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在农业救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两年来，全国农业生产的显著恢复，是在与自然灾害作艰苦的斗争中获得的……一九五○年全国各地曾在一亿余亩耕地上进行了治虫工作，减少了农产损失约计十六亿斤，一九五一年虫害面积和严重程度都超过去年，仅蝗虫、蚜虫、螟虫为害面积即达一亿二千余万亩。但经各级政府大力领导群众，防治捕打，用了八万万个工作日，均已基本消灭”。可见，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除了党和政府的有力领导外，还与防治病虫害技术的应用有着密切关系。然而，学术界以往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救灾研究主要集中于救灾举措、救灾机制等宏观层面，较少从农业技术层面来探讨农业救灾的问题。

　　山西作为一个农业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农业生产往往因之受到很大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西各根据地就创造出以农业生产互助组为主要形式的集体劳动组织。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互助合作运动，老解放区山西则走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前列。1950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召开第一次省党代会，会议提出：“把互助合作与新的技术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是互助合作运动新的发展方向”。3月5日，《山西日报》刊发的《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应成为今年互助生产的主要方向》一文中指出：“如何提高生产力呢？决定的问题：在于改良农业技术（包括工具）与组织劳动力……只有在逐步的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的互助生产的基础上，农业技术改良才能得到更广大的发展，才可使农业生产力获得无限的提高”，才能更加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山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始终坚持革新农业技术，既提升了农业的抗灾能力，又保证了农业的增产增收。经过三年恢复时期的建设，“到1952年粮食总产达384万吨，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因此，本文以山西为个案，在相关研究及资料的基础上，力图探讨20世纪50年代农业救灾中的技术推广问题，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自然灾害与农业灾情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每年“春季干旱多风，蒸发量大；夏季盛行东南风，降水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秋季降水减少，气温骤减；冬季雨雪稀少”。由于长期受人类生产活动以及战争的影响，原始森林几乎消失殆尽，自然植被较少，地表黄土裸露。每遇降雨，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土地养分被带走，农田肥力与抗旱能力下降。正是因为处在这种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山西容易出现灾害性天气，一直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地。据统计，历史上山西遇到的自然灾害次数为：魏晋南北朝323次、隋唐165次、宋元494次、明朝1005次、清朝1481次。在诸种灾害中以旱灾最为频繁，其中光绪初年波及全省的“丁戊奇荒”更是历史罕见，对山西近代农业生产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20世纪50年代，山西旱情十分严重。1950年，“晋南等地夏旱较重，六到八月总降水量仅一百到一百四十五毫米，只占常年同期四成左右。晋中地区六到九月也发生了较重的夏秋连旱”。1951年6—9月，“全省总雨量比同期偏少三至六成，大部地区夏秋连旱，受灾面积367.6万亩，大部地区春播较晚，缺苗多，伏雨又缺，旱情持续到9月，大秋作物受旱严重”。1952年，山西东南部偏旱。1953年，山西先是发生早春旱，晋东南等地区5月初才开始降雨。5月至8月26日，全省又遭遇伏旱。1955年春夏以来，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旱无雨，晋北等地旱情一直持续到8月底。1957年，山西春夏秋连旱，北部和中部自5月到8月中旬持续缺雨，造成河溪无水、井水断绝、农作物全部旱死，旱情十分严重。雁北地区7月至8月底就有80%的农田受灾，其中雁北南部的山阴、应县、平鲁、朔县旱情尤为严重。具体到各地区的旱灾来看，运城专区的河津县在1950年遭遇伏旱，小麦出苗率仅为70%，导致秋季歉收。1952年，该地发生春旱，一些地区的小麦连片枯死。1955年又遇伏旱，直至7月21日仍未下雨。忻县专区、晋南专区、榆次专区的一些县在1955年入春以后干旱无雨，“当年收成兴县仅五成，石楼六成、岚县六成五、中阳七成、离石八成、临县七成五”。忻县专区的驻地忻县在1951年入春以后遭遇大旱，“3个区、124个行政村受灾面积621477亩，其中重灾者48006亩，全县歉收四至五成”。1955年、1957年，全县多数地区旱灾严重，农作物歉收五成以上。由此可见，旱灾是长期困扰山西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灾害之一，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山西在发生大面积旱灾的同时，局部地区还频繁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开展。1953年6月26日，运城专区暴雨倾盆，磨河、东郭等村被淹土地1200亩，顺郭、东阳被淹土地600亩。I8月13日，榆次专区的临县、离石暴雨成灾，临县十一区冲毁窑洞房屋60间，离石一区、四区、六区17个乡共冲毁秋禾6348亩。1954年8—9月，榆次专区的文水、孝义等县连降暴雨，洪水泛滥成灾。文水县境内文峪河、磁窑河决口215处，32个乡、66个村遭受水灾，全县36%的耕地受灾。孝义县7条河先后涨水，冲坏渠道16条，沿河有19处决口，淹没农田面积为24400亩。10月，汾阳县24个乡、62个村庄的15万亩水浇地遭受水灾。1956年，晋南专区发生夏涝，6—8月累计降雨510毫米。据解虞县统计，此次洪涝共“淹地72021亩，倒房745间，塌井263眼，压死6人，损坏粮食20600斤”。1959年7—8月，山西北中部暴雨成灾。8月28日，“万荣县两小时降暴雨67.6—100毫米，引起山洪暴发，受灾面积1.5万亩，毁水库7座，死伤23人，万余人遭灾”。局部的洪涝灾害不时给山西的农业生产带来较为严重的损失。

