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先说一些主要与学术有关的事。

　　大约是1982年的冬天，当时是文革后国内第一次组织有关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的讲习班。历时一个多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许多前辈老师承担了组织工作，邀请了当时一大批我国外交界的高官、从事调研工作的领导，以及国内最为资深的学者前来讲学。出场的著名学者讲得都很精彩，但是我记得当时陈乐民先生是大概唯一的一位有资格讲两个半天的学者。一个半天讲了他对于欧洲问题的总体理解，另一个半天讲了当时在国内还远远没有以后那么风行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至今我还保存着陈先生当年讲演的这两份记录。

　　就是从那一次开始，我见识到了，原来欧洲问题还能够这样从政治和历史文化相互交叉的角度之下来加以阐述。记得陈先生当时是引用了戴高乐的一句话来表达他自己的认知：只要是莎士比亚还讲英语，只要是但丁还讲意大利语，只要是巴尔扎克还讲法语，那么，欧洲不管怎样就还将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近三十年来，尽管欧洲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欧洲一体化也曾经取得了令全世界眼花缭乱的推进，但是这并没有最终改变欧洲由民族国家共同构成的这样一个基本属性。特别是当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正面临前所未见的艰难挑战的时候，重新回顾陈先生这一精辟的引述，令人回味无穷。陈先生从来没有否认欧洲联合的历史性成就，但是，作为一名理性的知识者，他只是想要提醒大家：欧盟一体化和欧盟由民族国家组成这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就像许多历史过程一样，任何时候不能因为其中某一进程的宏阔推进而使人有所偏废。

　　也正是从那一次聆听陈先生的讲演之后,我对于国际政治理论问题开始了系统的学习和思考。记得当年陈先生强调，有必要充分肯定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这一充满思辨性、建构性的新方向，西方理论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演进的基本脉络和把握其中的分析框架；同时，他在当时就告诫大家，不要为西方理论中许多抽象内容弄昏头脑。他强调，不光是西方，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也早已有了对于“势力均衡”这样非常概括而经典的表述。他可能是国内第一位既强调重视西方理论、但也警告不要食洋不化的学者。之后9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陈乐民和资中筠先生鉴于当时的“国际理论热”，曾经在家中多次举行过沙龙式的中青年座谈。参与这段时间的讨论，对于以后我接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委托，负责主编《国际政治丛书》有过莫大的帮助。这套丛书在90年代曾经是我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一块重要阵地。我和当时不少中青年同仁的一个共同意愿，是力求从一个客观而不盲从的东西兼顾的角度去构建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论认识。这样一种想法，其实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陈先生30年前这场讲演的启示。

　　至于陈先生退休以后所从事的文史研究就更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有待于专文的介绍，这里的回想只是作为对于以后叙述的一个铺垫。

3

　　与陈先生交往的这二十年中，我们所谈及的话题其实远不止是文史与国际问题的学术研究。每逢有机会上北京，或者是趁陈、资两位先生南下，饭前茶余之间，无论是天南地北的人情风物、游历海外的各种见闻、乃至于家庭儿小的成长故事，都是我们非常有兴味交谈的话题。而最令我受益的话题之一，就是陈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造诣和见解。他知道我也喜欢中国传统书法、以及中国和西洋绘画，包括我也酷爱听京戏和交响乐，因此，每有时间，这些老古董和舶来品纠缠在一起的话题，就成了我增长见识的机会。

　　在中国的书画传统中，我非常有幸与陈先生同好。陈先生早年研习元代大书家赵孟頫，而我最喜欢的书家则是生在明朝、但按潘伯鹰先生的说法却是直追晋唐风骨的文征明。赵、文两位书家当然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中国传统绘画中，陈先生最为喜好的是山水，其作品中，山水画作品也居其为多，而我则同样是传统的山水画作之迷。每有时间在博物馆流连，这些题材则必定是我们讨论的话题。至于在另一个文化样式——传统的京戏中，陈先生喜好的是余叔岩；而我受父亲影响，也是个余迷。家中好不容易藏有余叔岩的18张半唱片的录音，当年也曾让陈先生听后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我们一起感叹的是，为什么几乎是大半个世纪之前的京朝流派，至今却还是那么经久不衰，高不可攀。甚至，陈先生还注意到了京剧界一位年轻才俊的出现：有一次，他突然兴冲冲地告诉我，他非常喜欢余派传人、上海青年女老生王佩瑜的表演，而我则以绝对的支持，表示了响应。

　　谈兴浓时，还经常有机会得以亲见陈先生向我展示他的书画新作。我记得，陈先生最为得意的是他以倪云林笔意所演绎出来的一幅幅文人画习作，尤其是其中信手沾来的草木松石、山川沟壑。在这清淡飘散的画面上，总可以察觉出挺拔俊逸的意趣，犹如余叔岩的淡云遮月、行云流水般的演唱，充满着机巧的灵动和醇厚的韵律。

　　以我这业余鉴赏者的眼力，我觉得，作为非专业书画家陈先生的扇面，应为其创作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