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匆匆一瞥使我们捕捉到中西批评家巨大的身份差异。无论是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其主体大都只有中文、新闻、外语等相关科系的教育背景，鲜有以文艺之外审视文艺的眼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眼光除外），而文艺批评也历来被视为“文人”的勾当，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闹腾。如今的现状是，我们既缺乏哲学家、思想家从高于文学的层面，为文学提供形而上的观照目光，又缺乏与文学平行的各门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学科的开创性成果，给文学提供形而下阐释的工具性支持。如此看来，若想文学批评的面貌出现根本性质的改观，就不是单单指望批评家所能完成的任务了。极言之，只有当上述大家产生于中国之时，才是文学批评的面貌一新之日，也才是中国文论得以平起平坐地与西方对话之日——萨义德与斯皮瓦克或许能够给我们某些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构主义影响日深的今天，一种哲学理论的创建，已非单纯靠书斋中的玄思冥想所能完成的了。为了能够回答现实世界提出的急迫问题，哲学同时代与人生的关系已日益密切。从某种程度上看，这已向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精神靠拢了，即便是在批评范围内亦复如此。当马丁·艾思林命名与阐释荒诞派戏剧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美学并没有为这种古怪的“反戏剧”提供理论支撑，艾氏依托的与其说是理论创建的深刻性，毋宁说是对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巨大转换的洞彻力，至少是在这一问题上与贝克特、尤奈斯库、品特诸人的不谋而合。而“异化”、“荒诞”这一对支撑西方现代派文学核心概念的确立过程，难道能够撇开其蕴含的丰富的时代与社会内容，而仅仅如形式主义批评所宣示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的变更吗？作为反证，如果卢卡契不是经历了匈牙利事件中被苏联士兵押上囚车的瞬间顿悟，他很可能一辈子也无法理解荒诞, 无法理解卡夫卡。此公对现代派文学前倨而后恭的价值判断，与其说理论上有了多大长进，毋宁说是认同了现实生活的教训。这一案例提示我们，在前现代，“审美”通常采取一种保持距离、超脱利害的凝神观照方式；在现代，“审丑”的距离便大为缩短，超越性亦明显减弱；在后现代，“审荒诞”时则距离为零，而且往往会有自身的利害掺杂其中。而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我们的批评又暴露出实践的缺位，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或了解不深，成为制约批评深入到位的又一瓶颈。走出书斋，田野调查，对今日中国有一个深切的体察，弄清哪些是迥异于西方的社会文本与本土经验，实在是批评家的必修功课。然而实情则是，哪怕是“体验生活”、“挂职锻炼”之类，从来就认为是针对作家的举措，即便是“采风团”一类的活动，也鲜见批评家的身影。在我看来，影响新时期文学最重大的事件有二，一是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对“两个凡是”的推倒及其后改革开放的启动，二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这两件事皆非“文学事件”，但却整体牵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根神经，包括文学的神经，却也是毋庸置辩的。当代文学试图摆脱这一整体格局而“向内转”，就像那只泼猴，筋斗云翻得再厉害，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若问何谓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至于文学能脱离时代和社会而作为“纯粹”的文学而存在，就非鄙陋如在下者所能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