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奖章读书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民读书运动。此次运动涵盖各个年龄段人群，以阅读各类红色书刊为主要内容，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天津作为开展鲁迅奖章读书运动的重要城市之一，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重点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及团委等相关单位的协作、宣传动员作用，确立了“市级—区级—基层”三级指导机制；采取以宣传为主，指导阅读、征文、报告会等诸多形式协同的动员方式；确立“读书光荣”的激励机制，自上而下开展读书活动，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发挥了重要作用。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初步掀起了人民群众阅读红色书刊的热潮，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天津；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日渐显现其重要作用和地位。为了更好地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党和政府通过发行红色书刊，举办集体学习以及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开展人民群众的学习教育，初步普及了马克思主义。1956年后，党和政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妥善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以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在此背景下，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得以开展，并迅速在全国主要城市掀起热潮。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民读书运动，鲁迅奖章读书运动最早自1958年4月从上海发起，随后天津于5月开展，12月底进行了评奖工作，至1959年1月底结束。同时，太原、南宁、长春等地也开展了此次读书运动。此后，全民读书运动成为党和政府提升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的主要方式之一，为普及红色文化、加强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学界以往对于鲁迅奖章读书运动的关注不多，既有成果没有涉及在天津的读书运动开展情况，只对这场运动在上海的大致开展过程进行了简要说明，尚未有深入研究和讨论。本文以天津为例，具体论述此次运动的开展过程，试图阐明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初步改变了天津当时盛行的“重文艺轻政治”的读书风气，对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读书运动开展的背景
鲁迅奖章读书运动的兴起，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配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下开展的。中国共产党出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的需要，加之天津自身具备一定的条件，共同构成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在天津开展的背景。
（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需要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初，毛泽东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提出“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成为党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之一。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关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中共八大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共八大闭幕后，新中国文化事业迎来了良好开端。首先，文化和科学被引入现代化内涵之中。毛泽东在1956年11月6日会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时，首次表示要“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其次，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文化事业呈现繁荣局面。文艺界创作热情与日俱增，同时开始翻译外国著作。最后，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成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相继开展了文字改革工作、普及小学教育、发展普通中学、改革教育制度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读书运动同样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事业的优良传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凝聚共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方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1958年1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这为此后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青年群体中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引导青年做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在国家建设中贡献更多的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1957年3月，毛泽东指示：“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决议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共青团），大会指出：“为了提高青年的政治觉悟，在青年中间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目前具有特殊的意义”。可见，引导广大青年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已成为当务之急。
