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肖荃先生商榷

　  《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18日第五版刊登了肖荃先生的文章《请尊重历史的真实》，对吕剑先生的文章《〈诗刊〉创刊前后》列举了“几点不符合历史事实、甚至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情况”。其中，谈到了毛泽东《沁园春·雪》词“原驰腊象”的“腊”字在《诗刊》创刊号上未改为“蜡”字的原因。依据当事人（老编辑白婉清）的回忆，肖先生认为，“正是他（吕剑）的工作失误，致使创刊号上的这个字没有改正过来。”笔者对照当年《诗刊》创刊号的几个版本分析，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有力的事实依据，似为不妥。

　　笔者在7月28日本报相同位置曾就“原驰腊象”的改正过程写了《“原弛腊象”是臧克家为毛泽东“改过来”的吗？》一文，对当年《诗刊》创刊号的几个版本和“蜡”字的改正过程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仅就最为主要的一点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以求用事实来进一步探求历史的真实。

　　《诗刊》创刊号有毛边本和切边本之别，《诗刊》原计划以毛边装帧形式印行的，其《编后记》中讲的很明确：“‘诗刊’的毛边装帧，也许需要稍作解释。抗战之前，流行过毛边的出版物。鲁迅主编的‘莽原’、‘奔流’，他著作的‘呐喊’、‘彷徨’初版，都是毛边的。我们觉得这种装帧是美观的。”最先发行（1957年1月25日）的（标注“印数：1—30000”和“1—50760”本）也都是毛边本。虽然吸取“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的意见，最终印行了部分切边本，可它《编后记》毛边本提法没有改。不过，切边本《诗刊》创刊号的发行时间却绝非封面上所注明的“1957年1月25日”，至少要在当年的5月中旬以后，这有两点可以证明：

　　1．1957年春天黄任轲怀疑《菩萨蛮·黄鹤楼》中“酎”字是漏校，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5月23日给黄任轲复信表示“你的来信毛主席已经看过，他说你提的意见是对的”。现在，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在黄提出这一错误前，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更不会将毛泽东所嘱为黄的回信拖的太久。那么，切边本《诗刊》创刊号既然将错误的“酎”字更正为正确的“酹”字，那么，它更正后印制发行不会早于5月中旬吧？

　　2．《诗刊》首次印刷的三万册毛边本售完后，编辑部根据读者需求，很快又原样加印了两万册。这也是需要一些时日的。而最后印制的切边本《诗刊》，不仅在装帧上有了变化，从封面、封底到插页形式及诗词断句、用字等与毛边本有十几处不同（《原》文有详述），这已不是简单的加印了，这么大的举动，且在有先前的五万册《诗刊》基础上，会在短期内排印发行切边本吗？ 

　　如果真如白婉清先生在《情谊绵绵思悠悠——记近5年与臧克家同志的交往》文中所说：“克家同志回来后曾向吕剑等人传达了主席对这个字的修改意见，叮嘱发表时一定改过来（笔者注：指1957年1月14日毛主席接见袁水拍、臧克家时谈到“腊”字可改为“蜡”字，对臧克家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而身为编辑部主任的吕剑却忽略了此事。结果刊物印出来时（1957年1月25日——肖注）仍是‘腊’字。虽然我来到诗刊社时创刊号已经出版，但我仍亲见克家同志在编辑部曾几次不满地批评这件事。”那么，笔者不禁要问，臧克家先生是如何“向吕剑等人传达了主席对这个字的修改意见”的？“向吕剑等人”的“等”是谁，难道“吕剑等人”都忽略了么？臧克家先生在1957年1月25日发行的毛边本《诗刊》发现“腊”字没有改过来，为何不在后来的切边本上将它改过来呢？难道是吕剑先生“忽略了”两次？再有一点就是，当时毛主席对臧克家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袁水拍也在现场，当《诗刊》出来后，作为编委的袁水拍也没有注意到吗？对照当年《诗刊》创刊号的几个版本分析，笔者认为断定“正是他（吕剑）的工作失误，致使创刊号上的这个字没有改正过来”，缺乏可信的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