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艺的启航：基于第一次文代会的历史考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标志着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华北解放区的大批文艺工作者随部队进城，原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进步文艺人士相继来到北平，200多名文艺界人士也于3月中旬从香港到达北平［1］。与此同时，部队文艺工作者大量增加[当时，人民解放军招收了大量平津地区的学生入伍，还有高校分配的学员，再加上地方军区文艺单位调来的文艺骨干，使得入城部队的文工团、宣传队大为充实。]，军民联欢的文艺演出活动在北平迅速而热烈地开展起来。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倡议召开一个文艺大会，把分散的文艺力量团结在一起，并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目前，学界关于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其关注焦点多为第一次文代会对中国当代文学形态和文学体制的影响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斯炎伟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本朝的《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黄发有的《〈文艺报〉试刊与第一次文代会》，《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王秀涛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示范——第一次文代会招待演出考论》，《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等等。]国史领域关于第一次文代会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在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尝试对中国共产党在倡议召开第一次文代会过程中所发挥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作用进行一些探讨，以期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委员会的推选 

　　由合适的人选组成筹备委员会是顺利开展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工作的前提。194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文协筹备会的通知》。该通知主要是指示华北文协[华北文协于1948年8月8日由晋察冀边区文联和晋冀鲁豫文联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合并成立。]与全国文协[全国文协即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湖北省武汉市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10月21日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联名发起会议，筹备新的全国文协大会，“大致拟定参加此项会议的人数（不要多）及主要的人选”［2］。全国文协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分会遍布全国各地，在广泛联系爱国文艺人士和鼓舞军民团结抗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该协会共有理事45人，大多数为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进步文艺人士，如通知中提到的已经到达解放区的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田汉、洪深、胡风等人和正在约请中的曹禺、巴金等人。［2］该通知还提到了“各解放区文协”和“新的全国文协”。“各解放区文协”是指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五大解放区已经成立或尚在成立中的文艺界协会。其中，华北文协聚集了大批从解放区和国统区汇聚而来的文艺界人士。“据粗略估计，1948~1949年，云集石家庄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近千人之多，其中驰誉中国文坛的佼佼者就有100多位”。［4］“新的全国文协”是指拟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文联）。 

　　1949年3月5日，周扬致电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提出由华北文协及原全国文协在北平的理事举行联席会议，发起并产生筹备委员会，并拟出了筹备委员会名单，茅盾为主任，周扬、沙可夫为副主任。［2］（p.2）9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扬，要其“与罗迈[ 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党外人士从长计议，再行商定，务使各方均感满意，以利团结”。［2］（p.3）同日，周扬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及陆定一，表示上次电报发出后又与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等人进行了磋商，他根据商议情况重拟了一份由19人组成的筹委会名单，并提出了第一次文代会召开的初步方案，同时，周扬强调：“筹委会正副主任委员人选，未便与他们交换意见。前电所提当否，请一并考虑示知”。16日，中共中央再次复电周扬，提出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人选“以郭、茅、周扬三人担任为宜”［2］（pp.4~6）。 

　　对于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人选，中共中央有较为周全而长远的考虑。皖南事变后，在同国民党分裂倒退和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中共中央肯定了“郭沫若在进步文化队伍中领军人物的地位”［5］。1941年11月16日，周恩来亲自撰写了《我要说的话》刊载在重庆《新华日报》头版。文章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6］中共中央充分考虑了郭沫若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为党做出的重要贡献，因此推举其为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两位副主任分别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比全部由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干部担任副主任更具有代表性。 

　　中共中央对筹备委员会委员的专业领域也有充分考虑，在1949年3月16日给周扬的复电中就提出：“文协筹委会十九人名单同意。但其中无电影及新派画家代表。请考虑增加袁牧之、叶浅予、欧阳予倩、赵树理、古元等二十四人”。［2］（p.6）这就尽可能地将各个领域的代表都汇聚到筹备委员会中，从而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团结和动员能力。 