就地方实践而言，以天津为例，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二、第三卷的出版发行，天津“要求全市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共党史，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市委宣传部还举办经济建设研究班，培养兼职理论教员和辅导员。同时，在全市职工和青年学生中进行阶级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马列主义世界观教育”。由此可见，天津开展学习教育的受众文化程度和学习内容均有局限，还没有举办过一次全民范围的阅读各类红色书籍的读书运动。
（三）天津举办读书运动的条件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文化建设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重要内容，受到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开展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便是其中重要一环。天津开展鲁迅奖章读书运动有如下条件。
图书馆基础设施比较完备，有一定数量的藏书 天津市图书馆在新中国成立后接收了日本居留民团的图书，“约有七万册，大部是日文图书”。至1952年组建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时，藏书约40万册。红桥区、河北区、和平区以及东郊、北郊等区都建立了图书室，各类学校和机关大都建立了单位的图书馆或图书室。这为读书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
扫盲运动初见成效，但仍需普及文化教育 天津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开展扫盲运动。至1958年3月，全市已扫除青壮年文盲25.3万人，占青壮年文盲总数36万人的70%。扫盲运动为进一步普及文化教育创造了条件，“打破了群众对学习文化的神秘观念，群众从亲身体会中认识了，只要下决心学好文化并不是特殊困难。工农群众完全有可能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但是，扫盲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向人民群众普及文化知识，提升思想政治觉悟，依然任重而道远。
借鉴以往读书运动的经验，规避可能发生的问题 1951年4月，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在上海各级机关的配合下，开展了华东区读书运动。此次读书运动以上海及其周边为中心，通过在各工厂、乡镇建立图书室，购置图书来动员人民群众进行读书。可以说，这是一次以建立基层图书室、购置图书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普及红色文化的全民读书运动。天津从华东区读书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有些分支点负责不够，官僚作风”，“党委不发动群众，也不亲自领导进行，只交给区乡干部了事”的问题。因此，天津在后来开展鲁迅奖章读书运动时规避了上述问题。
从1958年起，在中共天津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在党员中进行了党的基础知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革命传统和党员思想修养等方面的教育，各条战线上也掀起了学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运动。例如，“天津工人掀起学哲学、学毛泽东著作的热潮”。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渐开展起来的。
二、读书运动开展的过程
天津于1958年5月开展读书运动，12月底进行了评奖工作，根据读书数量和思想收获两个方面，由各单位指导小组评定等级，颁发鲁迅奖章和奖状，至1959年1月底结束。大体来看，读书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运动开始至第二批书目公布为第一阶段，从第二批书目公布至1958年12月底读书结束为第二阶段，开展评奖工作为第三阶段。读书运动的开展，使天津初步形成了通过读书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丰富知识的良好风尚。
（一）读书运动的初步开展
鲁迅奖章读书运动最早于1958年4月在上海发起，5月6日，天津市“文化局、教育局、工会联合会、文联、团市委、学联决定联合举办一九五八年‘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并成立了市读书运动办公室；各区由团委出面召集区工会、教育局文化科等举办单位，并邀请区图书馆、文化馆、工会俱乐部等方面参加，建立区读书运动办公室；基层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商店、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由基层团委会同工会、学校行政部门、校学生会等有关方面，建立读书运动指导小组，领导读书运动的开展。
