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遭遇“四难”
　　记者：对一种语言进行界定涉及多方面复杂因素，那么新发现语言调研项目中还遇到了哪些困难？
　　孙宏开：新发现语言的调查研究有许多困难，最主要的是“四难”：发现难、调查难、记录难、鉴定难。
　　首先是发现难。新发现语言调查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发现它。一些新发现语言实际上包含在某些大语种里，过去往往在调查研究该大语种时，发现它与大语种差别大，不像是某个大语种的方言。在人文特点方面也与周围民族不大相同。但是多数新发现语言是在进行大语种调查时偶然发现的，有目的地去发现、调查新发现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办法是发动所有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实地调查的学者，通过各种方式对有差异的民族语言进行地毯式的排查、访问、记录和分析。
　　在调查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更是数不胜数。新发现语言基本上分布在边境、海岛、高寒山区、人烟稀少或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有些还跨境分布，调查研究新发现语言要比调查大语种付出的艰辛多得多。以调查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格曼语、达让语和义都语为例，该地区在喜马拉雅东段中国西藏、印度和缅甸三国交界地区。无论从拉萨或昌都去县里，都要翻越多座4000至5000米的雪山，而且没有班车，我们只能雇私人车，不仅车费昂贵，而且一路上“抛锚”、修车、推车是家常便饭，饥一顿、饱一顿也经常发生。在当地调查，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即使撒了许多“六六六粉”，仍不能消灭虱子、跳蚤。在那需要自己做饭，购物也困难，通讯不畅，这些困难是住在大城市的人难以想象的。
　　记者：在实际操作中，调查者对调查对象语言不熟悉，是否也会造成一定的困难？
　　孙宏开：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记录难。我们对新发现语言的结构特点、分布状况、来龙去脉基本上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料，完全靠个人已往的调研经验。我们编写了统一的调查大纲，但是，由于对调查对象语言的情况不熟悉，尤其遇到语音、语法系统比较复杂的语言，记录、分析起来非常困难。有时，为搞清楚一项动词的语法范畴，往往要问几百上千个句子，才有可能将不同声韵母的动词词形曲折变化搞清楚。
　　新发现语言多数正在走向濒危或已经濒危，调查者往往要用极大的耐心启发发音合作人回忆自己母语中固有的词语和语法现象。有时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的语言现象来替代本来母语中应该有的语言现象。
　　除此之外，鉴定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前所述，为了界定一种语言是独立语言而不是方言，我们提出了一些识别语言的方法以及区别语言和方言的标准。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有许多理论问题不容易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待于继续摸索。鉴定难的另一个问题是新发现语言的定位问题。对新发现语言的调研，我们要求在论证它为一个独立语言的同时，要进一步论证它在同语系、同语族、同语支中的历史地位，而且这项要求在本项研究中占重要比重。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广博的知识，收集大量亲属语言的相关资料，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找到同源关系的确凿证据，并在此基础上，解决该语言的谱系分类问题。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出现同一个语言，不同学者在调研后，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的情况。我们认为，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同，站的角度不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出现这种情况是允许的。这为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抢救濒危语言刻不容缓
　　记者：这些新发现语言使用人口少，调研难度大，投入20年的精力苦苦调研的意义何在？
　　孙宏开：语言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是该语言使用者传统民族文化、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的具体体现。
　　就语言学本身来说，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宝贵财富，从某种意义来说，积累的语言资源越丰富，发展语言学的潜力就越大。目前，我国有许多小语种，至今还没深入调研，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但学术价值极高，其中不少语言保留了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许多古老面貌。有的语言资料，通过深入研究，是揭开历史上许多谜团的钥匙，因此对即将消亡的语言资料，进行抢救性记录和保存，是发展中国语言学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也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项打基础的工作。
　　记者：目前，抢救濒危语言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关注的话题。
　　孙宏开：是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我国一些弱势语言研究情况已经为外界所知，已经发现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学家到我国新发现语言分布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抢救濒危语言是当今国际语言学界的热点问题，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视的一项国际性工作，重视对濒危语言的保护，重视弱势语言资料的调查研究，并由我们自己加以记录、保存和刊布，这就意味着在国际上争取了主动。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对中国语言资源进行过大规模普查，但是由于普查的目的、要求和细致程度不同，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回答除汉语以外我国究竟有多少种少数民族语言。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国情，中国语言学界有责任、有义务把它基本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