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学者着重研究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政策产生的重大影响。研究认为，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党对知识分子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科学文化方面要实行“双百”方针；知识分子应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应当努力做好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培养工作。[17]有学者还认为，毛泽东提出“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的思想，是对自然科学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功能的全新概括。[18]这些都是党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依据。但是，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学者们对失误的表现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在认识论上，把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命题片面化，抹杀了知识分子在认识形成过程中的价值；在方法论上，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上，片面地夸大了家庭出身与社会影响的作用；在知识分子观上，简单地把知识等同于像生产资料那样的物质财富，错误地批判了所谓“知识私有”，从而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占有庞大私有财产的“精神贵族”，放在打倒之列。[19]也有学者认为：对知识分子实行主观性的估计，具体就是对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估计和对当时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最突出的就是认为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由“工人阶级一部分”转变为“两个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在“文革”中，知识分子还被戴上所谓“臭老九”的帽子，遭到排斥打击；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逐步升级。[20]这些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判断、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当和对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都是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

　　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认为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三篇讲话，是建国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1951年讲话的特点是献身说法的人格魅力，1956年讲话的特点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1962年讲话的特点在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勇气。[21]周恩来在党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第一次对知识分子的现状和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估计，并提出要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要信任、帮助知识分子等。[22]周恩来还提出了文艺工作者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知识分子要重视自己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23]

　　五、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历史经验研究

　　在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历史回顾与审视后，大多数学者认为党制定和落实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在于，能够从总体上正确认识和估价知识分子队伍，从战略高度认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以经济关系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从阶级属性上确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政治上，确认他们是党必须紧紧依靠的社会力量；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确认他们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开拓者和代表者。也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总结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例如有学者提出，应正确总结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发生“左”倾严重错误的根源，党内存在“左”的宗派主义思想，是其主观原因；党对苏联30年代一些正确口号的错误批判，是导致知识分子工作失误的客观原因。因此需要树立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24]有学者提出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和知识的正确观念。要反对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25]还有学者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关系，尊重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律，切忌行政过多干预和包办一切；要尊重科学、开放民主。[26]

　　六、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科学体系研究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知识分子政策的哲学基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基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知识分子政策的原则方针；“政治上充分信任、生活上关心照顾、工作上放手使用”，是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方法。[27]

　　学者们在研究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知识分子思想中认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形成了系统、全面的知识分子理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分析、基本态度、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形成及内容，都为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模式。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肯定了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确立了知识分子思想的立足点；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党正确地制定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倡导并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8]也有的学者认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知识分子待遇太低的问题，奖励发明创造者和特殊贡献者，这是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的物质前提；注重老中青科学家队伍建设，是贯彻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的组织保证；加强和改善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是落实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的关键。[29]有学者专门研究了邓小平对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他根据时代要求，提出了解决新时期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新思想；对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提出了“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的精辟论断；推翻“两个估计”，强调“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文革”结束后，他率先在知识分子社会属性上进行了拨乱反正。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有学者认为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一是明确宣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二是将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政策，明确表述为“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从而进一步突出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30]有学者认为江泽民的发展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他非常重视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31]，这些内容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

　　（作者吴敏先是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张永新是中共长春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