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公布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后来被简称为“二为”方向的新口号。社论对为什么用新口号代替旧口号进行了论述，指出：“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

　　2．对“双百”方针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前后，掀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思想解放运动。文艺界、理论界对许多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讨论。“双百”方针研究也涵盖其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粉碎“四人帮”到1992年，公开发表的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有260多篇。另外，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对“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也有专章、专节论述。如：魏天祥著《文艺政策论纲》[14]、宋贵仑著《毛泽东与中国文艺》[15]、余飘主编《毛泽东与中国文学艺术》[16]、李准等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17]，等。

　　这一时期研究“双百”方针的文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双百”方针提出和贯彻的历史考察；毛泽东、邓小平与“双百”方针；“双百”方针在各领域的贯彻；关于“双百”方针的内涵及其争鸣的情况。

　　二、对研究讨论的几个热点问题的述评

　　（一）关于“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的关系

　　有些人认为“二为”方向影响“双百”方针的实施，有些人不赞成用“二为”方向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

　　周扬对为什么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作了解释，他说：“因为这种提法不完全符合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且容易产生流弊。”“文艺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中影响有大小、强弱、久暂的不同，但起最后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18]

　　胡乔木指出，两个口号“根本的不同在于新口号比旧口号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的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途径，更加宽广”，“二为”的提法“比‘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更本质”。某些没有倾向性或者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文艺作品也仍然要存在和发展。只要是合乎美学标准的，也能够在一个方面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19]

　　不少学者对此也作了论述。荀春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文中指出：“二为”方向是社会主义文化安身立命之本，“双百”方针则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之路。二者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总方针。离开“二为”方向搞“双百”，就可能出现自由化；而抛开“双百”方针，只强调“二为”方向，又可能造成单一化。二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20]

　　魏天祥在其《文艺政策论纲》一书中也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二为”方向“是表述和决定文艺方向和性质的总政策”，“双百”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繁荣的总方针”。“这两大方针政策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缺一不可的。”[21]

　　（二）关于是否要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问题

　　有人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定名为“一种在高度集中的政治强权下生产出来的名为文学理论而事实上则是反文学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指责为一种对社会、对作家、对创作、对文艺本身有害的东西。一个时候，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问答”：文艺是什么？——“不是什么。”作家艺术家为什么要创作？——“不为什么。”一些人主张“文学就是文学”，要获得创作自由，就得完全脱离政治，让“文学回复到自身”。把“双百”方针曲解为脱离任何原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的方针，谁也不能批评或干涉。

　　卫建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中指出：按照这种曲解，“双百”方针“不仅被看作是允许无限制地发表各种错误言论和作品，甚至具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的错误言论和作品的方针；而且被看作是为这种错误辩护或拒绝对这种错误进行有原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仿佛‘双百’方针是承认和容许所谓的‘绝对自由’”。文章指出，不能把“双百”方针看作是党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唯一的方针。它同党的其他工作，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有必然联系，比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应该成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宗旨，一切共产党人奋斗和生活的宗旨。“双百”方针“只有在同这种目标和宗旨相联结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各族人民的要求相适应”。因此“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前进，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在科学文化领域的‘百家’中，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同其他各家平分秋色的学派和思潮，而应是毋庸置疑地居于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导。”[22]

　　艾斐在《文艺的功利性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崇高使命》中指出，文艺有没有功利性，这是由文艺自身所具有的性质、特点和功能所决定的，区别只在于不同的文艺具有不同的功利性，即使是同一类型和同一品位的文艺，其实现功利价值的方法和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而绝非没有功利性。他论证：“文艺的功利性不仅是必然的、普遍的，而且是不可排除的”[23]

　　（三）关于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

　　徐震的《扫除学术民主的障碍》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论述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是党性的科学，它代表着特定的阶级利益，公然声明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因此，它当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一般都与特定的政治观点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与学术确实也是难以绝对地分开的。但是，政治与学术毕竟是两个概念。它们有相联系的一面，却并不等同，这是一；其二，这种相互联系，也有程度深浅和间接、直接之分。”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学术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按照这个逻辑，不同意见的双方，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说学术分歧就是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迫害了大批知识分子。问题出在哪里呢？文章指出：问题在于坚持极“左”路线的人，把学术研究中的政治因素与人的政治立场问题完全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变成了政治与人的关系问题了。[24]

　　在讨论中谈得比较多的是学术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从是“放”还是“收”、“百家与两家”的问题的争论，到“双百”方针与“艺术、学术民主”、“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等问题的争论，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才是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学术的民主和自由，真正贯彻了“双百”方针。

　　（四）开展批评与“双百”方针的关系问题

　　有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拒绝和取消批评；一种是将批评理解为简单片面的指责、批判，害怕和禁止争鸣。

　　有人提出，百家争鸣既然是提倡学术民主、自由讨论，为什么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有文章分析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就是把百家争鸣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立起来。对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作简单的片面的理解，认为开展批评只是批判、排斥那些不符合无产阶级文艺要求的作品或观点。结论或者是把它归结为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或者认为贯彻“双百”方针就不应该或不能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有学者分析了学术争鸣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与政治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区别，指出：“学术上的批评自我批评是以百家争鸣的形式出现的”，“批评自我批评或反批评，是在平等的相互之间进行的，是在探讨的气氛中进行的”。文章指出，在百家争鸣中党有一条政策，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这是搞好学术争鸣的有效保证。在民主讨论和自由竞赛中，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只许他散布错误的、甚至有害的观点，却不许有任何批评的意见。一看有人发表不同观点，就叫嚷是打棍子，是不准百家争鸣。借此来抵制别人的正当批评。[25]

　　关于如何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提出：正确的批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对批评的对象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对任何人的批评都只能根据客观的事实，保持严格的科学态度；人民内部的批评一定要有团结的愿望，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团结的目的；批评要入情入理。既要充分说理，又要动之以情。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