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出版总署通俗期刊司、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中国美术家协会等7个单位联合成立了连环画研究室，以加强对连环画出版物的研究和协助领导机关进行审查工作，有计划地向群众推荐好的作品和批评坏的作品。［16］北京市还邀请了工商管理局、市公安局、工商联、文娱场业同业公会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旧连环画的处理；各区由文教科领导，根据具体情况，邀请区工商科、摊贩管理处、文化馆、区工商联等有关部门参加，共同研究各区旧连环画的处理事宜。［17］这就加强了旧连环画处理工作的领导力量，增强了综合监管、协同执法的能力，从而形成一种联动机制，为工作的长期顺利开展打下了组织领导基础。

　　（二）稳步推进，重点处理

　　北京市的连环画市场情况极其复杂，消灭反动、荒诞、淫秽的旧连环画与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思想一样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必须分清轻重缓急，采取区别对待和重点改造的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北京市首先组织了调查摸底，在充分掌握了全市旧连环画分布规模、摊贩组成状况、人员思想情绪等基本资料后循序渐进地加以处理，从而做到了有的放矢，使得改造工作稳步地、有秩序地开展。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中，为了避免波及面过大、稳定商贩情绪，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对北京市的旧连环画改造计划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把“禁售其中违反共同纲领的”改为“禁售其中严重违反共同纲领的”，因为“许多武侠性的连环画，基本上都是提倡封建迷信的，目前尚不能一律禁售，严格说来这类连环画也是违反共同纲领的”。［18］所以在当时条件下，查禁的范围比较窄，只是禁售“严重违反共同纲领的（如歌颂国民党的、鼓吹侵略战争的、反共反人民的、污蔑少数民族的）和严重诲淫诲盗的部分”［19］，并对极端反动和严重诲淫诲盗、荒诞无稽的连环画进行了没收和换书处理，而对一般的武侠、言情的小人书则允许其继续经营。

　　（三）广泛团结，利益兼顾

　　新中国成立后，旧连环画在一段时期内仍然拥有一些读者，这就使得经营者有利可图，让他们把旧书交出来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并不是单纯用行政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在处理中，“首先要针对出租连环画的商人的思想状况结合着抗美援朝教育及检查爱国公约，进行启发开导。并且组织他们自己进行评议。但是同时应该宣布：在处理以后再发现有这些坏书，就是非法的。”\[11\]北京市对旧连环画的处理工作体现了正本清源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原则。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向摊贩耐心解释政府的慎重态度，打消了租书商的顾虑和错误看法，加强了思想政治领导，从而广泛团结了商贩，提高了他们的自觉性。

　　在1951年的调查中发现，592家租赁连环画的书铺和书摊共有从业人员752人，其中多为1人经营1家。按照从业人员的构成情况看，一般都是缺乏劳动力的老、弱、家庭妇女和残疾人，也有没落行业（如银楼、当铺）转业的，还有做其他买卖兼营租书的。由此可见，这些书商摊贩大多是一些底层群众，租赁连环画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赖以谋生的唯一途径。北京市政府对这些租书店、摊的态度是“允许存在”，而且“在尽量照顾同业的营业及生活情况下，帮助同业改造”。［20］截至1956年2月，北京市共处理了12万册书刊，其中属于查禁部分的仅占全部处理图书的3.6%，其余96.4%都是政府用2∶1的比价收换的。［21］这就兼顾了国家利益和连环画从业者的权益，妥善安置了他们的生活，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四、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连环画业改造工作的认识与思考

　　在文娱活动贫乏的年代，连环画被称为“当时人们手中的电视机”，可谓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是有力的舆论宣传工具。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大刀阔斧地对连环画业进行了改造，借此传播了新中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同时普及了文化科学知识，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社会效应。