　　1949年3月22日，全国文协在北平的“总会理监事及华北文协理事”在北京饭店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新的全国性文艺界组织，参会文艺界人士一致表示赞成，当场推选了由37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并选举郭沫若为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为副主任。［7］筹备委员会后来又增加到42人，其中常务委员为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沙可夫、艾青、李广田7人，沙可夫为秘书长，［8］黄药眠、陈企霞、沈图为副秘书长。［9］由此，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了第一次文代会的实际筹备工作。中共中央在3月16日给周扬的复电中还特别强调：“与文艺界人物来往，要采取坦白诚恳态度，如正副主任委员人选问题，必须与他们交换意见。其他各项亦然。在开会之前，要多花时间与各方作幕后协商，商妥后再开会通过”。［2］（pp.6~7）从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委员会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 

　　二、文代会党组的成立及其领导作用 

　　在非党文艺团体的会员代表大会及其领导机构中成立党组，是中国共产党为充分发挥党员在非党文艺团体领导机构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加强党的影响、贯彻党的政策而做出的规定。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以下简称《党章》）中专门设有“党团”[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将“党团”改称“党组”。]一章，其中规定：“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党团选举党团干事会”、“党团所在组织中各项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先经党团会议或党团干事会之讨论”。［10］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党团就在该组织中为传播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进步文艺作品发挥过重要的领导作用，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钱杏邨[钱杏邨（1900~1977年），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文艺理论家。笔名阿英。第一次文代会后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会委员、指导部副部长，并任天津市文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北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秘书长等。参见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第6册，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35~438页。]、叶林、周扬等先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11］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的过程中，文代会党组干事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党组干事会成员由文代会筹备委员会中的16位党员、5个解放区代表团的5位党组负责人和部队代表团的2位党组负责人组成，共计23人。其中，周扬任党组干事会书记，常委有周扬、沙可夫、丁玲、柯仲平、周文、何其芳、冯乃超7人，陈企霞任秘书。［2］（pp.8~9）党组干事会主要负责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落实到大会主题报告的起草、作品选评、会议期间的演出和展览、组织宣传等各项关乎文艺方向的具体工作中。 

　　在文代会筹备期间，周恩来亲自指导了文代会党组的工作，并反复强调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49年5月13日晚，周恩来约请周扬、茅盾、萨空了、胡愈之、袁牧之、钱杏邨、郑振铎、潘汉年、许涤新、夏衍等文代会党组成员和文艺界、新闻界知名人士座谈。在谈到关于举办第一次文代会的方针和主旨时，周恩来指出：“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不只解放区和大后方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过去不问政治的文艺工作者要团结，甚至对反对过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只要现在不反共，也要团结。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文艺工作者，我们都要团结、争取。这只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还说：上海有许多专家学者和全国闻名的艺术家，你们到上海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总的一句话，要团结，要安定”。［12］据钱杏邨日记记载，这次座谈从晚10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3时。［13］会后，文代会党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召开党组会议集体讨论并形成了一致意见。6月22日，文代会党组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一致同意此次大会应是一个团结大会。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共同原则下，团结一切爱国的民主的文艺工作者，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即毛泽东文艺方向的领导下，容许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各种不同的艺术倾向”，并提出“大会必须着重宣传毛主席文艺方向，要通过各种实例进行宣传”。［2］（p.10）由此可以看出，第一次文代会方针明确提出了团结和争取文艺力量的范围及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思想引领。 

　　此外，文代会党组还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集体议决。6月24日，文代会党组召开了讨论大会主席团名单、各代表团组织、全国文联章程草案等问题的会议。［13］周扬等人于26日晚向周恩来汇报，从晚9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4时。［14］由于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工作中的各项重要事宜得到了认真落实。关于各代表团的人数比例问题，文代会党组在筹备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并做出相应调整。当时，野战军因为有作战行动而不便派代表参会，代表人数仅占8.02%，对此，文代会党组向中央请示在野战军派来演出的剧团和各军区中选出一些代表。［2］（p.9）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时，部队代表团人数为99人，占代表总数的12.02%，［8］（pp.556~557）从而使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性得到体现。可以说，文代会党组作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核心，在大会筹备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文艺工作者的交流与文艺演出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各路文艺队伍基本处于分割隔绝状态，彼此之间难有思想沟通和创作交流的机会。文代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张庚曾回忆：“开这个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长期在解放区工作的是一部分，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又是一部分。这些人过去当然也有许多是互相认识的，但也有七八年不见面了，各人做的工作也不一样了——国统区的工作和解放区的工作完全不一样，因此这两家这次见面，党提出的口号是：大家互相团结，共同来为新中国的文艺发展尽力”。［15］不仅国统区的进步文艺人士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彼此知之甚少，各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之间也同样如此。据部队代表团成员胡可记述：“譬如我身处晋察冀解放区，就不太了解山东地区有多少剧社和戏剧作品，作为八路军，我也不知道南方新四军的文艺动向”。［16］因此，文艺工作者的交流和文艺演出活动成为第一次文代会议程之外的重要内容。 

