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家、文艺评论家江晓天是在2008年重阳节走完他82载人生之旅的。去年春上，我去看望晓天夫人李茹，她找出几封新收到的唁函给我看，其中，就有周扬秘书、原中国文联办公厅主任露菲刚从美国寄来的信。她在信中说：“在不少人都疏远了‘老爷子’的时候，晓天同志约我去看了周扬同志。我记得是一天晚上，我们坐12路电车，‘咣当’到西单，步入安儿胡同1号……”读着露菲的信，我立即想起，晓天不只是去看望了逆境中的周扬，还在周扬一病不起之后，为周扬出了两本书：《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和《周扬近作》。

　　1983年冬，得知晓天将兼任恢复建制的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后，我和《新观察》编辑部主任张凤珠一起去他家，向他表达调往作家出版社工作的急切愿望。他说，对你们俩我都了解，欢迎你们来一起创业。不过，你们都是办杂志的，没有搞过图书出版，还得调几个有图书出版经验的老编辑来才能开张。张凤珠向他提议可调她当年在文讲所的同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名编龙世煇，我则建议不妨先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可以叫《中国作家》，为出版社树起一面旗帜，吸引和团结一批作家。张凤珠和我的这两个建议他都采纳了，只是因为《新观察》主编戈扬不肯放我走，致使我比张凤珠、龙世煇晚到了半年。1984年8月，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时，《中国作家》编辑部已有了三四个编辑，而图书编辑部还空无一人。然而，9月，作家出版社却出版了第一本书，即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谁当的责任编辑？一问，才知是总编辑江晓天在社外特聘了吴泰昌。

　　泰昌兄后来告诉我，1959年的一天，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突然布置他和陈素琰、赖林嵩等几位55级同学，要他们协助周扬同志修订1944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但到1962年夏天，不知什么原因，书稿按周扬同志的意见整理好后，却从此没有下文。1983年，吴泰昌向江晓天谈起周扬的这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修订本，并告诉晓天当年就是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的，请晓天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征询周扬意见。不久，晓天就告诉他，周扬同意了，让泰昌负责此事并直接找周扬面谈。这样他就去见了周扬。那天周扬情绪很好，对他说：“我查了，原来你们整理的书稿‘文革’中已损失掉了，这次只好麻烦你重起炉灶。”关于书的修订，周扬讲了几点：“一、每辑的提要不写了；二、译文要用权威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要用最近出版的；三、封面可以重新设计；四、修订本他不准备重写序言，用原来的，文字他再看一下，内容不动。”周扬强调说：这本书的序言是1944年4月11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毛主席看后肯定过。至于序言中提到的人，周扬说：“有的后来政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也不动了，那是历史，历史是不能任意改动的。”1984年春节过后，吴泰昌将他代作家出版社拟的《出版说明》和书的封面设计图送给周扬审定。周扬当场看了《出版说明》，改动了个别字句，封面也认可了，并将1944年初版书上的序言作了个别词语改动的一份复印稿给了他。1984年10月，样书出来了，首印12000册。他将样书送给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周扬，周扬匆匆翻看了书的版权页，颇有感触地说：“这个修订本磨难多年，终于出来了，印数还不少，谢谢你们。”

　　近日，我从书橱中找出这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重读周扬写于1944年3月的《序言》，发现最后一句话是：“对在校阅和翻译上曾为本书出力的陈伯达、乔木、曹葆华诸同志，我于此一并致谢。”于是我又想起了周扬对泰昌说的 “历史是不能任意改动的”那句话。

　　1985年6月，经江晓天拍板，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顾骧编选的《周扬近作》。据顾骧先生说，编这本书是在这一年的一月。当时周扬第一次报病危，于是大家就有了编一本周扬近作选集出版，将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收进去的想法。周扬夫人苏灵扬和张光年找顾骧商量，希望他能担当这一任务。顾骧觉得此事责无旁贷，就花了大约两周时间，突击完成了收集材料、选编、校订、文字整理的工作，编出一本选集，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了。

　　在谈到江晓天一生豁达、豪爽，乐于广交朋友时，李茹说：“晓天从不趋炎附势。对一般人，谁有困难了，被贬了，落难了，他往往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情和帮助。常常是哪个朋友红了，成名了，升官了，他反而不登门了，不主动联系了。他常对我们说：‘不必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的好’。”他在兼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期间，为周扬精心出版的这两本书，无疑让周扬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感受到了温暖而珍贵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