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挨批评与困厄前的征兆

　　1965年4月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申伯纯找溥仪谈话，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批评。溥仪被特赦到全国政协工作之后，总的来说，继续改造得不错，但也流露出一些自满情绪。譬如，吹自己写了《我的前半生》，在会见外宾等场合，未保持好谦虚谨慎的分寸，等等。周恩来总理说：“又为他出书，又常见外宾，不要飘飘然，飘飘然就要退步了。”“在抚顺，进步。到政协，退步就不行！”周总理还给申伯纯下了“命令”：“把溥仪交你，不能坏！”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一直代表着毛主席，十分关心对包括溥仪在内的获释战犯的思想教育问题，严峻中饱含殷切的期望。

　　溥仪在自己的日记中检讨了自满情绪（本文引用的某些史料，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与《我的前半生》相关联的是申伯纯的一句对周总理的批评进行理解的话：“我揣度，出书事实上有别人帮助。”这个玄机，伴随着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同时的这本书的版权纠纷的发展，逐渐被公开且详细化了。周恩来是智者，早在《我的前半生》问世一年之后，就把“又为他出书”的玄机道破了。这就使我想起了黑格尔所言，同一句话，由不同的人说出，其含义大不一样。溥仪的“飘飘然”被有效地抑制，但周总理和溥仪离开尘寰之后，谁能抑制溥仪的夫人和某些族人的“飘飘然”呢？

　　周总理针对《我的前半生》的言论，是批评溥仪的一个角度。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针对这本书批评溥仪的其他角度。

　　《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3月正式面世后，有一些读者致函群众出版社，批评这本书宣扬皇帝的显贵，是“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较为典型的是伪满时期溥仪的直接受害者、长春市政工程处职工孙博盛的批评。这位当年溥仪的“童仆”，表示对这本书的出版“抱着愤恨的心情”，并提出由群众出版社做出检讨，否则要向中央写信告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群众出版社妥善保管着这些信件，没有告诉溥仪，以免给他平添紧张和不安。时间又过了两年，孙博盛终于直接和溥仪“过招”了。

逆境中溥仪欲说还休

　　“文化大革命”初期，溥仪的肾病加重，口不离药，经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关心国家大事，对动乱岁月的一些反常情况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产生恐惧心理。他的历史经历又决定了他的恐惧以负罪心理为依托，久久不能释怀。1966年9月15日，孙博盛以长春市政工程处文化革命战斗队队员的身份，致信溥仪，批评《我的前半生》的错误。溥仪于第二天复信，表示“书中内容确有不少美化旧事物，是不少有毒的，起坏作用的，应当打倒的”。还表示，作为危害中国人民的罪人，“不应当领稿费”。以此为开端，一直到翌年2月6日，孙博盛向溥仪致信8封，严辞斥责《我的前半生》，溥仪以及李淑贤给孙博盛回信9封，表示低头认罪。真是难为溥仪了。实事求是地讲，孙博盛讨伐群众出版社，是找对了单位；而兴师于溥仪，则认错了人。

　　在《我的前半生》成书的几年中，溥仪干的事情很多。到香山植物园劳动，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讨论，不断地接待各国来访的外宾以及参加其他外事活动，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随机进行的重要活动。譬如，溥仪曾说，在1963年7月23日“下午3时，公安部于处长、李文达、聂陈宗同志，偕蒋匪帮九股特务中进窜大陆的、投降并立了功的、受过政府奖励的五人来访问，让我介绍自己学习、改造经过”。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设北洋组，具体负责审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史资料来稿。这个组是编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重要机构，溥仪在这个组从事看稿、梳理卡片、分类编目、撰写内容提要等日常工作。撰写《我的前半生》不仅仅要靠个人记忆，更需要大量的调查、采访活动，即广泛收集人证和书证。溥仪是没有条件这样做的。他到群众出版社来，因为“目标”太大，曾引起许多干部的关注，就更谈不上去国家档案馆坐冷板凳找寻相关历史资料了；回长春伪宫，如果不是组织行为不合时宜；造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可是从那里出来的（许多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抚顺所成为国民教育基地，才有幸故地重游）；至于一些老太监、亲朋故旧、前夫人李玉琴，等等，以溥仪的身份不好意思为写书的事去找。难怪《我的前半生》当年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跟我说：“他（指溥仪）怎么写《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是由公安部以及群众出版社委派李文达脱产四年执笔写成。溥仪并不脱产，在李文达从事撰写工作的过程中，始终追踪之，参与研究，随时校订，并进行了一些口述。由于溥仪记忆能力不是特别强，使李文达不得不从其他途径掌握溥仪的经历，经溥仪同意后写入书中。

　　虽然，更熟悉《我的前半生》的并不是溥仪，但他还是向孙博盛承担了责任。溥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1966年9月15日当天，他迅速给李文达打电话求救，据《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载，群众出版社一姓张的人员，代李文达回话，说他工作忙。实际情况是，社方干部张宗德把溥仪的求救推掉了，因为，造反组织掌了权，社已不社，李文达作为“走资派”早就被打倒而失去自由了。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溥仪，又于10月21日与王兰升电话联系，告诉孙博盛给他写批判信一事。这应该是试探性的行为，还是想找李文达，也知道了王兰升没有出事。10月24日，溥仪给孙博盛复信，表示《我的前半生》以后不应当出版，“但是，这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因此我已向群众出版社同志提出了我的意见”……信中还极准确地揭示了《我的前半生》的主旨：“宣扬党和毛主席改造政策的伟大。”似乎试图扭转孙博盛的思路。

　　然而，孙博盛的来信催逼得越来越紧，对《我的前半生》的上纲上线越来越高，痛苦而又无奈的溥仪，于12月2日再次给王兰升打电话向群众出版社求救。他说：“我不是依靠李文达个人，而是依靠组织……自限于水平，再检查，检查不出什么来……”他还表示，“政协领导对于书的来源不接头”。溥仪就差说这本书不是他执笔写的了。王兰升不能跟溥仪说实话，只好讲李文达出差了，而别人不知道书的内容。44年后，王兰升告诉我，当时这样讲，是请示过造反组织的。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部都被砸烂了，哪还有什么正经“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