　　第一，这一时期的连环画具有政治导向性，增强了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连环画这一重要思想舆论形式在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传播党的执政理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面对市民文化程度偏低、识字率不高的社会现实，知识普及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连环画内容丰富，是普及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有效工具，而且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连环画成为提高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既出版了普及古典历史知识的《水浒》、《三国演义》、《西厢记》等连环画，又发行了传播现代科学卫生知识的《可怕的苍蝇》、《治牛膨胀病》、《预防鼠疫》等连环画，使读者在享受视觉艺术美感的同时，也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可谓是寓教于乐。适应现实生产生活需要的新连环画成为许多人的知识启蒙读物，丰富和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了市民的文化素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甚至流传着“连环画，好处大，看图还能学文化，下地干活随身带，休息时间就看它”的说法。

　　第三，反动、淫秽、荒诞的旧连环画宣扬的是堕落的生活方式和腐朽的价值观念，严重危害和腐蚀了读者的身心，败坏了社会公德，阻碍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新政权要大力发展具有新思想、新内容的连环画，借以取代腐蚀读者心灵的旧连环画。新连环画从旧连环画庸俗趣味的泥沼中解放了出来，思想和内容更加积极、健康，传播了高尚情操和美好品德，净化了社会环境，陶冶了人的心灵。从某种程度上说，连环画充当了青少年的道德教科书，起到了延伸学校和家庭德育教育的功效。新连环画中灌输的健康思想和正当趣味具有积极教益，对工农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儿童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从而提升了市民的思想道德觉悟、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

　　但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在对连环画业的改造中也存在一些“左”的倾向和操之过急、打击面过大的问题，甚至把一些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连环画都划归“问题书”行列。如1951年初，认为连环画《孔夫子》“内容描写孔丘周游列国，宣传‘忠恕孝悌’之道，观点反动”。［22］在实际的改造过程中，部分工作人员还根据个人好恶来评价和处理连环画，态度轻率、行为欠妥，出现了要求过急、行事过于简单、滥用行政手段的偏差。此外，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连环画过分强调配合现实斗争，从而造成了选题范围狭窄、内容单调，甚至公式化、概念化，缺乏艺术的说服力。这些都是值得吸取的教训。

　　［ 参 引 文 献 ］

　　［1］金庆瀛：《关于本市小人书情况的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北京市档案馆：008-001-00036。

　　［2］周游：《调查及处理旧小人书工作计划》，北京市档案馆：008-002-00775。

　　［3］《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连环画调查工作总结报告》，北京市档案馆：008-001-00059。

　　［4］齐进：《批评与建议》，《人民日报》1949年5月13日，第2版。

　　［5］转引自介子平：《连环画出版60年》，《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10月28日。

　　［6］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3）》，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7］适夷：《谈一本新连环画》，《人民日报》1950年4月20日，第5版。

　　［8］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协助新华书店向各小学贷连环画工作的情况》，北京市档案馆：008-002-00157。

　　［9］《天桥第四文化馆免费借阅新小人书将帮助旧小人书摊换新书》，《人民日报》1950年4月19日，第4版。

　　［10］《连环画座谈会记录摘要》，北京市档案馆：008-002-00741。

　　［11］《处理反动的荒淫的旧连环画工作计划》，北京市档案馆：008-002-00739。

　　［12］文化教育委员会出版管理组：《关于处理旧连环画的情况报告》，北京市档案馆：008-001-00073。

　　［13］《北京市租售连环画同业联谊会组织简章草案》，北京市档案馆：008-002-00740。

　　［14］袁亮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1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15］《北平市人民政府教育局训令》，北京市档案馆：002-020-00268。

　　［16］北京画院编：《20世纪北京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17］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关于调查黄色书刊工作方案及处理旧连环画计划》，北京市档案馆：011-001-00137。

　　［18］孙刚选编：《解放初期北京市连环画改造工作史料选》，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2010年第4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19］《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关于调查及处理本市旧连环画工作计划》，北京市档案馆：008-001-00056。

　　［20］《在北京市连环画租售者联谊会筹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提纲》，北京市档案馆：008-002-00740。

　　［21］《北京出版史志》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22］《处理反动的荒淫的旧连环画工作计划》，北京市档案馆：008-002-0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