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 具有稳定性和顽强的延续性, 被视为文化的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的文化又被称为“隐型文化”, 表现为知识、价值观、态度等。可见, 作为一种精神、观念或心理存在的文化最能体现一种文化形态的本质所在。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 其构成要素包括知识、信仰、风俗、道德等, 但就其内核而言, 则表现为多种价值元素的排列组合。这些价值元素的排列不是杂乱无章的, 而是遵循某种内在逻辑形成的有序的组合形式。这种内在逻辑体现为在文化的演进中总是能够形成某种核心价值, 并从价值核心向外围无限延展, 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价值体系。在此意义上, 文化生态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与相应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内在紧密联系, 以及自然、社会环境对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基本形成以后所稳定呈现出来的内在价值结构及其外在表现形式。因此, 对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生态进行考察, 既要注意给文化变迁带来决定性影响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变革以及社会环境诸因素的改变, 也要分析文化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在价值结构的调整及其文化形式的变化。 

　　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生态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依托中央集权在地域广大的统一国家范围内逐渐形成的。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人口主要居于农村, 大陆型国家的封闭性, 以及中央集权制度的统一性等社会现实, 基本决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生态在政治取向上的专制主义特质、伦理取向上的家国本位主义。由此, 在政治治理实践中会自然形成权力主导下的人治模式, 人们的社会交往也往往以血缘、地域等自然因素为纽带。与此相应, 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会形成“官本位”心理、服从意识, 而独立性与民主法治观念则匮乏。19世纪中叶以来, 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 我国社会文化生态开始了缓慢而复杂的变化。这是因为:一方面, 自然经济的自然演进秩序、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秩序皆被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由地主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以大一统的官僚政治为代表的政治结构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结构组合而成的适应性体系, 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之间相互支撑, 相互作用, 从而保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和稳定性[4]26-28。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受到冲击, 文化系统必然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 面对坚船利炮的殖民入侵,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出现了全面危机。同时, 西方文明以其科技和军事优越性给国人以深刻印象, 悄然重塑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 从而颠覆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结构。20世纪初, 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激进主义口号, 标志着我国传统文化生态的转型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 西方新思潮被大量介绍入中国, “无论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 还是温和的自由主义, 甚至保守的国学思潮, 都可以在中国自由讨论, 互相争鸣”[5]9-10。中国的文化价值结构中,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性价值元素, 各种不同价值导向的文化思潮相继涌现, 从而使我国社会文化生态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之下初步形成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价值多元状态。 

　　新中国建立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和巩固, 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转型进一步加快。由于经济基础的剧烈变迁、制度体系的深刻调整以及相对封闭的国际交往状态, 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思想文化领域居于绝对主导地位, 发挥着引领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同时, 各种非社会主义的价值要素和文化形式逐渐被边缘化, 传统文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趋于式微, 尤其在“文革”十年, 传统文化更是在“破四旧”的名义下被彻底批判和否定。尽管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概括是一个“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问题, 但从历史来看, 对于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生态构成根本性冲击的, 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2 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消费文化: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宏观图示 

　　任何文化形态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成, 并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591。改革开放以后, 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推动和开放市场的形成, 使传统社会文化生态得以生成的自然经济基础被深度解构, 现代性价值元素逐渐形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一种开放而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态逐渐形成。与此同时, 由市场要素的国际流动所推动形成的全球化浪潮迅速改变着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演进的封闭环境, 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增多, 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已成常态, 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自我演进模式逐渐被打破。此外, 现代民主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 构建了与社会文化生态转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所推动的政治结构转型, 彻底打破了专制政体与传统文化的一体化结构。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平等性、竞争性等基本特质相适应, 国家确立了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价值导向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 从而奠定了文化生态转型的社会政治基础。 

　　随着外部环境的深刻转变, 我国社会文化生态也进行着深刻转型,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向。 

