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史研究概貌

　　中国城市是与西方城市平行发展起来的，已有五千多年历史。从商周都邑、春秋战国城市、汉唐城市、宋元明清城市，到近代城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城市，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今城市，其结构与功能历经六变。近代以前的中国城市，或为国家与区域行政中心，或为军事重镇，与国家体制融为一体。诚如德国著名学者韦伯所说，在古代西方是普遍现象的城市自治，在中国则全然没有；在古代西方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城乡对立，在古代中国并不明显。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上海、汉口、天津等通商口岸的辟设，治外法权的实行，西方城市规划、市政管理、经济管理等制度的引入，与西方工业化以后城市相似的、与中国传统城市迥异的近代城市才开始出现。

　　中国城市史研究源远流长，城市是传统正史、地方史关注的重要对象。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城市的专门记录，如《洛阳伽蓝记》、《长安志》、《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这些都可以归入广义的城市史范围，但与今天严格学科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还不是一回事。

　　在国际学术界，欧美城市史研究萌芽于20世纪初，兴盛于60年代以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重视城市史研究，起步虽然稍晚，但势头迅猛、成效卓著。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繁盛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有关。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城市史自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自1979年至2010年，国内出版的关于中国城市史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等已不下千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单体城市的专史，也有一批为城市比较研究、城市群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的著作。一些综合类历史学期刊上，城市史研究论文日渐增多。自1986年至2006年，《历史研究》等8家主要综合类历史学期刊刊发的城市史论文约占其总数3%。以城市史为重要内容的期刊也逐渐增多。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城市史研究，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从1988年到2010年，还举行过不下于20次大型的城市史学术讨论会。

　　除了城市化水平提升这一原因，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繁盛也得益于地方志的编撰。改革开放后，新修地方志工作在全国蓬勃开展。城市志作为地方志的一部分，并不等于城市史。城市志以行政市为研究对象，城市史则以城市实体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但城市志的主要部分可以归入广义的城市史范畴。经过30来年的修志努力，全国已经无市无志、无县无志，这大大推动了城市史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自成系统

　　城市的起源、特征与分类，是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韦伯将西欧城市视为城市的理想类型，认为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欧洲城市为普世模式，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针对韦伯的观点，中国学者在中国城市的起源、特征与分类等问题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关于早期中国城市的起源问题，傅筑夫等持“防御说”，强调政治、军事因素在城市起源中的作用。这与西方城市起源是不同的路径。有的学者提出“集市说”，认为中国城市是在集市的基础上兴起的，频繁、固定的民间交换或经济交往的出现，使得人口的聚居成为可能。这种说法与西欧城市史学者的看法较为接近。还有学者以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古代的设都、都城选址、军事防御及规划布局制度等作了研究，其中对夏商时代施行主辅都制的分析在学术界属于首创。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特征与分类问题，傅筑夫、傅衣凌等均有独到见解。傅筑夫将中西封建时代的城市进行比较，揭示了中国城市与西欧城市的不同特点，指出从古代到近代，中国都城都是统治阶级根据政治、军事需要而有目的有计划兴建的。从秦汉到明清，城市的性质、结构和管理制度基本类似，但也有发展。从北宋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汉唐以来的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结构和面貌开始与近代城市相类似。傅衣凌破除了将近代以前的中国城市简单地分为政治性城市和经济性城市的做法，从经济层面对明清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划分为“开封型城市”和“苏杭型城市”两类，指出工商业繁荣在苏杭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李伯重认为除此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第三种类型的城市，将其命名为“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并用现代城市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明清江南的城市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