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徐邦达在《中国古代绘画史图录》里将一大批以往被认为是真迹的古代书画分为三类：其一是摹本，其二是传本，其三是仿本，主要集中在东晋至北宋初。他对材质的判定和研究，细致入微，重视底本和传本的历史，并运用当时的出土文物进行校正，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这使艺术史的真相更加清晰，这些耳熟能详的早期书画名迹达百件之多。

　　关于古画的摹本，特别是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徐老的研究尤为精到，该图曾经是清宫旧藏，著录在清宫《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里阎立本的名下，谁也没有怀疑过乾隆皇帝及其大臣们的鉴赏眼力。但徐老认为其“底本，可能是唐人真本（也许真是阎立本所作）”，“我以为此本书画出于同时——即在宋初有人先临阎画，章友直（伯益）又临写二李装 题名再连书禄东赞事迹于后”。1980年代初，徐邦达将《步辇图》卷定为宋摹本，他撰文指出：“论画法技能不太高，人物面相呆板少神，衣纹勾笔也欠劲健飞动，这是出于临摹的特征。”徐邦达肯定了拖尾自米芾起，所有题跋俱真无疑。

　　徐邦达将一批以往被定为“一尊”的古代人物画降为“传本”。这类古画主要集中在五代以前，不可能有作者款印，也没有早期鉴定家的佐证，这类数代相传的珍本，其画风往往与某作者时代颇为相近，即归于其名下，故此类古画皆属“传本”。徐邦达立足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同一书画家的各种本子，找出原本、区别底本、指出临仿本。在时代上，徐先生的绘画鉴定终于清中叶的“扬州八怪”，而书法鉴定工作大多止于明末，但他在书法领域里的辨伪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绘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越了绘画。对书法的辨伪还包括了考订书写内容的真实性，由此，徐邦达否定了一些杜撰的尺牍和文书乃至敕书。一些在书法家那里定位为“一尊”的古代名书，甚至曾被用于字帖范本，竟然一件件失去光彩，现出了原形。

　　徐邦达根据装裱的材料和样式、收藏印的真伪，特别是书写的状态判定了一批旧作王羲之的真迹为临摹本。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根据其“笔法滞泥不生动，其牵丝带笔处，极不自然……定是后世勾填……不能晚于北宋”。王羲之的《平安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为“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南宋中晚期勾摹本”。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上海博物馆藏）“用笔洒脱流利，当非勾摹之本……从全帖看来，又有些接近于宋米芾的风度”。“此帖所用笔较柔软，亦不似晋唐人书中习见者。”

　　徐邦达以书写材料为据，更增添了鉴定结果的可信度，如《雨后帖》、《中秋帖》所用的是竹纸，这是宋代才出现的书写材料，因而这些古帖均出自宋人之手。徐老进而根据字形、字体、书写工具和材料及题跋等依据，对传称唐代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帖》、褚遂良摹王羲之《兰亭序帖》（天历本）加以肯定，否定了种种不实之说，使此类书迹的摹者之名不再陷入疑惑。他以宋代避讳为依据否定了唐代孙过庭的《景福殿赋》卷，实为“南宋无名人书”，又从草法和避讳判定孙过庭草书《千字文第五本》的“上限超不过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