　　其一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大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入国内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但对于大众文化的概念界定在学术界一直充满分歧[7]7-17。斯道雷认为, 大众文化既不是大众与文化的简单排列组合, 也不是与高雅文化相区别的“低等文化”或“群氓文化”, 同时也不能将之简单归结为“民间文化”或自上而下灌输的“欺骗性文化”。一个基本的共识是, 大众文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形态, 其深植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壤, 并为普通社会阶层所欢迎。因此, 大众文化是在工业化推动之下与市场化相伴随所形成的一种市民文化, 它借助现代媒体传播技术, 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 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生产, 以满足大众的感性娱乐需要为目标。大众文化产生以来, 对于其价值与意义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取向:持积极肯定评价取向的学者认为大众文化体现了现代文化的真正逻辑, 大众文化借助大众传媒加强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的一体化过程, 大众不再是传统社会中被动的观念接受者;持消极否定评价取向的学者则对大众文化忧心忡忡, 西方文化批评论者视大众文化为“标准文化、程式文化、重复文化和肤浅文化的同义语, 为一种虚假的感官快乐而牺牲了许多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念”[8]20。无论是积极的评价还是消极的评价, 实质上都反映了大众文化崛起并被人们所关注的现实且其作为一种世俗化的文化形式, 对于中国文化生态的转型发挥着重要影响。 

　　其二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增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旨在对抗现代主义文化精英主义的思想观念, 现代主义对与大众有关的一切事物持深刻的怀疑态度, 这招致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批判。后现代主义强调“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界限日益变得毫无意义[7]222。利奥塔在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一书中首次将“后现代主义”表述应用于学术研究领域。他认为, “后现代状况”指的是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知识地位的危机, 具体体现为“对宏大叙事的怀疑”, 以及“宏大叙事合法性机制的衰落”。“宏大叙事”是一种同化性力量, 能够将异质性话语纳入秩序范畴并对其“论资排辈”, 对于反抗的话语则以“普遍规律”和“总体目标”之名坚决予以涤除, 这种“宏大叙事”的“普适性”框架在利奥塔看来已经土崩瓦解, 正为人们所抛弃。因此, 后现代主义普遍被视为开启了一个文化多元、尊重差异的新时代[7]222。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正日益引起不同国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评判也引发了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各学科的深入论争。从积极的意义来看, 后现代主义“通过对语言解拆和对逻辑、理性与秩序的亵渎, 使现代文明秩序的权力话语和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神话归于失效”[9]2, 但同时其消极效应也是明显的, “当后现代主义思潮粗暴地将这一切横扫整个文化领域时”, “弥漫周遭的虚无主义浸渍了人类精神领域”, “人类对真理、良善、正义的追求不断被语言所消解, 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消泯于话语的操作之中”[9]2。后现代主义在我国影响力的持续增强, 深刻反映了在人们的思想深层所具有的解构传统、消解意义、蔑视权威的文化叛逆性, 这构成了我国社会文化生态转型的鲜明特征。 

　　其三是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消费文化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 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文化现象。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是最早论及消费社会以及消费文化概念的学者之一, 在他看来, “人们周围正出现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 “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0]1、6。消费文化是一种在消费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 体现为消费主义的形成。把握消费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具体的需求之类的概念出发, 而应从消费对象所代表的一种不断变动的符号象征关系体系出发进行解释, 这种符号象征体系具有一种激发人们欲望的永恒能量, 从而使人们从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转变为满足欲望的需求, 使人们由过去为满足自身需要的消费转向了满足欲望的消费[13]。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观的核心在于与传统消费相区别的“符号”消费, 即不是为了需要满足而进行消费, 而是为了欲望宣泄才进行消费, 这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存在的崇尚节俭、努力工作的清教伦理带来巨大冲击。于是,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 “消费先行于积累”的新道德观挑战了传统道德观。当前我国已经步入消费社会, 消费文化所倡导的欲望宣泄式的消费观正持续消解着勤俭、节约等传统价值观, 物欲主义的膨胀使人们沉湎于感官体验和欲望满足, 精神生活的虚无化、泡沫化和碎片化腐蚀着人的精神意志, 社会奢靡之风的蔓延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态度有使整个社会道德堕落、民族精神沉沦的危险。 

