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陈寅恪和王力在岭南大学陈家门前。

　　重建信史、史料考据与陈寅恪的文化关怀

　　钱穆由传统文章学观点，突出“可诵”以批评陈寅恪文多考据原也自然，时至今日也仍不失鉴戒意义。但以此论陈寅恪的文章，似有所忽略陈寅恪“讲宋学，做汉学”（此系汪荣祖转述钱钟书对陈寅恪治学方法的评价。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七章“注32”，1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的学术路数背后所蕴涵的现代学术观念及其深层的文化关怀。

　　今人论陈寅恪大多注意到他本人论著中对宋人史著长编考异之法以及六朝“合本子注之义”的服膺和提倡，而清人“毋惮旁搜，庶成信史”（徐乾学《修史条议》）的治史信条对其确也深有影响。不过，陈寅恪的“旁搜”史料，并不陷于清儒“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47、46、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的繁复举证、表层归纳，更着意于对史料本身的考辨纠谬、对勘互证。他一再提醒学生证定史料的“有”和“无”——特别是后者——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这些在陈寅恪的著述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元白诗笺证稿》辨“七月七日长生殿”玄宗与玉环相会之地点“长生殿”，先引《旧唐书》、《唐会要》证“长生殿”前身为祀神之“集灵殿”，接以《唐诗纪事》论白居易以“长生殿”为寝殿之误，继而再引《通鉴》胡注指出，“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由此得出结论，乐天之失并不在不知旧俗，而在于“未入翰林”、“不谙国家典故”遂致失言（《元白诗笺证稿》， 41－43页，三联书店2001）。《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处理涉及曹冲的史料，先引《三国志·魏志》和叶适《习学记言》肯定“曹冲称象”实有其事的正面记载，然后据清人何焯、劭晋涵等人著述辨定上述史料之不可信，再引北魏《杂宝藏经》所载“称象”故事，同时考辨《杂宝藏经》的撰作时代、背景及适用范围问题，最后论证出“称象”故事缘出佛经，而后流播中土，“遂附会为仓舒之事”（《寒柳堂集》，176－181页，三联书店2001）。

　　类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陈寅恪关注史料考据的治史特点，不仅体现在著述中，也延续在其课堂教学中，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123页）

　　因此，通过对杂多史料的纠谬、对勘，将研究对象置于过往社会生活和历史时空一切复杂关系中，紧扣“时”、“地、“人”三要素来追溯并重建一个确然可见、可感的历史当下，并由考察不同史料牵连广引出的多重问题来深入史料所指涉的历史深层的盘根错节，这些都的的可见陈寅恪“做汉学”对重建信史的追求，而贯穿其中的实为一种强烈的历史去魅精神和现代科学理性。但是，这也确实导致其文章易示人以牵缠、芜蔓的印象，所以钱穆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

　　细读陈寅恪的文章，我们又分明可以从他对多重多样史料的引证考辨、对历史本身内在复杂性的解析中最终获得一种极为开阔的思维视野，或者某种豁然省悟式的阅读感受。譬如《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当其揭开谜底时，我们自可发现其繁复的论证不仅破除了传统史书叙事对历史文化记忆的某种人为构建和误导、进而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相，而且又由此指出佛教来华后对中土社会快速而有力的冲击，还顺带批点了比较民俗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多是由一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切入，而层层递进，转证一涉及文化血脉与历史转关之大论题，看似芜累枝蔓，实有其清晰、细密的内在逻辑。所以，有学者称陈寅恪的史料考据真正达到了一种“尺幅千里的考证学境界”（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85页），实非溢美之辞。

　　陈寅恪一生不参与政治，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对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漠然。恰恰相反，陈寅恪是一个很敏感的学者——一个近乎足不出户但却对现实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变动十分敏感的书斋中人。如1954年3月直至1964年夏完成的《柳如是别传》（原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更“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吴宓：《吴宓日记》1961年9月1日，《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77页）当然，本文无意也无力于解析陈寅恪诗中之暗语密码进而推测其当时的政治意向，而只是想说陈寅恪从来就不是一个肯认知识研讨之唯一性的学者，而是有着强烈现实关怀、并由此关怀来选择学术话题的学者。就像他1942年3月为学生朱延丰之书作序时所说：“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163页）毕竟，“‘续命河汾’之向往”——即一种深沉的文化关怀——才是其“往来心目中之要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34页）所以，陈寅恪通过史料考据以“重建信史”的思路，不仅与带有相对主义的历史虚无论色彩的“古史辨”派之疑古乃至当下的新历史主义不同，即与当日傅斯年及史语所为代表的“考订派”或称“新历史考据派”也有不同。他的史料考据或称“做汉学”的治史方法背后，潜藏着一种重义理、重文化大义的“宋学精神”，在运用现代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表现为一种在史料中寻史识的“新汉学”思路——这或许才是他自己所说“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与妹书》，《陈寅恪集·书信集》，1页，三联书店2001）的真正含义。