　　大会安排了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队伍的合作演出，以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如《黄河大合唱》的指挥小组就是由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指挥家共同组成。来自国统区的指挥家严良堃在回忆文章中生动地记述了当时排练磨合的过程：“在一次排练中，首席定音之后，有一位吹黑管的同志说音准太高，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两人为此争执不下，最后首席竟被气得夹着提琴就走了。我只好从中调解，化解两人的误会，最终由来自两个区的乐队协同努力，将《黄河大合唱》完美地呈现出来，展现了一派团结奋进、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6］（p.116） 

　　在加深创作交流的同时，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交流也在不断深入。在大会筹备、召开过程中，《文艺报》作为第一次文代会的会刊试刊出版了13期，刊发了大量介绍各地文艺创作活动和实践经验的文章，并鼓励文艺工作者对全国文联相关问题进行商讨。[《文艺报》的《发刊词》提出，《文艺报》除了作为“交流经验，交换意见，报道各地文学艺术活动的情况，反映群众意见的工具”，还希望能做到三件事：一是随时报道文代会筹备委员会工作进展；二是征求并发表关于全国文联的任务、组织、工作方式、会员成分等问题的意见；三是推荐近五六年来优秀的文艺作品。参见《发刊词》，《文艺报》1949年5月4日。]第一次文代会成功召开之后，《文艺报》正式创刊。1949年9月25日，茅盾在《文艺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一致的要求和愿望》一文，系统总结了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大会提案委员会归纳整理的几百件提案所反映出的思想认识和基本共识，归纳起来即：“‘第一，是加强理论学习’；‘第二，是加强创作活动’；‘第三，是加强文艺的组织工作’；‘第四，继续对封建文艺以及买办文艺、帝国主义文艺展开顽强的斗争’”。［17］可见，创作交流和对文艺组织工作的探讨对于促进文艺工作者加强思想共识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此外，通过演出活动展现解放区文艺的吸引力也是第一次文代会引领文艺方向的重要方式。1949年6月28日至7月28日，有35个文艺团体演出了戏剧、舞蹈、杂技，14个音乐团体连续举行了4场演奏会，还放映了15部电影。［8］（p.127）演出队伍主要为各野战军、军区、地方文艺工作团体等，演出人员达2000余人。［18］文艺演出的节目大多为表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优秀作品，如歌剧《白毛女》、《刘胡兰》，戏剧《保卫工厂》、《炮弹是怎么造成的》，合唱《工人阶级前进》、《工人阶级万岁》、《新中国颂》，管弦乐《新中国青年》、《人民的西北》等。从法国留学回国的上海代表周小燕深受文艺节目的感染，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看歌剧《白毛女》时我是一边看一边哭，在眼泪中度过的，感动得不得了。我感觉革命文艺队伍很强大，有很多杰出的人才”，“第一次文代会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通过这次会议找到了自己‘为人民歌唱’‘为人民教育歌唱家’的终身努力方向”。［16］（pp.47,49）与此同时，大会期间还展览了1905件美术作品、750件戏剧音乐资料和六七百件文学资料。［8］（pp.127~128）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均领到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地展现了解放区历年来尤其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剧本、诗歌等，［19］为代表们学习如何在创作中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四、毛泽东文艺方向指导地位的奠定 

　　1949年6月30日上午8时举行了第一次文代会预备会议，通过了大会全体代表名单和大会主席团名单等8项议题。大会代表共计753人（大会开幕后增加到824人）。大会主席团由99人组成，其中常务主席团成员为丁玲、田汉、李伯钊、钱杏邨、沙可夫、周扬、茅盾、洪深、柯仲平、郭沫若、曹靖华、阳翰笙、张致祥、冯雪峰、郑振铎、刘芝明、欧阳予倩17人。郭沫若为大会主席团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总主席。［8］（pp.126,559~560）大会领导机构确立后，随即召开了大会主席团会议和大会主席团常委会议，至下午3时半左右会议结束，紧接着召开了大会党员代表会议，周扬在会上做报告。据党员代表王林在日记中记载，周扬的报告核心是向全体党员代表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在团结问题上要求党员继续做工作；二是要坚持毛泽东文艺方向的宣传教育。关于第二个问题，周扬要求：“着重宣传毛主席文艺方向，吸引他们接近工农兵方向。领导谁不是向谁要东西，而是给他们东西——方向”。［20］这就明确规定了党员代表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提出了要积极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要求。 