　　除严重的旱涝灾害外，山西还是风灾、霜冻、虫害等灾害高发地。以风灾为例，1951年7月，榆次专区平定县连刮3次骤风，并伴有冰雹，造成6个区79个村受灾。1957年7月中旬，全县普遍遭受风灾，1/3的玉米倒伏或折断。以霜冻灾害为例，1953年4月12日，运城专区、临汾专区冬小麦发生晚霜冻害，尤以闻喜、曲沃、河津等县较为严重。1954年，全省受冻害农田面积达1040万亩，临汾、洪洞、赵城、曲沃、襄汾、翼城、霍县、浮山、汾西9个主要产麦县的323万亩麦田受灾面积达247万亩。以虫害为例，1951年7月，雁北专区天镇县发生“钻心虫”灾，7万亩庄稼受害。马家皂、新平堡、谷前堡至逯家湾一带发生蝗灾，2000余亩禾苗被吃光。1953年，天镇县18个乡47个村又发生“行军虫”灾，受灾面积1.1万亩。1956年，天镇县1.44万亩作物发生土蝗灾，710亩谷苗被吃光。这些灾害都对山西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总之，山西是一个自然灾害高发的地区。据统计，1950—1959年，山西累计受灾面积达13699万亩，其中，旱灾面积为8096万亩、水灾面积为2413万亩、风雹灾害面积为1688万亩、霜冻灾害面积为1502万亩。除1958年、1959年外，山西省受灾面积一直处于全国前十，1955年更是居于全国第三。针对山西自然灾害的频率及特点，山西各级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农业自然灾害的方针、政策，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生产救灾工作，尤其注重对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救灾工作的顺利推行。

　　农业救灾中的技术推广

　　新中国成立前，山西的农业生产以自给自足为主，每逢自然灾害往往损失严重。“历代官府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对灾区和灾民都发放一定数量的钱粮及衣物，进行赈济。但由于数量甚微，加之官员营私舞弊，贪污、克扣、挪用等现象屡屡发生，使真正贫困的灾民所得甚微，造成其流离失所，凡灾必荒”。因此，走投无路的灾民只有寻求神明的庇护，祈求老天能帮助他们度过灾荒。“若遇干旱，农民的生活就无着落。所以，人们对河、井、泉也产生了信仰，全省到处都建有龙王庙、水母庙、河神庙，许多地方在河边、井边用土石垒砌成简易的牌位以供祭祀”。如果遇到雹灾，“百姓把菜刀、擀面杖等物扔到外边，跪地祈求‘老天爷’停降雹雨，以求灾祸停止。遇到蝗灾，百姓到田间烧香叩头，祈求飞蝗离去，这些风俗遍及全省各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救灾政策与措施，帮助灾民度过了灾荒。

　　生产救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的救灾方针之一。早在1949年12月19日，《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就指出：“要根据各地条件，找出灾民生产办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帮助灾区逐村逐户订出生产自救的计划，组织起来，取长补短，有无相济，争取每个人能有存粮”。1951年1月20日，内务部强调：“救灾成绩好坏，不能单纯依赖救济粮的多少，重要在于工作做得好。不少地区把发粮过程成为组织生产过程。他们说：‘老百姓的办法真多！就是重灾区，也做到村无闲人家有储蓄了。’”1953年4月23日，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今天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有许多困难的条件限制了它、约束了它”，“必须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主要的是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困难”；“帮助农民减少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等”；“帮助农民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如耕作法，施肥法等等”。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四十条”），其中第九条即“采取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增产措施具体包括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改进肥料的使用方法、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土壤、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改进耕作方法、消灭虫害和病害等。对于“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农业四十条”则提出：“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等等）、小河的治理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都由地方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负责有计划地大量地办理……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7年至12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

