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①]它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活跃，许多著述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反思和探讨了这场批判运动，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和成果。

　　研究分期、主要成果及特点

　　1．20世纪80～90年代中期，研究的兴起阶段

　　1980年，《齐鲁学刊》第四期发表张经济的《希望给武训平反》的读者来信。来信打破了沉寂30年的研究禁区，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的重新研究和评价。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胡乔木在发言中指出：“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②]胡乔木的发言重新对《武训传》批判进行了评价。此后，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分四类：一是《光明日报》、《文汇报》、《党史研究》、《齐鲁学刊》、《聊城师院学报》等报刊发表的论文。如李绪基、孙永都的《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范际燕的《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意义和经验》、范守信的《试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戴向青的《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等。二是一些人的回忆著述。如《武训传》编导孙瑜发表的《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武训历史调查团”成员司洛路、赵国壁等人的回忆文章。三是山东武训研究课题组成员的著述。1987年，由山东哲学学会发起，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等单位联合组成武训研究课题组。1991年，课题组出版了张明主编的《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和黄清源、姜林祥著《武训评传》。1991年和1995年，以武训研究课题组成员为骨干，先后两次在武训故乡冠县召开了“全国武训研究会”，会后出版了张明、邢培华等主编的《武训研究论集——第一、二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四是其他著述。如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戴知贤的《文坛三公案》等对这一问题多有涉及，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此也有论述。

　　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平稳和深入阶段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三类：一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批判运动进行了梳理、分析。如1994年夏衍在《文汇报》发表《〈武训传〉事件始末》，2006年袁鹰在《炎黄春秋》发表《〈武训传〉讨论——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等。二是一些文章和著述从陶行知研究、郭沫若研究、毛泽东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扩展了对武训及《武训传》批判的研究。如邢培华的《论陶行知的武训研究》、冯锡刚的《“瞠然自失”的检讨——郭沫若与武训批判》、冯晓蔚的《郭沫若与〈武训传〉的批判》、陈述的《对毛泽东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再研究》。而2003年底出版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对武训批判也给予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三是一些散见的文章和著述重新研究这场批判运动。如王善中的《武训、电影〈武训传〉及建国初期开展的批判》、白云涛的《论电影〈武训传〉批判》。四是随着历史作品通俗化、大众化的流行，出现了关于武训和《武训传》批判运动的纪实性、通俗性著作，如袁晞的《武训传批判纪事》，李泉、邢培华的《千古义丐武训》等。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成果数量大不如前，但其中不乏质量上乘之作。

　　主要观点述评

　　1．关于武训和武训精神

　　武训，幼年因家境贫困跟随母亲乞讨度日，后以“兴义学”为号召独自行乞，在逐渐积累了一些钱财后在家乡办起两所“义塾”，59岁去世。在建国初的批判运动中，毛泽东曾指出：“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③]当时的批判文章认为，武训骨头软、手法贱、磕头求乞的卑劣行为，不是中国人民的好传统。在批判中，武训成为 “极反动的大奴才”、“欺骗人民的工具”。武训行乞兴学，“动机里没有一点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意识”，“义学培养的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是阻滞革命阻滞社会发展力量”，“武训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听命于地主阶级，接受地主阶级的领导，极力麻痹农民的斗争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研究者主张结合武训特定的历史时期，实事求是地评价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肯定其进步性。李绪基和孙永都在《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更不能用今天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去要求一个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人。”[④]李克实指出，对武训用“自辱”的方法获取施舍来举办义学应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能把表面现象看成事物的本质，应看到他这种行动的目的。另有论者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武训兴学虽最终失败，在教育理论上也没有建树，但他适应了当时教育发展的趋势，反映了农民文化上的要求，是向封建统治者争取教育权的尝试，是农民抗争的一种表现，应当肯定。

　　对武训精神，钱光华、相云峰、白云涛等人认为，虽然武训办义学的方法、处世哲学有些奴才相，他也没有找到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但他忍受屈辱、受尽磨难、矢志不渝、坚持办义学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对武训性格上的局限性应给予理解，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因为他有缺点而磨灭其功绩。黄清源、姜林祥的《武训评传》认为，武训精神的立足点是为穷人争取受教育的权力，但这种意识是朦胧的、直观的，在当时社会中很难真正行通，“武训应被看作是广义改良主义范畴中的平民改革派”；自轻自卑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了武训精神陈腐的一面，他为办义学出卖人格，对奴才地位不满又甘作奴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武训作为贫民，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然采取不同的手段和途径，这形成了他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其中有可取之处，但也有明显局限。因此，对武训和“武训精神”应持基本肯定态度。

　　2．关于电影《武训传》

　　1951年初，赞扬武训“行乞兴学”的电影《武训传》在各大城市上映后，“好评如潮，口碑载道”。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肃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向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⑤]社论彻底否定了武训和武训精神。从此，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政治性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批判中，电影《武训传》被认为是“进行反党反人民的反动宣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鼓吹向封建地主阶级投降”，“否定农民阶级斗争”，“宣传改良主义道路”等等。为了配合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夏，由文化部和《人民日报》发起，组成包括江青在内的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材料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记》给武训扣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的三顶帽子。

　　20世纪80年代后，重新评价电影《武训传》的观点主要分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种，但两种观点都不再是单纯的肯定或否定，而是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

　　持基本肯定观点的人认为，电影虽存在某些缺点，但基本上是好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关于影片进行“反党、反人民”的“反动宣传”问题。李杏保、徐永鑫指出：一部作品宣传什么，主要由其表现的主题所决定的，而分析作品如何表现其主题，又要兼顾作者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客观效果，离开作品节外生枝地随意推论，或者抓住一鳞半爪苛求以至否定全部作品，都是不可取的。《武训传》从创作动机、影片主题、社会效果和群众反映来看，都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第二，关于“鼓吹向地主阶级投降”、“否定农民阶级斗争”的问题。李克实说，用行乞的办法为穷人办学，企图使农民摆脱地主阶级的压迫，这本身是对地主阶级的反抗。第三，关于“宣传改良主义道路”的问题。刘卓认为，武训是农民解放道路的探索者之一，影片表现了封建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对促进社会进步有一定作用，不是蓄意否定革命的根本道路。总之，“从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来说，电影《武训传》尽管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基本上是成功的。这部影片对解放初期的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是有促进作用的，对中国人民摆脱文化落后和经济贫困状态是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对于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也不无好处。”[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