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祝词》和会议精神，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明确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新的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简称为“二为”方向）。这种提法对于文艺界解放思想、彻底摆脱“左”的羁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次文代会以后，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和人道主义”、“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要彻底地系统地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问题，全面地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就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加以深刻和系统的总结，清楚地回答在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在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提出来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问题、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建成国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全面回顾，并且表示，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这样便开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邓小平对起草工作多次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回顾了中国共产党60年的战斗历程，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基本经验作了全面总结，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会议总结和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起了巨大的作用，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这一时期，文学艺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同时又给思想解放运动以极大的促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文艺理论、方针政策都有了新变化，如，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恢复、坚持和进一步完善“双百”方针，强调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等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给文艺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正如江泽民所总结的那样：“我们的老一代文艺家精神焕发，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人才辈出，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间文艺等各个门类，作品数量之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农村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组成部分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其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果，也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9]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恢复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与“文化大革命”前的现实主义相比，新时期现实主义真正做到了按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既有对历史和现实的光明的歌颂，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的揭露；而且是深化了的现实主义，不但深入到社会的底层，而且深入到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深层；同时，还融汇吸收了其他非现实主义美学因素从而取得了自身的丰富和拓展，呈现出开放性状态的现实主义。但是，也不可否认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股泥沙混杂、沉渣泛起的暗流。它们背离生活，完全否定现实主义，认为生活的现代化必然导致艺术的现代派，主张超现实、非理性、潜意识等等，以致一个时期内这种五花八门、追新逐奇、令人莫名其妙谁也读不懂的作品成为文坛时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10]因此，文艺界一定要克服软弱涣散的问题，不能放下文艺批评的武器，要加强领导，增进团结，加强文艺队伍的建设，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