　　在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山西开始尝试走上依靠推广农业技术进行救灾的道路。1950年2月，山西省农业厅制定了《山西省1950年农业技术工作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农作物良种推广实施方案、防治病虫害计划实施办法等。同月，山西省农业厅召开全省农业技术会议，厅长武光汤在会上做了报告，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农业技术改良运动”。此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山西各地展开。

　　（一）改进耕作技术，推广良种

　　深耕蓄墒历来是增强农业抗旱能力的重要耕作方式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长治专区的陵川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引导农民改变过去不合理的耕法，采用了由深到浅、先耙后耕、耕后随耙的技术。如六区岭东村程喜龙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春耕中采用多耕早耕、随犁随耙的方法，并使用了新式步犁，第一次耕深度是7寸左右，第二次是3寸左右。一些农民还根据当地的特点发明了新的抗旱技术，如长治专区武乡县城关公社东村、连元、聂村、上城、富庄等9个大队，对2690亩麦地采取了以下抗旱措施：“（1）耙耢整地加石滚压——把地下水提上来；（2）引水浇田担水点种；（3）偷耕抢墒下种，不带犁圪塔犁地，保持下层湿土不乱；（4）深开沟，浅覆土，种在湿土层上后用砘滚；（5）改犁种为耧种，加宽播幅；（6）用石灰少许和温水浸种；（7）扩大下湿河滩平地的小麦播种面积”。

　　为帮助灾民渡过难关，还有地方通过“多上肥，巧施肥，因地施肥”和“就地推广优良品种”等方法改良农业技术，1956年6月，榆次专区汾阳县“石庄、三泉、阳城、杨家庄、南偏城等6乡遭雹灾，秋田受灾6万亩，占播种面积的近一半。县委立即组织各机关干部，由县长带队分赴灾区，发动群众进行抢救……县粮食局供应生长期短的种子4675公斤，油脂公司供应饼肥21000公斤，供销社供应化肥45吨，群众互换种子1万公斤，共补种6449亩，移苗5663亩”。除了新品种，原有品种的选种也十分重要，各级干部为了帮农民选出优良品种也是费心尽力，陵川县“二区桃山村技术委员会，劳动模范赵俊山，挨门挨户宣传做好评选种籽……举出真人真事说明‘换下好种籽能减少谷子芦心病，种地没好籽，出力白费工，农民想发家，种籽大搬家。’专门召开了妇女会议，许多妇女成了评选种籽的‘宣传员’。号召大家把自己的种籽每一样都拿出些来，组织个种籽展览会，大家来互助评比，选出好的大家换”。

　　这些耕作技术的改良以及新品种的推广无疑提升了山西农业抗灾的能力，减少了自然灾害给农业造成的损失。

　　（二）兴修农田水利

　　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山西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早在1950年4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就颁布了《关于鼓励与发扬群众积极性兴修水利的奖励办法》，其中，团体以精神奖励为主，个人除精神奖励外予以适当实物奖励。1951年底，山西省第一届水利代表大会做出《关于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大力开发水源，兴修小型水利的决议》，指出河渠、淤漫、井车等水利事业必须组织起来开展，以达到“发挥水的潜在力之功效”。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山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贯彻执行‘积极引导，稳妥前进，依靠合作组织，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地开展群众性的小型水利’，以及‘民办公助，社办为主’的方针”。

　　此外，山西还不断健全抗旱机构，加强组织领导。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成立了“省生产防旱领导小组”。1954年5月，又组建了“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内“6个专区、60余个县先后设立了防汛防旱机构”。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各地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设施防治旱涝灾害的热潮。1955年，武乡县入春后遭遇久旱不雨，96个乡、50多万亩庄稼普遍受到威胁，东部地区坡岭地带青苗枯死现象严重。5月5日，石泉乡4个自然村在久旱后突降冰雹，“三千五百六十二亩小麦和七千余亩秋禾遭受严重损失，政府组织抗灾救灾宣传队分赴各灾区，发动群众担水浇苗，抗旱保秋。全县四万人投入运动，利用了几百处水渠水井，保禾苗近十万亩”。可见，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农田水利建设在防治旱涝灾害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推广新法防治病虫害

