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这场批判运动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批判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杜敏认为，这场批判运动使中国学术界都致力于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治学原则，也使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专家学者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这场运动也是思想界与学术界首次大规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学术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作大规模的批判。以后，学术界的所有政治运动，其实质都可以归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斗争这一范畴。因此，对各学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27]

　　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批判运动是以思想批判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为以后的学术批评提供了不好的模式。陈辉认为，建国初期对红学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一场纳入政治轨道的学术批判运动，不仅是现代中国学术的肇始，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发轫；不但对其后红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哲学、社会科学等学术品格的影响皆是至为深远的。[28]

　　4．关于这场批判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

　　许多论者既指出了这场批判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积极作用，又指出了运动的弊端。李维汉认为，1954年以来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运动，对推动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中也产生了简单粗暴的现象，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视为“思想敌人”，混淆了政治问题与学术性质问题的界限，造成一些知识分子惶恐不安的疑惧情绪。[29]

　　陈晋认为，包括这场批判在内的文化改造，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上的整合。其重要标志，就是此前为许多人奉行的文化学术倾向从此失去了舞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涌现出来的许多文化名人，也开始失落了权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则被明确地树立了起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从而使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在新中国成为了现实，成为了普遍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实践。[30]

　　四、对这场批判运动的基本评价、经验教训及启示的观点

　　一种意见是对这场批判运动基本否定。胡绳认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方法和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31]许多论者认同胡绳的观点。如有人认为，胡绳的讲话为这桩历史公案及俞平伯的一生，作了历史的评价。[32]李作民认为，这次运动的主旨是为了清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倾向，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实现这一主旨？用30余年的实践来检验，这场批判运动是片面的、武断的，是不成功的。[33]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场批判运动积极的方面是主要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这场批判运动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方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34]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从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两方面做出评价：应当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党内出现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现象进行批评，以推动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也是必要的。但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35]

　　关于这场批判运动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价这场批判运动？李希凡认为，评价建国初期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前提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离开这样的原则和立场，就不可能对那时出现的问题，分清是非，总结教训，做出公正的评价。[36]杜敏认为，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尊重历史，具体分析，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37]

　　这场批判运动究竟有哪些教训？许多学者一致认为，用大轰大鸣、全民动手搞政治运动方式搞学术运动是极其错误、极其有害的。但是具体的结论却存在差别。宋广波认为，事实证明，政治运动没有赢家。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学术与政治，还是离得远点儿好些。[38]杜敏认为，这场批判运动的启示之一，是如何处理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一是学术问题要通过正常的学术讨论来解决，不能以意识形态的大批判来代替正常的学术讨论。二是既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压制不同的思想，也不能以所谓的权威来限制新思想的产生。三是防止学术争鸣利益化和政治化。[39]

　　尹凤英认为，这场批判运动的缺点和失误在于，首先是把学术研究中的争论同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背景相联系，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存在扣帽子、无限上纲的倾向。其次是有些文章对《红楼梦》及其作者有拔高的倾向，而对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则全盘否定，没有充分肯定他对红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建国后在红学研究中的积极变化。[40]

　　李希凡赞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41]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