　　解释历史与钱穆的治史求通

　　今人论钱穆虽多讲其破汉宋门户的基本学术理念，然而钱穆治史在兼采汉宋的基础上始终更强调“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2页，商务印书馆1997）。按理，他应该能接受陈寅恪式的学术思路才对。那么，他何以又批评陈寅恪的文章“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呢？我想，这一方面可能与传统史学的“才、学、识”之争有关，另一方面更有当时史学界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学术分歧的影响。

　　自唐代史家刘知几提出治史“才”（撰述技巧）、“学”（知识累积）、“识”（判断与断案）兼得之重要与困难这一悖论以后，尤强调“史才”之难（《史通》卷九“核才第三十一”），历代史家也对此常有感慨。钱穆在给余英时的信中反复交代的就是史学文章的写作问题，甚至到上世纪70年代出版《中国史学名著》后与严耕望通信时也依旧关注学术文章的写作问题（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29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今天我们读钱穆的文章，尤其是将之与陈寅恪的文章对读，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就是，钱穆的文章流畅显豁，陈寅恪的文章则哽咽多转折。说白一点，钱文好转述史料，而陈文多直接引证。转述相对直接引证而言，写成的文章自然“简净”（此系钱穆致陈寅恪函所作的自我评价，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28页，三联书店1998）得多。陈寅恪的著作不仅多直接引证史料，同时还伴有对史料的考辨察查，所以这样也就自然使得其文章不仅不够“简净”反而更显“专深”了。这应该是其招致钱穆批评的一个原因。但是，潜藏在这番文章写作技巧之辨的背后，更有二人当时对所谓“史观”问题的不同思考。

　　钱穆虽以《先秦诸子系年》这样的考据之作登上中国现代学术的舞台，但他很快即对上世纪30年代以傅斯年和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主流史学界——即专注于史料整理和考订的“科学派”（亦称“考订派”）作风深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牵带他因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未能入选而产生的心理隔阂一直保持到老（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在写于30年代上半叶、出版于1939年的《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不仅批评了“考订派”“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同时也明确强调历史资料与历史知识的不同：

　　“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知识。材料累积而愈多，知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知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至于历史材料，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 1－4页，商务印书馆1991）

　　他并不否认史料的重要性，但更强调要从史料中觅取史识，二者有手段和目的之别。就此而论，他与陈寅恪的主张相近，而不同于“考订派”——尽管钱穆对后者治史方法或有误解。然而钱穆又提出，“时代既变，古代所留之史料，非经一番解释，即不得成为吾人之知识”（钱穆：《关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讨论·敬答海云先生》，转引自陈勇《钱穆传》，174页，人民出版社2001）。因此，钱穆并不像陈寅恪那样借由考订、整理史料来寻史识，而是认为当下史学的要务即在于重新解释、“翻新”历史，以讲明适合当下需要的历史知识：“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13、15页，三联书店2001）

　　如何解释、“翻新”历史以提供新的历史知识？钱穆想说的是，要研究并撰写“简单而扼要”的“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而这种“新通史”又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是“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钱穆：《国史大纲》，8页）。显然，在钱穆所说的两点中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即关注文化之“演进”与旧史之“统贯”，按照今人的话来说，即寻求一种对于已有历史的纵贯的宏观照察，系观衢路而非照隅隙。

　　在钱穆强调不断重新解释历史的背后，我们隐然可见克罗齐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影子。这固然确证了史家的当下关怀和史学研究中排除先见的困难，但就当日之史学而言，这种解释、“翻新”历史的著史方法，显然很难做到陈寅恪所说的对众多史料作“有统系与不涉附会之整理”，而这一点又理该成为今日全国大学讲授通史抑或一代专史的前提（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361页）。对此，钱穆于1936年9月撰写《略论治史方法》一文，明确表述了与陈寅恪不同的看法：

　　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簏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152－153页）

　　很显然，钱穆所说的“亦可商”针对的正是类似陈寅恪上述一文提出的治史思路。后者更强调由考订史料进而寻绎史识、把捉历史的整体走向；而钱穆则倾向于“先务大体”——“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对史料作有统系的整理。毕竟“历史范围过广”，史料也确是“搜之不胜搜”的，钱穆这话也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任何史家在驾驭史料之先未尝没有某种前在的史观，历史研究最终追求的还是一种“有统系”的知识。就此而言，钱穆与陈寅恪应该是一致的。只不过，陈寅恪始终对“先务大体”的整理方法是否能做到“不涉附会”保持警惕，故终其一生很少涉足于此。钱穆则不然，他一生以通人之学自期。1941年4月28日，他在成都江苏省同乡会讲演“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时就讲到：“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治史三书》，266页）。这种“通人之学”的理想，显然也成就了今天钱穆作为本世纪难得一见的“通四部之学”的“通儒”形象。但是，钱穆过于看重这种“通”，或者说急于要打破当时占据史学主流的“考订派”之“不通”，又使得他不自觉地夸大了史观的重要性，从而陷入陈寅恪曾批评的“新派”史学研究者的行列。