天津开展读书运动旨在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进一步丰富知识，养成读书的风气和习惯，促进生产和文化事业发展，“希望通过这个运动，出现一个人人看新书，看好书，看社会主义书籍的风气”。因此，运动始终围绕如何通过阅读红色书刊来激发人民群众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是一次有意义的实践。读书运动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高中以上，乙级初中以上，丙级高小以上，“凡适合甲乙丙级规定之文化程度或相当于同等文化程度的职工和青年，均可向所在单位读书运动指导小组报名参加”。其中，根据高中、初中、高小的文化程度，市读书运动办公室又制定了适用于甲乙丙三级的阅读书目。这些阅读书目主要以政治思想读物和文学读物为主，自然科学读物为辅，绝大部分为红色题材书籍。甲级部分的书目中政治思想读物38种，文学读物32种，自然科学读物4种；乙级部分的书目中政治思想读物21种，文学读物33种，自然科学读物8种；丙级部分的书目中政治思想读物20种，文学读物30种，自然科学读物7种。“凡参加读书运动者，必须在规定的书目中选读十本，类别比例为政治思想4本、科学技术2本、文学艺术4本”。同时，各基层指导小组还规定，各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情况和特点，自行挑选市级推荐书目以外的一些书籍，但不能超过5本，类别比例不能变动”。读书运动开展后，受到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的热烈欢迎，在运动开展后1个月，“参加鲁迅奖章读书运动的各单位职工、干部、学生已经有二十六万多人，其中多数是青年。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国丝绸公司天津分公司、东郊区供销社等单位，90%以上的人都参加了这一运动”。
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各级读书运动办公室和基层指导小组以各种形式动员人民群众投入读书运动，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引导人民群众开展阅读。市级、区级读书运动办公室通过报纸、电台、海报和读书小报等形式宣传读书运动的意义和办法，印发了《实施办法》《读书简讯》，随时介绍基层开展运动的工作经验，指导运动的进行。基层单位通过黑板报、广播、读书运动小报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例如，纺织站团支部派人深入各科室解答问题，进行口头宣传，“结果很快就有150人报名，青年全部参加了读书运动，坚持阅读的有70%以上”。
随着报名人数的增多，为了动员更多的民众参与读书运动，市读书运动办公室又制定了第二批阅读书目，缩小了甲乙丙三级书目的难度差别，从而使更多的人参与读书运动，推动读书运动的深入开展。
（二）读书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1958年5月底公布的第二批书目中，甲级部分的书目中政治思想读物18种，文学读物21种，自然科学读物8种；乙级部分的书目中政治思想读物11种，文学读物37种，自然科学读物13种；丙级部分的书目中政治思想读物10种，文学读物28种，自然科学读物5种。第二批书目较第一批书目增加了时政图书，如《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主要文件汇编》《乘风破浪，永远跑在时间前面》等，值得一提的是，甲乙丙三级书目差别并不明显，绝大部分是相同的。可见，此次读书运动的性质已转变为加强全民思想政治教育。
天津要求“各基层图书馆应根据市规定推荐书目，可进行研究，根据情况适当购买1—2套或者购买其中一部分，专门用于推荐，并可考虑举办‘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书籍推荐展览’”。以河北区图书馆为例，政治思想读物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关书籍为主，包括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学读物是新中国以及苏联名著等，包括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梁斌的《红旗谱》、曲波的《林海雪原》、苏联作家阿札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自然科学读物则是以宣传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歌颂劳动光荣等相关内容的书籍为主，包括钱学森的《从飞机导弹到生产过程自动化》、姜湛远的《怎样锻炼身体》、苏联齐格尔的《人造卫星》等。“通过阅读红色书刊，人们从书籍中吸取了精神力量，提高了共产主义觉悟，激发了劳动积极性”。
与此同时，推荐阅读书目增多带来的问题就是找书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个单位帮助人民群众解决书源问题。很多单位整理了各自的图书馆，购置了很多新书。各读书指导小组负责做好组织工作，帮助读书小组安排阅读书籍，采取合买或个人购买的方式互相传阅。
许多单位为了开展读书运动，暂时收回了已借出的图书，整理、统合了本单位图书馆的图书。例如，“红星打字机厂发动了团员和积极分子找回借出的书进行整理、编排和借阅”。各单位发动人民群众购书也比较广泛，有的单位出台了分期付款的购书方法，还有一些单位为方便人民群众借书想了许多办法。例如，塘沽区人民银行团支部用午休时间摆书摊和晚间串宿舍、登门送书的方法解决外勤白天工作没有时间借书的问题；市丝绸公司与和平区图书馆建立了集体借阅的关系，解决了书籍供应问题，减少了个人借书花费的时间。
在读书运动中，许多人根据推荐书目，结合个人工作、思想和学习情况制订了学习计划，积极阅读各种书籍。“纺织站、市二中、十五中等许多单位的职工和学生，结合整风、整团，普遍选读了‘坚持抛弃个人主义’、‘论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棉毯厂、天津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职工和学生选读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矛盾论’等毛主席的著作，使读书运动和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不少人还把读书运动与个人的红专规划结合起来，选择那些自己迫切需要学习的政治书籍和技术书籍来读。例如，“中共天津市委直属机关的很多干部选为了配合思想解放运动，选读了‘论又红又专’‘在思想斗争战线上’等书”。