　　可见, 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生态正处于深刻而复杂的转型过程中, 这种转型一方面体现在文化生成的外在环境的巨大变化, 包括经济基础的调整、制度体系的改革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等, 对于文化生态的转型有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文化体系的内在价值结构及其外在表现形式的过渡性特质。就其内在价值结构来说, 当前的社会文化生态鲜明地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价值多元特征, 相应的, 其外在表现形式则体现为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并存。改革开放以来, 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现代性的觉醒, 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价值理念已经植入人们的思想深处, 成为普遍的社会精神要素和人们共同的价值追求。但与此同时, 传统的价值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并在现实生活中时隐时现的发挥着价值规范的作用, 人们的言行举止还难以彻底摆脱传统道德的内在约束。 

　　为了迎接现代性的到来, 人们总是习惯于否定传统的价值, 但又很快发现, 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与传统彻底告别, 传统价值的影响无所不在, 于是人们又困惑于如何比较和鉴别传统价值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因此, 在传统与现代的价值交融与冲突中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选择, 从而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系统中形成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共存的格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交锋、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碰撞、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鸣、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此长彼消、消费文化的流行与批判, 构成了社会文化生态转型期的总体景观。 

　　3 社会文化生态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意义消解与信仰危机 

　　社会文化生态对于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深层文化心理发挥着巨大影响, 因此, 就国家意识形态来说, 其所实现的对于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塑造必然受到当前社会文化生态的制约。在我国社会文化生态转型背景下, 文化世俗化、个性化与商品化以及相应形成的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 使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深刻挑战。 

　　首先, 市场经济推动之下所形成的文化世俗化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意义消解”的难题, 大众文化的崛起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融入面临挑战。 

　　文化世俗化使得人们陶醉于此岸世界的现实物质生活, 越来越缺乏对于彼岸世界的意义追问与价值关怀。但缺乏终极关怀的人的存在是一种有缺陷的存在, 隐藏着深刻的精神危机。缺乏终极关怀的人们灵魂无处安顿, 价值迷失所带来的信仰危机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 因为“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 就根本无法存在”[12]524。正如贝尔所认为的那样:“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 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 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 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13]179 

　　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尽享日益丰富的物质成果的同时, 由于意义世界的沦陷, 整个社会陷于价值迷失的境地, 道德失范、精神空虚、物欲横流和理想主义的坠落成为当前最鲜明的文化景观, 从而使整个社会发展陷入畸形境地。在“意义缺失”的文化生态条件下, 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所进行的价值观塑造失去了精神依托,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美好制度理想的内在价值意蕴因为缺乏社会“心灵感应”也难以普获认同。一旦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最终成为没有灵魂的理论说教, 就会尽失其价值旨趣, 成为毫无意义的话语游戏。因此, 重建终极关怀具有重要意义。“重建起来的中国终极关怀, 必须具有既适应现代化又超越现代化的特质, 它要既能够为自由、理性、法治提供价值层面的合法性基础, 又能够展现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 控制现代化发展的走向。”[5]200也就是说, 终极关怀的重建一方面要立足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 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 另一方面也要寻找和挖掘传统文化的积极资源, 充分体现自身的民族特性。 

　　大众文化是文化世俗化的伴生物。作为文化世俗化的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的崛起一方面适应了市场化条件下人们释放感官享受的精神需要, 同时, 现代工业体系、现代传媒技术以及智能化、标准化生产模式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支持, 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也为大众文化生产提供了充足动力。因而在一定意义上, 大众文化的出现丰富了人的生活世界, 体现了人的自由解放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 大众文化的功利主义、娱乐主义导向, 容易使人们停留在文化表层而缺乏深度文化反思, 纵情于感官享受而导致精神世界的虚无化。 

　　全球化条件下, 大众文化的崛起也为西方国家实施意识形态渗透与文化霸权提供了机会。西方国家往往通过大众文化渠道, 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理念、生活方式等渗透到我国社会民众中去, 潜移默化地使人们在思想深处对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产生认同感, 进而形成背离本国文化传统的价值追求和心理特征, 从而在根本上抽离政治认同的价值根基[14]169。大众文化指向对象主要为社会大众, 大众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的潜在性、数量的巨大性、影响的深远性等特征, 决定了通过大众文化途径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更易于逃脱国家审查和监管, 并且能够发挥出长远影响, 从而使得大众文化成为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施效果。 