　　经过3个月的筹备，7月2~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7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共中央致大会的贺电。这封贺电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体现出他对大会的高度重视。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贺电原件上，可以看到大段经过仔细修改的内容。［21］毛泽东改写的内容正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必须向文艺界讲清楚的根本问题。第一，关于文艺界生存发展的政治前提。贺电言简意赅地指出：“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团结，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第二，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根本任务。“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22］6日下午2点，周恩来做政治报告。报告涉及文艺方面的6个问题：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文艺界要有全局观念的问题、成立全国文联组织的问题。［23］这6个问题具体地讲明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全国文联的领导职能。在报告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来到会场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据华中解放区代表团代表李蕤回忆：“他的讲话简短有力：‘我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就有理由欢迎你们！’他的这句话，引起全场代表暴风雨般的掌声。正因为短，这几句话便落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一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不能忘记”。［24］无论是在中共中央的贺电、周恩来的政治报告还是毛泽东的讲话中，“人民”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这体现出新中国文艺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 

　　7月3日，郭沫若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为题做总报告。总报告深刻分析了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路线斗争的实质：“中国文艺界的主要论争是存在于这样两条路线之间：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斗争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完全破产，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国资产阶级虽然也想在文艺上争取领导，但因为他们不能和人民结合，也就没有争取到的可能”，“任何文艺工作者如果不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努力就毫无结果”。［25］这就进一步深刻阐释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正确性。在此基础上，总报告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队伍的具体任务，并真诚呼吁文艺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相结合，完成用文艺吸引和教育人民的历史使命。7月4日和5日，茅盾、周扬分别做的报告也先后清晰地阐释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指导作用。茅盾指出：“曾经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坚持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的朋友们，现在应抱定最坚强的决心和勇气，在毛主席领导下和老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共同担负起新时代所给予的新任务，努力参与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26］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伟大的开始》的报告中提出：“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以来，最近七八年间，解放区的文艺面貌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的面貌已经有了根本改变，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全部经验证明了毛主席文艺新方向的完全正确。”［27］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做了题为《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的报告，总结了部队文艺工作的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它是有党的坚强领导；第二，它是完全从实际出发，服务于群众，服务于战斗的需要；第三，它是广大群众性的，内容生动丰富”。［28］19日，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招待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演出的各文艺工作团体的会上，周恩来强调：“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下旧的落后的东西必然要趋于没落，人民需要新的东西，所以旧文艺工作者应当努力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有远大的前途”。陆定一号召文艺工作者“对文艺的普及工作要更加努力发展，同时注意在思想上提高自己，并帮助改造旧文艺，团结学习为人民服务”。傅钟指出：“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主要是普及、与群众结合一起才能提高”。［18］ 

　　会议期间，代表们真诚而热烈地交换着思想感受。据华中解放区代表团团长于黑丁回忆：“代表们群情激昂，盛况空前。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的政治报告、朱德的讲话和郭沫若、茅盾、周扬的报告，博得全场代表们的热烈的掌声。当时李蕤同志坐在我的旁边，他把记得密密麻麻的日记本往膝盖上一放，侧过脸来，激动地对我说，这几个讲话和报告，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很值得认真学习和思考”。［29］第一次文代会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报告深深地触动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为奠定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全国文联的成立 

　　第一次文代会的前半程主要是解决思想领导的问题，后半程主要是解决组织领导的问题。7月8日，大会主席团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按文学、戏剧、美术、电影、音乐、舞蹈、旧剧、曲艺7个小组分别召集会议，商讨组建文艺各部门协会的方案。14日，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和《全国文联委员会选举条例》。［8］（p.135）章程规定，全国文联为全国各文学艺术团体的联合组织，其宗旨是“团结一切爱国的、民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文学艺术而奋斗”。［8］（p.572）全国文联采取团体会员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全国文学艺术界大会为全国文联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国文学艺术界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委员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会务。常务委员会设立正、副秘书长，帮助正、副主席处理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下设各部处，其组织章程由常务委员会制定。［8］（pp.574~577）这就明确了全国文联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制度等重要问题。 