各单位还开展了各种辅导阅读的活动。例如，塘沽区读书运动办公室每月为人民群众举办一次辅导报告会；塘沽区检疫所根据职工要求，举办“如何写读书心得”的讲演；市第三十中学开设由语文老师讲解“如何学习林海雪原中的英雄人物”的课程；纺织站采取了抽查笔记的办法，督促和辅导阅读；市丝绸公司搭建了辩论台，通过发表不同的体会和辩论，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棉毯厂为帮助人民群众学深学透，组织读书小组定期开展朗读会、讨论会等。通过各种辅导阅读活动，更多民众参加读书运动。有的指导小组以前一周活动一次，经民众要求增加为两次，小组由几人增到十几人，民众读书的热情很高。截至读书运动结束，“全市已建立了读书小组2339个，在工厂、学校中多是团小组、哲学学习小组、政治课小组”，这些小组在帮助人民群众开展读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阅读的良好风气初步形成
鲁迅奖章读书运动的开展，使社会上初步形成了阅读的良好风气，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加入读书的行列。读书运动一经开展，便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据不完全统计，至读书运动结束，天津“参加读书运动的有46万多人”，“坚持参加读书运动的全市共有911个单位94898人（其中青年88555人），包括工厂、商店29926人，机关6504人，学校53526人，农村148人，手工业3479人，其他1315人”。以河北区为例，很多人都养成了多读书、爱学习的良好习惯。全区186个单位、8846人参加了读书运动，经常参加读书的有5115人。读书运动结束后，市读书运动办公室根据参加读书运动人员已读完书目的数量和思想收获，颁发鲁迅奖章和奖状，以资鼓励。
读书运动开展后，天津各级图书馆的借阅情况较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看政治思想读物和现代书籍的读者大大增加了，“从积压到供不应求，显著改变了厚古薄今、重文艺轻政治的倾向”。例如，和平区图书馆以前一星期借出书籍1600多本，其中古典书籍有600多本；自读书运动开展后，一星期借出的1600多本书中，只有几本是古典作品。从河北区图书馆的统计来看，读书运动开展前每月借阅量为9500册，古典作品为3228册；读书运动开展后，每月借阅量为19318册，古典作品下降到1183册。纺织站图书馆一周开放3次，经常借书的有74人，其中看古典作品的有63人；读书运动开展后，图书馆改为每天开放，看政治思想读物和反映现实作品的由11人增加到134人，看古典作品的下降到31人。很多人在学习完毛泽东等领导人著作以及英雄人物的事迹后，汲取了精神力量，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如棉毯厂的团员李某，在学习《不死的王孝和》《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时，被烈士们的英雄气概和英勇不屈的事迹感动得流下了泪，之后他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在暑天坚持送地毯；青年党员李某立志要学习先烈并经常以烈士们坚韧不拔、一切为了党的利益的高贵的革命精神来鞭策自己等。
与此同时，读书运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运动开展之初，“大部分报了名的读者都投入了读书的热潮”，但随着读书运动的持续开展，很多人不能坚持到最后。例如，“从红星打字机厂、天津印染厂、第一铁丝厂等五个单位调查，1053人报名，坚持看书的只有125人，占报名人数的12%”。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一部分人对于读书运动意义认识不够，加之平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故参加读书运动时不够专心致志。
总体来说，读书运动的开展使大多数人民群众开始接触阅读，初步形成阅读的良好风气。很多人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是，在读书持久度和知识普及度方面，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仍然需要继续大力推广全民读书运动。
三、读书运动开展的内在机理
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主要是通过“阅读+群众运动”的方式，为之后的读书运动乃至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活动的执行方面，天津建立了“市级—区级—基层”的三级指导机制；在群众动员方面，建立了以宣传为主、多种活动协同的动员方式；在活动激励方面，通过颁发鲁迅奖章和奖状，鼓励参与者继续读书，培养读书光荣的价值取向等。如此，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得以自上而下、有条不紊地持续开展。
（一）建立三级指导机制
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天津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指导办公室，统筹和指导读书运动的进行。市区级党委、工会、团委、文教科、文化馆、图书馆等有关方面联合成立了指导读书运动的办公室，“许多基层单位也都由党、政、工、团、图书馆等方面组成了读书运动指导小组或办公室”。全市总计建立了22个读书运动办公室负责读书运动的开展，基层单位建立了993个读书运动指导小组协助基层开展运动。“市级—区级—基层”三级指导机制在运动开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统筹协调作用。
三级指导机制中，市级即市读书运动办公室；区级即区级读书运动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团委；基层即基层单位建立读书运动指导小组，并邀请图书馆等有关方面参加，学校还可邀请班主任或语文教师等参加，日常工作会议由基层支部或团委负责召集。读书运动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取得一定成绩，关键在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例如，和平区党委指示把读书运动列入区群众文艺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规划之中；市运输公司党委在宣传会议上布置了如何开展读书运动；市电子仪器厂党委在群众大会上讲读书运动的意义，动员大家参加等。另外，市读书运动办公室规定学校“应共同负责、统一分工、指定专人召集”，参加读书运动人数较多的学校，还可以在校级读书运动指导小组下，设班一级的指导组，以便于对读书工作的具体指导。
