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感念的是胡耀邦

　　正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句老话，绘画是他毕生事业之所寄，也是他命运的滑铁卢。上世纪50年代是个运动不断的年头，出版社编辑每天最多只有半天时间搞业务，剩下就是没完没了的学习、开会。杨永青是个放不下画笔的人，开会学习，他肚子里打草稿，在下面偷偷地画；听政治报告，他在后面画前面人的后脑勺。因此，他被认为是“重业务，轻政治”的典型，这在当时是个不轻的罪名。

　　1955年，杨永青画了一幅革命题材的画，有人硬说，画上一个反面人物画得像毛主席。这还了得，最终，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扣到了头上。

　　不幸中也有万幸。1957年“反右”，中青、中少社几位才子被打成右派，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刚从外地回来，想保也来不及了。社里把杨永青的“右派”材料报上去，胡耀邦说：“这是个错案，不要戴右派帽子了吧！”就这样，把他保了下来，从此杨永青的境遇有了些改善。岂料文革当中，“包庇反革命分子杨永青”也成了胡耀邦的一项罪名。

　　文革噩梦结束，杨永青重拾画笔。那时禁忌还很多，画什么呢？他找来刚刚出版的李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开始画连环画《红娘子》。杨先生说，“我画《红娘子》是为了练手，那么多年不画，手都生了。”他拿画稿找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张平良，张先生看了，连声说好，说如果不是你亲自送来，我都不敢相信是你画的！言下之意是你搁笔多年，还能画这么好，真不简单。当即决定出这本书。杨永青说，我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你不怕惹麻烦？张说：“书我们出定了！估计书出来，你的问题也能解决了。”在这位美术编辑的坚持下，《红娘子》于1979年出版。杨永青的亲友们看到这套书，纷纷来信祝贺他，觉得出书就意味着他政治上的解放。实际上这套书的出版也确实促进了他的解放。为此，杨永青非常感谢这位侠肝义胆的编辑朋友。

　　杨永青感谢逆境中给予他帮助的人，其中最令他感念的是胡耀邦。得知胡文革中因保护他吃“挂落（lào）”，杨永青过意不去。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处境刚有好转，就去看望胡耀邦。当时胡耀邦任组织部长，正大力为文革及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胡耀邦劝慰杨永清说：“只要是真实的，只要是对的，就要坚持！是你的错，你就如实交代，事情总会解决的！”那时杨永青虽然恢复工作，也照常提薪调级，但所谓“政治问题”还留有“尾巴”。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已经是80年代的事了。

　　杨先生从书案上拿起新出版的《胡耀邦传》，颇带感情地对我说：“我们这些命运多舛的老人，最敬重的人就是胡耀邦。文革后平反的老干部没有不感谢他的。他正直，没有私心，是非常真实的人。他给那么多人平反，很了不起，气魄很大，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儿童画创作的艺术探索

　　杨永青将漫画家华君武奉为师辈，他们又是一个单位同事多年的老朋友，在艺术上互相切磋。杨永青出任第一任主任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儿童艺术委员会，就是在华君武的建议和支持下成立的。

　　对杨永青早年的插画、连环画怎么定位？华君武认为这些画很好，但不属于儿童画。他认为儿童画应当幽默、夸张，有孩子气，对当时儿童文学和绘画中的说教味有意见。

　　的确，若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杨永青早期的插画、连环画，似乎有点太“一本正经”了。它们用写实手法表现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小英雄，似乎缺少了一点儿童画艺术的夸张与灵气。但如果我们还原当时的时代氛围，就不会这样苛求画家了。杨永青说，出版社领导要求这样画，我只能听命。是啊，画家，尤其是插图画家，其风格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

　　然而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些“命题画”中，也体现了杨永青扎实的艺术功底和对美的不懈追求。他早年师从著名海派画家谢闲鸥，中国画技法的底子打得很厚，尤其是国画人物画的基础——白描。杨先生说，老师要求很严，在白描没有过关前，别的一律不教。后来画宣传画，画速写，接受“从生活中来”的艺术观点，成为写实一派。然而却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粗疏的写实。他的人物画，线条之细腻，工笔之考究，继承了中国传统国画技法的优点，在那个年代达到很高的水准。以至半个多世纪后，这些画非但没有因为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过时，反而越来越彰显出它们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对自己早期的插画、连环画是否可以叫做儿童画，杨永青并不那么在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非常爱孩子，非常喜爱为儿童作画。除了热爱，同样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儿童画艺术规律的不断探索。杨永青曾说：“为孩子们画画光凭热爱是远远不够的。爱只是一种动力。重要的是了解他们，了解儿童的心理特点，那是一门科学。做不到这一点，很难为孩子们画好画。”“为孩子们画画既要有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又要有孩子般的天真和幽默，而两者的统一是很不容易的。”纵观杨永青的儿童画，并不能用“过于写实“来概括。其实他的画充满了童心童趣和为孩子所喜闻乐见的“稚笔”。比如有一幅名为《朋友你好》的画，画上的孩子亲昵地把小脸凑向一只小青蛙，流露出关切探问的神色，青蛙也扬着头，静静倾听。孩子和动物心心相印，恰如一对好友。他画的孙悟空，不像一般画中的顽猴，倒像是一个可爱的大孩子；他画的老渔翁，在慈祥中也表露出一种天真可爱的童稚气……由于贴近孩子的心理和趣味，他的画很受小读者欢迎。《雷锋小时候的故事》发行194万册，《神笔马良》、《长生塔》、《马兰花》、《大灰狼》、《王二小放牛郎》、《司马光》等等也因广受儿童欢迎而获奖。

　　晚年转向观音画

　　晚年的杨永青虽然病魔缠身，但从没放弃过对真、善、美的追求。他觉得自己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写实主义画风，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代少年儿童的口味，遂开始了新的艺术尝试——退休以后，他创作了大量的观音画。

　　杨永青说：我是个写实派，并不相信神仙。我画观音是心有所寄，把想对人们说的话，把内心的感情，都寄托在这尊菩萨身上了。用宗教的眼光看，我的观音画可能不标准。她是中国式的“圣母”，无所不能，是我心中救苦救难的菩萨。

　　杨永青笔下的观音，不是庄严神威的神仙，而是仁慈柔美的女性形象，很世俗化，富于人情味。他用这样一个“东方的和平女神”、“爱神”（杨永青《白描观音画谱自序》）形象，表达对美、对和平、对爱的向往。他的观音画有反对战争的主题，有拯救矿难的主题，有救民于水火的主题，也有为民间扫除邪恶、匡扶正义的主题……每幅画寄托着他一个善良的愿望。

　　杨永青在他的《白描观音画谱自序》中写道：“人到晚年，尤其喜爱儿童，菩萨也就特别和娃娃们亲近，这和个人的经历和感情有关。”他画观音身边那可爱的善财童子，憨态可掬，稚气未消，或趴在她腿上读书，或躺在她身旁的荷叶上酣睡……不像是观音的侍从，倒更像是她的孩子。观音对他，不是发号施令的主人，而完全像一位慈母——表现出毕生为孩子作画的这位老画家，内心深处对儿童的那份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