　　其次,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文化个性化的冲击,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叛逆性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认同建构。 

　　市场经济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深刻影响在于个体意识的觉醒。这种个体意识一方面表现为市场竞争塑造的强烈的利益观念, 即以个体利益的争取和满足作为个人思想与行为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思想选择的个性化趋向, 即人们思想意识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与差异性特征越发明显。市场化条件下, 利益的分化不断加深, 不同的社会阶层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 会相应形成不同的价值观, 从而造成各种非主流文化的不断涌现。非主流文化所具有的叛逆性特质, 不断冲击和解构了主流文化的存在意义与价值, 使转型期的社会文化生态呈现出价值多元的特征。在此背景下, 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凝聚、价值整合等现实功能与效应受到强烈冲击, 文化个性化所张扬的多元价值取向不断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威性与思想号召力。 

　　文化个性化的孕育之下, 后现代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后现代主义倾向于打破知识精英的话语垄断, 突破独断论的任何思想禁区和定于一尊的价值倾向, 主张人们的思想探索可以不受限制的达至任何精神领域, 体现出鲜明的文化叛逆性, 从而使“否定主流”“蔑视权威”成为一种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心理, 深度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认同。这给试图以一元整合多元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深刻挑战。 

　　第三, 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受到文化商业主义的负面影响, 消费文化的兴起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 

　　消费社会的到来, 使逐利性的商业动机和竞争性市场机制进一步扩张并向社会所有领域蔓延, 由此促进了文化与商业的融合。市场经济条件下, 文化产业化的狂飙突进使得契合市场需要的文化产品盛行一时, 因而满足人的感官享受的娱乐文化大行其道, 严肃的文化创作遭受市场冷遇而步履维艰。这导致文化作为知识生产、道德涵养和教化育人的正向功能被弱化, 同时, 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出现的涉黄涉暴等低质文化扭曲了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导向。在网络文化领域, 为了迎合人的猎奇心理和逆反性认知心态, 通过聚焦负面新闻、放大社会消极面现象以增加点击率并形成轰动效应已成为“网络经济学”的通行法则, 这加剧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混乱。 

　　文化商业主义的盛行, 本质上反映了市场化条件下经济理性向文化领域渗透、扩张并逐渐形成主导作用的现实。经济理性泛滥并主导文化领域之后, 就会形成以盈利为目标的文化生产模式, 会进一步向人的生活世界的所有方面辐射、延伸, 使经济理性成为人们选择和决定一切事情的唯一依据。这反映到消费观念的革新上就表现为消费文化的崛起。消费文化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物欲主义”的精神释放, 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充分激发了人们的消费欲望, 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享受程度。但消费欲望的过度膨胀也导致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沉沦和道德伦理的异化, 黄赌毒现象的泛滥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形成都在昭示消费文化背后所折射出来的负效应。因此, 经济理性的肆意扩张、文化商业主义的盛行将会最终带来普遍的信仰危机。信仰是人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 信仰危机标志着人的精神追求的弱化、对于崇高价值信念追求的匮乏。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来说, 通过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和普及以达到塑造人们信仰的目标是其本质所在, 显然, 文化商业主义所显示出来的信仰危机, 预示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还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社会文化生态变迁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世俗化、个性化、商业化以及随之出现的“意义消解”“价值多元”与“信仰危机”效应,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需要对当前社会文化生态进行全面调适, 这有赖于完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有益文化的价值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试图实现这种价值整合的初步尝试, 但要完成这种价值整合,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领域落地生根, 真正进入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使之成为人们稳定而持久的价值信念, 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1]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M].应贵, 郑美能, 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2]冯天瑜, 何晓明, 周积明.中华文化史 (上)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3]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4]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5]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7.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7]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第5版) [M].常江,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8]陆扬, 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9]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0]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 全志钢,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1]陈昕.消费文化:鲍德里亚如是说[J].读书, 1999 (8) :150-155. 

　　[12]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 (下) [M].董国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 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14]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