此外，基层指导小组的职责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1）加强读者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2）帮助读者制订读书计划，支配业余（课余）时间，并经常检查读书情况；（3）举办读书辅导活动，如举办墙报（或专栏）小型读书报告会、朗诵会、故事会、读书经验、心得交流会等；（4）负责对参加者读书成绩的评定，接受市、中层（区）读书运动办公室的委托，代授奖章等工作”。自此形成了“市级—区级—基层”的三级指导机制，有效地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读书运动，对于自上而下、有序开展读书运动发挥了领导作用，扩大了读书运动的影响力。
在三级指导机制的统筹规划下，各级读书运动办公室和指导小组对人民群众进行读书指导，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鼓励、引导、带动大家参加读书运动。
（二）形成宣传为主、多形式协同的动员方式
在三级指导机制下，天津利用各种形式，对读书运动进行广泛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阅读，形成了以宣传为主、多形式协同的动员方式。
宣传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市级、区级各文化机关为主，以广播、报纸、板报、展台等形式对读书运动进行全民宣传。例如，“新华书店为了配合这一运动，各个门市部都普遍的开辟了鲁迅奖章读书运动的专窗，展出了有关书籍，来进行宣传”。此外，市图书馆、市作家协会等单位还举办“方志敏战斗的一生”“青春之歌”“人造卫星”等报告会，加大宣传力度。
宣传方面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多形式协同动员，即发挥各基层读书指导小组的作用，采取讨论、写读书笔记、举办座谈会等形式，指导、动员人民群众参与读书运动，做到使每一个参与读书运动的人都能够在组织的带领下提升思想认识，并将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学习、工作中。宣传为主、多形式协同的动员机制，充分保证了参加者切实参与读书运动。
（三）确立“读书光荣”的激励机制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上逐渐树立起“劳动光荣”的良好风气。此次读书运动为了鼓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阅读，“表扬和鼓励认真阅读的积极分子，鼓舞群众的学习热情，并以此作为推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为中心的读书热潮的有力措施”，市读书运动办公室建立了鼓励和奖励机制，通过评比、发奖，倡导“读书光荣”，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天津开展读书运动的评比原则主要有以下两条：一是读完10本书者可参加评比，如未看完10本（5本以上），但态度积极并收到显著效果，也可参加评比，通过人民群众评定给予奖励；二是通过阅读在思想上确有收获，生产、学习、工作有一定进步和提高者，方可发给奖章1枚，“使评比发奖成为一次推动学习，教育群众的活动”。评比方法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通过测验、写心得等方式，加之平日在思想、生产、学习上的表现，经过小组评议、民主讨论，评出具体名单。再由读书运动指导小组批准并提名，在征求民众意见后确定获奖名单。在发奖比例方面，对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或者从事非脑力劳动者，发奖的力度更大，目的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读书运动。其中，工厂、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街道等单位获得奖章人数不得超过参加评比人数的60%，而大中专、机关、企业、医院等单位不得超过40%。此外，能参加评比尚不够获得奖章者，则发给“读书运动纪念卡片”一张。以市邮电系统为例，市电话局、市报刊发行局、市邮局和机关党委4个单位，共102人参与评定，获得奖章的有40人，获得纪念卡片的有62人。评比所遵循的是鼓励原则，旨在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多读书、读好书，以发放奖励树立荣誉感，使人民群众了解“读书光荣”的重要意义。
四、读书运动的积极影响与经验启示
鲁迅奖章读书运动虽然开展的时间不长，但其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相协调、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助力持续开展读书学习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在坚持党的领导与多部门协同，坚持思想领航、以学促干，坚持以青年为主体、凝聚青年力量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一）读书运动的积极影响
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作为全民参与的读书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进步，为促进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通过动员、指导人民群众阅读红色书刊，扭转了“重文艺轻政治”的读书风气，在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日后持续开展读书学习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为促进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成为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提出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目标后，党和政府开展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读书和学习运动等，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鲁迅奖章读书运动激发了人民群众的读书热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天津为例，许多工厂、企业、街区都举办了读书会，成立了阅读小组，成千上万的职工和家属参与读书运动，形成了良好的阅读风气。全市图书发行量激增，据图书发行部门统计，从1958年5月到1959年4月，全市共发行了图书3270多万册。