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直以来，我报“书品”版坚持学术品位，倡导学术争鸣，积极支持和鼓励学者就当前的学术出版现状发表切实而中肯的意见，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本期刊发一篇“人文睿思”栏目的回应文章，以飨读者，以待来者。

　　我国文学中的“直抒胸情”之作，同喻象文学和意象文学比较起来，似乎只成为二者之间转换的“过渡”，尤其从玄学的发生发展看，更是这样。

　　嘉应学院文学院赵以武教授曾在2011年7月5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书品”版撰文《中国文学史的别样解读》，对拙著《重读中国文学史》作了总体评论，并提出不少质疑，现仅就《古诗十九首》、建安文学的定位问题作简略回答。

　　赵以武在书评中写道：作者将中国古典文学分为喻象、意象、再现三种类型，那么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直抒胸臆之作（如汉末“古诗”、建安诗歌、正始诗歌，乃至晚明“直抒性灵”之作），又该如何定位呢？这一类型作品很少用比兴，既不同于喻象文学的象征寄托，也不同于意象文学的所谓“化景为情”，很难划归到哪种类型里。该书考虑到这个左右为难的问题，权且在第七章开篇文字中有所交代，似乎认为是由喻象向意象转变过渡的文学现象。问题是，像《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歌这样成就辉煌的文学作品，仅仅当做“过渡”性文学一笔带过，恐怕是不合乎逻辑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先从玄学的兴盛谈起。因为我国文学由前期喻象向意象的转变，魏晋玄学的兴起是有决定作用的。而玄学的兴盛，绝非仅是哲学问题，更是一次社会思想的大解放运动。而且，其兴起也并非突然出现的孤立现象，其源头可追溯到汉末名士的“清议”运动。当时“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弗，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以致造成“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强大舆论压力。而这种放言不讳、无所避忌乃至公卿豪强亦闻之胆寒的“士人清议”，正是人们冲决封建专制统治和神学迷信思想所闪现的人性觉醒的理性光芒，无疑具有巨大的思想解放意义。虽然这场轰轰烈烈的党人运动，在永康至熹平(167-176）的十年“党锢之祸”中，最终被镇压下去，但所开启的思想解放和人性觉醒之光，却深深影响着此后的建安和魏晋名士，终于建构起以“自然”对抗作为封建统治根基的“名教”的玄学哲学。

　　建安时期，人们更捧出“自然”这个概念，以称扬一切逸出纲常名教的特行个性，如郭嘉称颂曹操：“公体性自然。”（《三国志·郭嘉传》）杨修称曹植：“体通性达，受之自然。”（《三国志·陈思王传》）孟康称崔杜：“禀自然之正性。”（《三国志·崔杜传》）此后玄学家如何晏、夏侯玄、王弼等，即承此而建构起他们人性自然的魏晋玄学，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展开。《古诗十九首》和建安文学，就是在这一社会思想大背景下产生的，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即指此而言。

　　贯穿玄学始终的“自然”一词，实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指世间万物尤其是人的自然本性；二是指客观大自然尤其是山水自然。这是玄学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转化的关键，也是我国文学走向自觉及生成新质的根本动因。

　　正始玄学所侧重者主要是前者。如果说正始时期玄学家还在调和“自然”和“名教”的关系，那么到了“高平陵政变”之后的竹林七贤时期，由于他们反对司马氏的假名教，多写现实采取不合作态度，更把“名教”和“自然”对立起来，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遂把人性解放思潮推向高潮。文学史上为人仰慕不已的“正始之音”即以此为发生时代。

　　自司马氏掌控政权以后，斗争更加激烈，政治极其黑暗，仕途险恶多变，猜忌杀戮之风盛行，“名士少有全者”，他们如履薄冰般地在生死线上挣扎，寻找能够安顿不安灵魂的地上家园便成首务，于是“自然”的第二重含义便突显出来，启示人们走向新的生活境界。当时士人们为了全身避祸，或沉溺于醉酒，或遁迹于山林，以放浪自适、越世高谈为务，鄙弃营营世务，探求人生哲理，以隐逸为高蹈，以山水为乐园，玄学之风又为之一变。适在此后，玄佛合流思潮渐起，当时一些名士或名僧，往往由玄入佛，或玄佛兼通，成为一时领袖群伦的著名人物，如支遁、僧肇、慧远等。流行于两晋的般若之学，其一大特色就是把山林作为佛的化身，认为对山水自然的静观默思，便可得到佛的“法身”。因而，“澄怀味道”的体道悟道论，“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畅神说，遂成为主宰士人生活的人生哲学观。阮籍《达庄论》说：

　　“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孙绰《太傅庾亮碑》说：“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王羲之《兰亭诗》说：“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慧远则说：“岩高吐清气，幽岫栖神迹。……留心扣玄听，感至理弗隔。”（《庐山东林杂诗》）正是这种“玄对山水”或“留心玄听”的态度观念上的转变，才启迪人们对山水自然的崭新生命价值的发现，并终于在人生和自然、心和物之间，建构起一种全新的亲和关系，而隐逸之风一时大盛。

　　然而，人们远离尘世，投身大自然的结果，却使他们终于发现了大自然，发现了大自然的美，形成了对大自然的审美自觉意识和能够感受大自然的主体心灵，于是一种既非喻象，亦非胸情直抒的新型文学产生了，即意象文学。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沈德潜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而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即是就此而言的。至于其创作的根本特征，宋范晞文说：“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对床夜话》）王夫之说：“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卷五）就是说，诗人情感的表达并非抽象直抒，而是化作景物来表达；而诗人笔下的景物亦非纯客观的景物，而是情感化的生机灵动的景物，这就是“意象”。当然意象文学的生成并非局限在宋初，

　　在建安文学中即已萌芽，中经陆机、张华等和“玄言诗”，则渐趋成熟，终至陶谢而定型，从此作为我国诗赋散文的主流而延续了一千多年。

　　综言之，我国文学中的“直抒胸情”之作，即使从“党锢之祸”的永康算起，至嵇阮活动的正始时代，也不过短短数十年，同喻象文学和意象文学比较起来，似乎只成为二者之间转换的“过渡”，尤其从玄学的发生发展看，更是这样。若从另一角度比较，西方抒情文学的发展，由于未曾经过像中国玄学那样的思想洗礼，故“直抒胸情”之作一直是其主流，便和我国大不相同。另外，对《古诗十九首》和建安文学等，拙作是写了整整一章四节的篇幅，并非“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