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实践表明，党能否正确地制定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几经变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为正确认识和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及政策调整的研究概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调整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据初步统计，学者们共发表理论研究文章200余篇，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政策调整的历史发展阶段、知识分子政策曲折发展的原因、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经验和教训、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体系、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知识分子思想等方面。共出版学术著作近20部，其中值得关注的主要是：曲峡等合著的《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史》[①]，这是系统研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史的第一部专著，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王桂兰所著的《党的知识分子方略演进》[②]，对80多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党的知识分子方略进行了较客观的分析论证，对了解知识分子的内在社会属性，探求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推进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认识。杨凤城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③]，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出发，深入地探讨了中共80多年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及其实践的渊源流变、发展演化，以浓厚的问题意识尝试在理论政策与实践互动中进行研究范式的转换，是近年来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总之，这些著作拓宽了研究领域，深化了整体研究，系统架构了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体系。

　　此外，相关部门还出版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文献汇编[④]，这些文献资料对研究知识分子政策及其调整具有重要价值。

　　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发展阶段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可分为三大阶段， 1949～1956年是正确的开端；1957～1976年是曲折迷途阶段；从1977年至今是转折与新发展阶段。也有学者将三个阶段划分为建国初到“文革”前、“文革”期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⑤]

　　曲峡等学者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分为初步形成、曲折发展、逐步成熟、丰富发展、徘徊起伏、重大失误、拨乱反正、新发展8个阶段。有学者还将建国前17年分为5个阶段：1949年10月至1956年初，是“团结、教育、改造”政策；1956年1月至1957年春，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1957～1960年，认识发生逆转，把知识分子划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1961～1962年秋，迈入以调整为突出特点的阶段，对知识分子实行“脱帽加冕”，重新界定“又红又专”；1962年秋至“文革”前，知识分子政策重又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学者则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分为四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召开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完成拨乱反正；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召开前，全国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和政策环境；党的十四大召开至今，是知识分子政策完善发展时期。[⑥]还有的学者认为建国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的轨迹呈现出依次衔接，前后交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各有侧重，逐步递进的三个层次。即适用于建国初期，但后来被人为延续和泛化的改造政策，从建国至今不曾中断的培养政策，初提于1956年，实现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依靠政策。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发展阶段研究过程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了“文革”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拨乱反正阶段的深入研究；尤其是邓小平在1977年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讲话，推翻了“两个估计”，以及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都为党调整和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历史过程及利弊得失研究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大体经历了六次。第一次1949～1956年，党提出并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政策是适应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要求的，因而是正确的。[⑦]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在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当的做法，出现了简单、粗暴，甚至群众斗争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产生了消极影响。[⑧]

　　第二次是从1957年至1960年底，由于党内“左”倾思潮的日益严重，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也发生了“左”的逆转，把知识分子划入到资产阶级行列，并据此强调加深对知识分子实施教育和改造的政策。

　　第三次是从1961年至1962年，党重新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一是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二是在重申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前提下，侧重团结和使用，强调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党中央批准“科学十六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政策条例。这次调整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在新时期工作的展开和新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但是思想上的日益“左”倾，使得这些调整和纠正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左’的知识分子政策”。[⑨]

　　第四次是从1963年至1976年10月，再度出现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判定，特别是1964年后，再次将知识分子重新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更被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大批知识分子蒙受不白之冤，受到严重摧残[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极大损害。

　　第五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党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明确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11]这个时期是我党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最好、知识分子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最好的时期之一。

　　第六次是2000年以后，面对新世纪日趋激烈的全球人才竞争，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党提出了“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并且提出了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这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最大丰富和发展，使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学者提出了新世纪要淡化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应就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是预防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出现偏差的一个有效的方法。[12]

　　四、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曲折发展的原因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们开始从多个视角出发研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曲折发展的原因，观点存在很大分歧。主要观点有：（1）认为知识分子政策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曲折发展，而直接原因则是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定的两重性标准，即一方面从经济地位上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角度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13]（2）认为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依靠力量来对待。深层原因在于：一是党的性质和党内矛盾使然。党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党组织的巩固、发展以及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只能作为工农以外的同盟军来对待，这就决定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团结、争取的对象，作为有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来对待；二是传统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人们长期形成的小生产观念认识不到科学知识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了轻视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三是共产国际和前苏联的影响，如“马哈伊斯基主义”和“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理论的消极影响；四是政治原因，即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容易产生以党代政，以人治代替法治的消极影响。[14]（3）认为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执政党构建的不同的执政合法性模式密切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近30年间，由于执政党把执政合法性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忽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导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脱离物质生产过程，即知识分子长期与社会生产体系分割开来；而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经济绩效合法性基础，才使知识分子获得了彻底的解放。[15]（4）有学者认为，从时间层面考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休戚相关的对应关系。当知识分子政策正确时，现代化进程就顺利，反之现代化的发展则会出现曲折、乃至倒退。从理性层面考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具有互动性。这种互动性有可能是协调一致的良性互动，也可能出现失衡。[16]

　　有的学者从研究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知识分子思想出发，说明知识分子政策的不断调整，源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探索。认为从总体上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的形成起了开拓作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并进行了新的探索；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作出了进一步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