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重焕文艺的理想之光，抵制和反对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不是要让文艺回到单纯的政治说教，回到纯而又纯的状态，或者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空谷幽兰。在这里，处理好通俗与高雅、低端与高端、普及与提高、适应与引导、大众化与精英性等一系列关系，是文艺界永恒的课题。而其核心，我以为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人民性”的文艺观。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人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也理当成为文艺的主体。列宁和毛泽东更是确立了文艺的人民性原则。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民群众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文化精品来源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最终应该由人民群众来评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文化建设上的体现，也可以说是对文艺的人民性原则的重申。

　　因为有这样的群众观和文艺观，所以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适时调整我们的文艺观念。不可否认，当前的中国文化，已经出现了多样化、泛化和平民化的趋势。首先，社会文化的多样化乃至多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形成了共生共存、适度博弈的局面，多种文化之间有分有合，有重叠有差异，有互补有竞争，它们动态地处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泛化是我用的一个概念，王蒙称之为“泛漫化”。其特点是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被打破，纯文学、纯艺术的概念遭到质疑，文艺的范围正在扩大，文艺的边界正在延伸，文艺作品在数量上如洪水漫滩，九派横流。再说平民化。从上个世纪前期开始，平民化或者说大众化就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梦想。从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到40年代的文艺民族化论争，从1958年的“大跃进”诗歌，到“文革”中的工农兵写作，中国文艺一直在进行着大众化的不懈努力。但是，在一个前现代社会里，当人们的社会身份被打上了先天的烙印并被严格约束、当温饱仍然是大多数人的最大追求、当全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为低下而传播途径被垄断，真正的文艺大众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现在的情况已有极大不同，文艺不再是上流社会的专宠，而为广大的平民百姓所共享；创作不再只是专业作家艺术家的专利，而成为有文化有创意的普罗大众均可一试的爱好。专业与业余的概念已为职业与非职业的概念所取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必须眼光向下，强化底层意识，体现平民情怀，做到雅俗共赏、喜闻乐见：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理念，我想是应该继续倡导的。不能因为反对“三俗”、呼唤文艺的审美理想而让文艺回到说教文艺、贵族文艺、小圈子文艺的老路上去。

　　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群众观和文艺观，我们不能任由文艺领域理想失落，低俗泛滥。为了继传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为了真正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我们太需要提升文艺的品位和质量了。大师断代，经典匮乏，高端不举，深度缺失，这不是一两个精英分子的个人遗憾，而是人民大众的普遍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一味为世俗化唱赞歌，就真有点“拎不清”了。说到底，通俗无罪，但不能低俗甚至恶俗，应该俗为雅用，雅不远俗；适应大众的欣赏水平是对的，但引导也不可或缺；文艺的门槛在降低，但文艺精品的标准不能降低；文艺应该走入市场，成为产业，但社会效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重焕理想，反对“三俗”，文化主管部门肩负重大责任。人们所期待于他们的至少有两点：一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文化理念，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公益性和商品性不能偏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二是要加强管理，“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两手并举。在市场经济中，逐利性是所有商品的共同特点，文化产品也不例外。作为管理部门，鼓励和支持文化产业是应该的，但更要强调和维护的恐怕是社会效益和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