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讲了三个问题：一、怎样评价三十年代文艺；二、怎样正确评价17年的文艺；三、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坏文化？涉及“又长又粗的文艺黑线”到底是否存在，以及17年文艺工作是否成绩是主要的。这些问题是文艺领域拨乱反正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周扬作了深入的分析，充分说理的批判。 

　　关于如何正确评价三十年代文艺的问题，周扬说：毛主席、鲁迅都有很高的估价。毛主席指出，当时是两个“深入”：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在革命中，文艺是个重要的阵线。鲁迅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运动，是唯一的运动，而国民党对当时的文艺只有压迫和屠杀。无产阶级的文艺是用烈士的血写成的。江青说三十年代文艺不好，那么，敌人为什么仇恨呢？不是证明“四人帮”同国民党的看法完全一样吗？三十年代文艺的成就无论如何不能抹杀。三十年代有一批革命作家，他们坚信共产主义。其中有的同志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有的直到现在还是文学革命的骨干力量。

　　关于怎样正确估价17年的文艺，周扬说：建国以后，毛主席非常重视文艺，亲自领导过问文艺工作和文艺斗争。毛主席对17年的文艺的评价，主要是肯定的。周总理对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路线，花了很多的心血，给予很多的关怀。怎么能说是“黑线专政”呢？而且17年中有很多好作品，即使是江青夸耀的8个样板戏，也是属于17年的。

　　周扬在讲到“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灭文化”时说：“四人帮”搞的是文化专制主义，搞的是阴谋文艺，他们不但要毁灭无产阶级文化，而且要毁灭古今中外一切进步的文化。“四人帮”唯一的创造，就是一个“三突出”。“三突出”是林彪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史观，是极端个人主义、公式化概念化在创作上的混合物，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  

　　1977年12月底召开这次座谈会的时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没有进行，思想禁锢还相当严重，这次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周扬的这篇发言，虽不免受到时代的局限，但总的说来，对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对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

　　1977年12月底，毛泽东关于形象思维的一封信的发表，对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这封信是毛泽东于1965年7月21日写给陈毅的。由为陈毅改诗，而谈到 “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作用。毛泽东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还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3]六十年代，文艺界一些人，曾提出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的问题，后来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则进一步强化理性，只承认抽象思维的作用，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泛滥成灾。形象思维问题更无人涉足。此信的公开发表，立即在国内引起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讨论。毛泽东明确肯定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作用，大大解放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有人评论说，信的发表，“不仅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于肃清帮八股的流毒，对于各行各业探讨和掌握本部门业务的特殊规律，对于包括理论研究的学风的改造，都将产生巨大的作用。”[4]

　　1978年1月上旬，北京图书馆开放了一批“文革”的禁书。4月，文化部召开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为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