　　在防治病虫害方面，山西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推广新的方法。如1953年陵川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发动群众捕杀“行军虫”，烧虫卵、灭虫蛹，并在捕打中创造了新的办法：开始时是一只一只捕杀“行军虫”，效率较低，每人一天只能捉半斤左右；后来采用了就地消灭、集中捕捉的办法，就地消灭即每人拿一根四五尺长的木棍摇动庄稼，虫子落地，随即打死；集中捕捉即每人拿一个脸盆或小簸箕在庄稼下面接着，虫子掉落后集中杀死。采用新的方法后，每人每天可消灭害虫一斤左右，捕杀效率提高了一倍。此外，新技术的应用也是防治病虫害的一大亮点。例如，1953年6月，武乡县六区涌泉一带和三区李峪一带，“发生了成片花大姐虫和棉花油旱虫。县农业技术员深入田间，指导群众，对花大姐虫一面采取人工捕捉的方法，一面用砒酸铅或砒酸钙配水喷洒山药植株，对油旱虫以于茎水或百分之零点五的‘六六六’粉或麻油和鸡蛋配剂喷洒，迅速扑灭了两种虫灾”。这些措施有效地提升了农作物的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在正确的救灾方针指导下，山西通过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及时有效地应对了各种自然灾害。这些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各地农村防御灾害的能力，有效地保证了山西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　

　　农业技术救灾的成效

　　为了在受灾地区更好的发挥农业技术的作用，山西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与农业技术的推广结合起来，要求受灾地区在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的过程中发挥农业技术优势，战胜自然灾害。例如，1953年9月，武乡县四区姚家庄乡发生霜冻后，以张庄为中心，“全乡设防霜台五十处，每处备干柴三百斤，夜间点燃”，减少了霜冻造成的损失。又如，1955年，榆次专区盂县入春后久旱无雨，“全县共担水浇地14万亩，挖卧牛坑2.49万个，蓄水池4627个，打深井17眼，旱井59眼……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发挥群众抗灾潜力”。再如，1959年，临县洪、雹成灾，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抽调二百多名干部下乡救灾，大家齐心合力，“扶苗204679亩……捡回落地粮125000多斤，增种冬麦40000亩”。同时，农田基本建设也掀起高潮，“秋后三个月修梯田488000亩，打坝堰3906条，筑谷坊25872个，凿旱井1906眼，造林270000亩，种牧草4540亩，完成其他农田建设工程356495个，增添了防灾设施”。由于防灾措施得当，“是年减产不减收，全县粮食产量减少5300多万斤，但农业总收入完成计划的113.82%”。

　　20世纪50年代，农业技术在抵御自然灾害中的应用与推广，有效地减轻了灾害给农业带来的损失。

　　（一）选用优良品种，推动良种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

　　黑麦原来在山西北部早有种植。1950年，经过政府推广，山西中南部的农民十分欢迎这种新品种。其中，汾阳专区与长治专区的群众试种之后产量很好，一些农民说：“这样好的种子，今年咱无论如何也要调换些种”。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通过评选良种以及引进试验、示范，“选择出一批新品种，用以取代相形见绌的老品种。评选和引进的小麦品种有金裹银、蚂蚱麦、竹叶青、红秃麦、碧蚂1号和4号、西北60和302、中苏68、西农6028、定兴寨、三联2号和51号。引进推广的玉米品种有华农2号、雁农1号和2号、英粒子、百日黄、金皇后、白马牙、春杂1号、长杂1号和4号等。评选和引进推广的高粱品种有二鹅黄、离石黄、大红袍、大狼尾、盘陀、猪抬头、娥儿黄、铜锤茭、白软高粱等。评选出的谷子良种有60日糙、九根齐、小白谷、白流砂、沁州黄、母鸡咀、繁峙黄、齐头白、张纯一、东方亮等”。经过农作物良种引进和推广，全省良种种植面积逐年增加。1955年，山西农作物良种种植面积已达692万亩，其中小麦355万亩、玉米165万亩、高粱7万亩、谷子69万亩、薯类33万亩、棉花61万亩、其他农作物2万亩。经过品种调换，山西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二）改变灌溉方式和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

