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1954年发动批判运动的历史背景的观点

　　首先，许多学者分析了建国前后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思想条件，指出这场批判运动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但角度不同，观点各异，重点有别。

　　许多学者认为，建国初期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是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无疑，除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外，毛泽东也会考虑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激烈较量、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问题。毛泽东发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也非偶然。[①]黎见春认为，这场批判运动由文艺争鸣、学术讨论开始，到政治批判、政治斗争终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惯性作用。[②]

　　许多学者从建国初期党对意识形态整合的角度，论证了这场批判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陈晋认为，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建立的时候，过去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然难以满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③]

　　孙玉明认为，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虽由一系列偶然性因素所触发，但却存在着极大的必然性。1951年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没有充分展开，1952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收效甚微，1954年毛泽东抓住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大批判运动，以实现他多年来以马列主义统一人们思想的宏伟构想。[④]

　　还有的论者认为，这场批判运动爆发的真正原因主要是毛泽东与胡适的冲突。具体地说，这是一场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借批判俞平伯等人的《红楼梦》研究来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清除胡适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在中国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实现思想大一统的运动；是一场由学术层面扩展到政治和文化生活层面的批判运动，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⑤]

　　杜敏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树立了一个以政治运动形式来解决思想问题的范例。这样，运用群众性运动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惯性、一种程式。[⑥]

　　其次，许多论者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角度、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方面，提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但不同的观点表达不同的倾向。

　　李希凡认为，一切非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民族立场、爱国立场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这是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的争夺战。[⑦]

　　有的论者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导致这场批判运动的发生。杜敏认为，由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思想定势、价值取向、生活态度、道德标准、心理状态与共产党对他们的要求有相当的距离，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并且对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进步认识不足，致使知识分子政策有着很大的缺陷，即忽略了对知识分子的依靠，仅仅强调团结、教育、改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⑧]

　　再次，有的学者还分析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价值与缺陷，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的角度，提出这场运动的发生也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李希凡从两种思想体系解读《红楼梦》的区别出发，认为所谓“红学”总是纠缠于烦琐的考证与索隐，而不去探究它的时代意义、思想艺术成就、文学史上的贡献，有时甚至有意地贬低它，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唯心主义的图解。他和蓝翎从批评《红楼梦简论》开始，进而对《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以至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诸多观点进行了商讨，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红楼梦》的时代历史意义及其伟大成就，做出他们的理解和评价。[⑨]

　　苗怀明则认为，李希凡、蓝翎在红学界的出现并非偶然，依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红楼梦》注定要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这种主流地位的取得与当年胡适开创新红学时颇为相似，那就是先要推倒先前的红学研究，破而后立，因此与新红学的交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⑩]

　　有的学者还从毛泽东、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与俞平伯的红学观的差异的角度，从毛泽东与“两个小人物”性格相似的角度，说明这场批判运动发生的必然性。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许多观点，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毛泽东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11]

　　二、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性质和最终指向的观点

　　几乎所有学者认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只是引子，其最终指向是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但李辉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认为，毛泽东部署批判《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的思想，是看到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之后。毛泽东没有公开表示对胡风意见的态度，却首先将斗争矛头引向胡风深恶痛绝的《文艺报》。“是巧借胡风之力，还是引诱胡风公开出台，这只有他自己（指毛泽东——引者注）心里清楚。”[12]通过对批判运动过程的分析，这种说法根据不足。

　　关于批判运动的性质，学者们见仁见智，甚至有的观点截然对立。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批判运动基本上是学术批判性质，是主流。李希凡认为，所谓《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还是注意到了它的学术性。曾有一篇文章批评俞平伯垄断北京图书馆的《红楼梦》版本，领导机关立即敦促报纸发表文章给予纠正；而且让文学界的三位泰斗出来讲话，虽然也提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思想，但重心却转向了胡适学术思想批判。[13]

　　第二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介入使学术讨论变成了思想批判。杜敏认为，“两个小人物”大胆地向学术权威提出质疑，这是学术层面的事情。毛泽东的介入，却使学术论争变成了一场批判运动。李、蓝的文章在批判俞平伯的时候提出批判胡适，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立刻表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也是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14]

　　第三种观点认为，这场批判运动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运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党发动这两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15]

　　第四种观点认为，这场批判运动与其他思想运动一样，是建国初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步骤。陈晋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申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等等。五个步骤，一个宗旨，就是解决文化现状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的问题，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把它普遍地推行和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当中。[16]

　　第五种观点认为，这场批判运动是政治性围攻。胡绳认为，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17]宋广波认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这场批判运动。这是一场政治运动而非学术批判，其本质是政治人物借助学术推行思想运动。运动自始至终都体现着学术失落的实质。[18]

　　三、对这场批判运动的影响的分析

　　1．学者们一致认为，这场批判运动对俞平伯造成了伤害 苗怀明认为，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俞平伯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过早结束，其后，除在运动开展前就已大体完成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陆续出版外，他再没有重要的红学成果面世。1966～1986年，他在20年间不公开谈论《红楼梦》，彻底沉默。[19]

　　2．关于这场批判运动对红学研究的影响，不同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观点 

　　持否定观点的人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场批判运动不利于红学和学术的发展。胡绳认为， 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20]苗怀明认为，这场批判运动之后，红学“喧嚣的背后是萧条”。虽然60年代初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使红学研究热了一阵，但仍不能改变红学研究高度政治化的基本局面，实证式研究独霸红坛的局面有不断强化的趋势，但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红学文章无法构成良性的学术积累。[21]

　　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这场运动使由少数文化精英所品味的红学成为大众所谈论的显学，推动了红学史的转折。刘梦溪认为，新红学提升了红学的地位和水准，使红学越来越精英化了，不是任何学人都可以轻易问津的。全国解放后，《红楼梦》一下引起那么广泛的注意，吸引那么多的研究者，不能不认为与 1954 年的批判有直接的关系。[22]

　　有的论者认为，1954年的批判运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红学，是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龚育之、宋贵仑认为，毛泽东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以其政治眼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的运用，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独特的视角，是红学史上的一大转折。平心而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新问题、新任务。如果说红学史上第一次飞跃是20年代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建立，那么，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50年代以李、蓝为开端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的建立。[23]

　　张锦池认为，小说批评派红学以其对“历史—美学”批评的认知由攻考证派红学“自传”说之隙而成为红学的主流，亦犹如考证派红学以其详实的材料由攻索隐派红学“影射”说之隙而成为红学的主流，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红学发展的要求。这一红学更新转折期的开端，应以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论战初始时的相伐相彰为标志。[24]

　　还有的学者认为，就这场运动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导红学研究也存在问题。龚育之、宋贵仑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读《红楼梦》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但是不要把这当作唯一的视角而排斥其他。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民主的、和谐的气氛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红楼梦》，而又容纳各种层次和各个方面的研究，才能促进“新红学”的健康发展。[25]杜敏认为，这场运动虽然从原则上区分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区别，但却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其他文艺理论的联系，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自我封闭性，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一元化也使得其长期单一化，并且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曲解与摧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的发展。[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