　　7月15~17日，各代表团讨论全国文联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酝酿各协会组织问题，通过全国文联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并举行投票选举。19日，全国文联委员会委员名单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共计87人，另有候补委员26人。郭沫若任全国文联主席，茅盾、周扬任副主席。常务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曹禺、沙可夫、赵树理、袁牧之、田汉、夏衍、萧三、欧阳予倩、阳翰笙、柯仲平、郑振铎、马思聪、李伯钊、洪深、徐悲鸿、刘芝明、张志祥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为沙可夫，副秘书长为黄药眠、周巍峙。全国文联机关设有4个机构：联络部负责人为萧三、冯乃超、叶浅予；编辑部负责人为丁玲、曹禺、何其芳；福利部负责人为郑振铎、阳翰笙、江丰；指导部负责人为柯仲平、张致祥、钱杏邨。［8］（pp.572,579~580）这就正式确定了全国文联的组织体系和领导结构。 

　　在全国文联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7个全国性文艺协会，即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49年10月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这些协会成为全国文联的团体会员。全国各省市文联也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国文联。［9］（p.57）当时，全国文联与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合署办公，在编人员共有128人。［30］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为茅盾，副主席为丁玲、柯仲平。丁玲为党组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30］（p.205）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试刊的《文艺报》正式成为全国文联的机关报。 

　　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后，全国文联领导各文艺协会的政治学习与创作活动，并联络、协调、指导省级文联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后，全国文联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文联），主要职能从组织领导文艺界的具体工作转为在政治上发挥团结、联系文艺界的桥梁纽带作用。 

　　总而言之，第一次文代会作为新中国文艺界第一次大团结、大会师的盛会，开启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新纪元。这次大会的成功召开，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积累了三条主要经验：第一，必须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尤其要发挥党组在非党文艺组织中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重要作用。第二，要帮助文艺工作者把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性落实到文艺创作中去，对优秀文艺作品的宣传和展示有利于形成积极的示范效应。第三，要始终重视文艺队伍的团结问题，积极发挥中国文联等群团组织在广泛联系和紧密团结文艺工作者方面的独特优势。这些宝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思想的组成部分，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引文献］ 

　　［1］李伟江：《冯乃超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268页。 

　　［4］石家庄市政协：《转折：1947石家庄》，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364页。 

　　［5］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6］《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59~760页。 

　　［7］《重建全国文艺组织 将召开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 推选郭沫若等为筹备委员》，《人民日报》1949年3月25日。 

　　［8］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125~126页。 

　　［9］中国文联：《文联工作概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1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1~482页。 

　　［1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辞典（修订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12］《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47 页。 

　　［13］阿英：《第一次文代会日记》，《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14］钱璎、钱小惠：《镜湖水——钱杏邨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15］张军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上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85~86页。 

　　［16］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 《美好回忆 盛世华章——庆祝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我与文联”大型征文集粹》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17］《茅盾年谱》，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42页。 

　　［18］柏生：《中共中央军委会招待演出工作者会上　周副主席讲述胜利形势》，《人民日报》1949年7月21日。 

　　［19］《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已由新华书店出版》，《人民日报》1949年6月29日。 

　　［20］王林：《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日记》，《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4期。 

　　［21］卢洁：《读解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致第一届文代会贺电》，《秘书工作》2011年第2期。 

　　［22］《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　相信人民文艺运动能大大发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1~358页。 

　　［24］宋致新：《父亲李蕤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武汉文史资料》2016年第9期。 

　　［25］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人民日报》1949年7月4日。 

　　［26］《全国文代大会第三日 茅盾报告十年来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运动》，《人民日报》1949年7月5日。 

　　［27］《周扬同志在文代大会　报告解放区文艺运动 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全部经验　证明毛主席新方向完全正确》，《人民日报》1949年7月6日。 

　　［28］柏生：《全国文代大会第十日　傅钟同志报告部队文艺 内蒙及东北境朝鲜代表献旗献词》，《人民日报》1949年7月13日。 

　　［29］《于黑丁选集》第2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30］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一司：《19个社团组织机构》，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作者简介］潘娜，文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郑珺、易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