　　一方面，山西各地逐渐推广了水车灌溉。水车是个新鲜事物，山西农村此前很少使用，20世纪50年代，山西各级政府积极推广水车浇地的办法，增加了水浇地。1951年，长治专区襄垣县西王村一次性购买了41部水车，扩大水浇地面积92亩。1952年，长治专区晋城县河底村群众购买了4部水车，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基本解决了村里灌溉的问题。另一方面，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减少了旱灾给农业造成的损失，扩大了各地农田的灌溉面积。1952年，榆次专区榆社县双峰村在“宣传了省委提出的‘计划生产与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相结合’、‘农业基本建设与生产改革相结合’的口号后，群众对农业基本建设的信心很高，劲头挺大”，全村两天时间就修了武家湾等3条水渠，使得203亩旱地变成水田。在旱灾肆虐的情况下，忻县专区保德县暖泉村乡民不仅积极担水浇地，而且在当地的小河上修建了一座水库，可以浇地103亩，为丰收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50年代，山西全省小型水利灌溉工程取得了快速发展，“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到1952年已增加到41.47万亩。随着农村互助合作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群众性的组与组、社与社之间的联合兴办水利工程的热潮，到1956年，全省小型自流灌区浇地面积增加到53.84万亩，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倍。农业合作化以后，全省小型水利工程有了更快的发展”，灌溉面积也在不断增长。此外，大中型水利工程也取得了进展，如1958年汾河七一渠首工程建成，该工程“引用汾河径流和郭庄泉水，包括通利渠在内将灌溉面积扩大到50万亩”。

　　需要强调的是，山西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农田水利防旱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1951年，山西省水利局组织带领4000多名工人和7000多名农民，历时7个月修成了滹沱河大坝和水渠，使滹沱河两岸66个村19万亩农田从旱地变成了水地，每年可增产1140万斤粮。1952年，山西省政府又组织人力物力，在临汾专区洪洞县修建了长70多里的泽垣渠，不仅使得当地42个村的9万多亩旱地完全变成了水地，可以增产101.4万斤小麦，同时也降低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1954年，在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局的指导下，汾河三坝进行了恢复建设，“竣工投入运行后，所控制的灌溉面积30万亩全部受益”。H20世纪50年代，在山西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山西全省形成了第一次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农田灌溉面积逐年增加与扩大，实浇面积从1950年的209.63万亩增加到1959年的541.53万亩，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生产抗旱减灾的能力。

　　（三）增加农药的使用，有效控制了农作物病虫害

　　1955年，山西全省防治病虫害的农药使用量为5742公斤，“高级合作化后的1956年突增为11203公斤，1957年为16307公斤，较高级合作化前增加了将近两倍。就以每个社的平均使用量来说，也达到了725公斤”。随着农药使用量的不断增加，全省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面积也在不断增加，从1950年的535万亩上升到1958年的6500万亩，保证了山西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

　　整体来看，除20世纪50年代末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份外，经过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作物品种的优选推广以及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山西全省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总体上有了明显增加，从1950年的6012.13万亩增加到1952年的6541.08万亩，其后几年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粮食总产量也由1950年的300.8655万吨上升到1958年的462.349万吨，山西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在生产和救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余论　　

　　山西的地理地貌决定了这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发生，农业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的威胁。20世纪50年代，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抗灾救灾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灾后补救与赈济活动，而是转变为积极的以提高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紧密结合的方式防灾救灾，主要体现为耕作方式的改进、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农田水利的兴修以及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提高等。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了两年时间，山西的农业生产就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如中共中央华北局财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哲人提到，到1951年10月，“山西农业生产总值已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十六点二，其中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二点三，总产量超过百分之三点二；棉花成绩更显著，单位面积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五十三点八，总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一百一十四点三”。可见，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山西防灾救灾的成效，既抵御了灾害，又实现了粮食的增收。

　　为了提高农业技术、增强农业生产救灾能力，党和政府提倡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要“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同时，还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1953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指出：“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山西很好地贯彻了中央的各项指示精神。1950年12月30日，《中共山西省委向华北局转报农业厅关于1950年生产互助运动的总结报告》中写道：“技术指导已成为群众普遍的要求，他们运用组织起来的优越条件，发扬集体智慧，进行技术改进”；“我们必须掌握组织起来与改良技术相结合的农村生产方向，与单干竞赛，进一步发挥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引导农民、教育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1955年8月，《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中强调要保证合作社不断增产，就要贯彻提高农业技术的各项措施：“（1）逐步地改变落后的耕作习惯和耕作制度；（2）整理和改良农作物的品种，扩大优良品种的种植面积；（3）大力进行水土保持和兴修水利的工作；（4）改进生产关系，推广新式畜力农具；（5）改进积肥和施肥技术，增施肥料”。

　　山西各地农民在实践中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很多互助组共同进行生产劳动、防御农业灾害，尤其是在兴修水利方面，多是“以村互助组为单位的小型工程”。这些“水利建设中的互助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建设中劳力、物力、财力不足的问题”，有效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在灾后救助的过程中，各级党委和政府引导组织起来的农民顺利地渡过了难关，生活水平甚至还有提高。这种实实在在的合作让农民群众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助于培养农民的集体意识和爱国情怀。在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农民群众更加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坚定了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信心。

　　［作者简介］郝平，历史学博士，教授，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30006。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