阅读的人数迅速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红色文化，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为促进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开展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前，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针对特定群体展开。阅读的书目，往往只是《毛泽东选集》等特定红色书刊，无论从阅读书目还是受众群体而言，都不及此次运动门类齐全、受众广泛。尽管以往也采取过读书的方式，但并不像此次读书运动采取自上而下、全民动员的方式开展阅读。鲁迅奖章读书运动是一场全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初步掀起阅读的热潮，使其在人民群众心中生根发芽。读书运动的开展对于加强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引领，使他们学习先进榜样，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贡献力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以红色书刊为主要媒介，改变了“重文艺轻政治”的读书风气，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自此，读书运动成为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的主要方式之一。
为持续开展读书学习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读书运动为此后开展类似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以此为开端，全民读书风潮日渐兴起。例如，20世纪60年代，天津又开展了各式各样的读书会以及工人、农民学哲学运动等。阅读书目基本以红色和时政书籍为主，包括《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等书籍。70年代末80年代初，天津还开展了“做新长征的好接力手”读书活动、“爱我中华，爱我天津”读书活动以及“三热爱”读书活动等，其开展模式与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大致相同。可以说，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使阅读的良好风气深入人心。
（二）读书运动的经验启示
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之所以成功开展，主要得益于坚持党的领导与多部门协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坚持思想领航，倡导“读书光荣”，以学习促进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开展过程中以青年为主要对象，培养青年的阅读兴趣，为其搭建成长平台，从而凝聚青年力量。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多部门协同 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关乎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和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问题。因此，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确保读书运动的成效。在党的领导下，重点发挥包括共青团在内的多部门的协作功能。各部门各司其职，引导人民群众有选择性地进行阅读，使得读书运动有条不紊地开展并不断扩大影响力，确保读书运动发挥育人作用。
坚持思想领航、以学促干 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以红色书刊为媒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阅读红色书刊为读书运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宣传同推荐书目内容相关的方志敏、王孝和等英雄事迹，撰写阅读感想，使人民群众在读书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实现自我提升。
坚持以青年为主体、凝聚青年力量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坚持以青年为主体，关心青年成长，凝聚青年力量，是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之一。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以青年为主体，通过有组织的引导机制，指定阅读书目，举办各式活动，丰富学习内容，将青年读书的自主性与组织性相结合，为青年成长创造条件。通过关心青年思想情况，了解青年读书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其热情，凝聚力量，促进青年在学习和工作上的进步。
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作为新中国开展的第一次全民读书运动，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党和政府通过读书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红色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对于当前开展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特别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全面加强，社会上形成了“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的良好风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要承担起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努力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邹宇，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