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性格的体现　由于戏曲无所不在的覆盖率和影响力，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审美趣味乃至文化性格，都受到戏曲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歧路灯》里多处描写了巫翠姐从戏中引申出做人道理，和丈夫谭绍闻反复争辩的场景，十分生动。例如说妇人要贤惠：巫氏自称看《芦花记·安安送米》，唱“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唱到痛处，满戏台下都是哭的”，她因而知道要善待前妻所生子：“我不看《芦花记》，这兴相公（谭前妻子）就是不能活的。”巫翠姐还曾引用戏文来指责谭绍闻不好好读书，说是“若晓得《断机教子》，你也到不了这个地位”。普通小民尤其妇女就是这样从戏曲里汲取伦理观念的，清人焦循《花部农谭》自序因而说地方剧种演戏，“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戏曲浓缩了古代社会的政治史和精神史，提供了前人经验和教训，表现了人世苦难与温馨，它善恶分明、惩恶扬善、褒忠贬奸，传达了广大民众的理想和愿望，它因而成为传统道德与价值观的承载物———中国人的善恶观念从中而来，忠孝节义观从中而来，审美能力和情趣从中而来。戏曲体现的是正向的道德导向，它把历代淘洗积淀而成的传统道德意识作为创作出发点，以之为准选择题材和确定价值评判标准，将其转化为舞台形象，从而进行传统伦理的宣示与传播。传统伦理道德中有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崇高精神、爱国情怀、善良人性、优良品格、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如果说老庄、孔孟、李杜表达的是知识人格，儒释道折射的是精神之光，戏曲呈现的就是世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戏曲承载的众多文化负载，因而成为中国人性格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人文化性格的核心，成为我们今天的生命基因。当然，戏曲也承载了传统文化的糟粕，例如传统戏里不乏愚忠奴性、姻缘果报、凶杀色情内容，但这些也长期受到社会清议的自然调节和抵制。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戏曲的精神辐射力，更深刻地体现在它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上。戏曲不同的声腔剧种，是戏曲与各地不同方言、曲调和生活习俗结合的结果。各地曲调由于不同方言的作用形成不同的地方风味，比如山西人唱《兰花花》，苏州人唱《好一朵茉莉花》，两者一粗犷率真一缠绵细腻风味大不相同。腔调区分自古以来即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地民歌不同于中原，越歌又不同于楚歌，六朝时的吴歌、西曲构成与北方民歌完全不同的乐歌体系，元代的戏曲腔调分为南曲和北曲，明代南曲在江浙赣闽粤流传，产生出十几种变体如昆山腔等，昆山腔发展为今天的昆曲，此外各地仍有大量的民间歌调流行，又形成后来的各路声腔剧种。我们知道，肤色、种族、语言、习俗是一个文化共同的基因，乡音则是人们情感寄托的载体。古代出行条件不便，外出一去经年，往往经历各种艰难险阻，甚至一去不返，那就是生离死别，因而文艺作品里大量描写离情别绪。离家在外，乡音乡曲乡俗就成为乡情的寄托物，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诗说：“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乡音曲调有着浓重的移情作用：“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项羽的陔下之败就败在了“遍地楚歌”。地方剧种兴起后，不同地域观众都培养起了对家乡剧种曲调的熟悉感、亲切感和牵情感，走遍天涯海角，只要听到家乡曲调，心底就会涌起五味俱全的复杂情感。在外地看家乡戏的活动，常常会演变为民俗狂欢的盛会。今天华人的足迹遍及全球，我们也到处听得到地方戏曲唱腔在世界各地的回响。眼下我们面临全球化背景中保护本土文化资源、守望精神家园的重任。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乡音乡曲乡俗是中国人寻找情感寄托、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对象，传达乡音乡情的家乡戏就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家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