　　观照历史的两种进路与史学教育的思考分歧

　　陈寅恪在“晋至唐文化史”课程的开讲辞中曾明确提出了对当时研究文化史新旧二派的批评：旧派“失之滞”，“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而新派“失之诬”，“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22页）。从其对新旧二派的批评来看，他更反感新派。必须说明，陈寅恪素非守旧之人，30年代初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即强调：“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并认为这是“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4－285页）。但是，对于某些“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的史观派，陈寅恪则极力反对。

　　我们注意到，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也提出所谓“近世史学”的三派——“传统派”(亦称“记诵派”)、“革新派”(亦称“宣传派”)和“科学派”（亦称“考订派”，实指以傅斯年和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派”）。他认为“传统派”和“科学派”的问题在于“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这与陈寅恪所批评的旧派正相同。而他所说的“革新派”，则“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这实即陈寅恪所说的“新派”，亦即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运动抑或鲁滨逊新史学派。三派之中，钱穆虽均予以批评、指斥其弊端所在，但相对而言更欣赏“革新派”：“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国史大纲》，3－4页）所以有论者就此指出，钱穆此后对于“新史学”的理想即“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陈勇：《钱穆传》，184－187页，人民出版社2001）。但这种调和汉宋的努力只能说是钱穆的一种修辞。在其治史历程中，钱穆虽也强调“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国史大纲》，11页），但实际却更偏向社会科学化史观的树立——近乎陈寅恪所批评的“新派”，侧重运用一些引进的社会科学方法来治史，强调通史教育与史学教育的普及化问题。

　　钱穆认为，治史当“先务大体”，“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这一强调“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52页）、对历史作全程贯通考察的“通史”思路，本身并不为错，但是看历史若仅有纵向考察而无横切面的细究则显有不足。

　　就观照历史的进路而言，陈寅恪曾批评过“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缺乏史学之通识”的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0页），也多次在授课中提醒通史意识的重要性，但若联系他在1932年秋“晋至唐文化史”课程开讲中所指出的，则陈寅恪在如何观照历史的问题上似乎更关注“横切面”：

　　本课程讲论晋至唐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关系。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物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在讲论中，绝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更着重条件。（《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页80）

　　讲因果关系，是讲“为什么”的问题；而讲“条件”，则关注的是“有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实侧重对历史作横切面的考察，由这一断面切入历史本身的广度、多样性和丰富的可能性，在一个多元立体的历史空间中重建信史脉络；而前者则注重贯通古今式的照察，关注问题某种确定的状态或某种固定的本质。

　　由于观照历史进路的不同，也导致钱穆与陈寅恪谈及史学教育问题时注重博通与侧意专深的差异——尽管钱穆不乏专深研究，而陈寅恪专深的背后也始终有博通在。不过，后者显然更强调大学研究的精深特质，而前者则更注重历史知识的普及化问题。

　　1935年9月，陈寅恪在“晋至唐史”一课的开讲中指出，“本课程虽属通史性质，也不能全讲。如果各方面都讲一点，则类似高中讲法，不宜于大学。”以其《晋南北朝史备课笔记》为例，笔记共列12个专题，既有史料考辨专题，也有史实问题的专门考辨，涉及晋至南北朝之政治、民族关系、文化制度、民众生活等多方面，但又均以专题研讨的形式出现。（《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可见陈寅恪所开设的通史类课程，完全是按照一种培养专业研究人员的思路来展开的。而其“唐史专题研究”课，更采用的是今天各大学研究生教育已较为普遍的Seminar(音译为习明纳, 意译为讨论课)的形式——“此课在开课之初，先讲述材料之种类，问题之性质，及研究方法等数小时，其后再由学生就其兴趣能力之所在，选定题目分别指导，令其自动研究。学期或学年终了时，缴呈论文一篇，即作为此课成绩，不另行考试。”（《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50页）

　　另外，在谈到“从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识”类的必读书时，陈寅恪认为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最好，但又指出，“其书出版已三十年，不必再加批评”。记录这番话的蒋天枢先生在此处有一按语：先生意谓此书已过时（《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94页）。

　　与陈寅恪相对照，钱穆晚年回忆30年代教授通史一课编写讲义时则写道：“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172页）。这种追求“通”和“全”的概要式教学，在当时也属较为普遍。如雷海宗在1936年10月发表的《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一文中就强调：“历史系本科的目的是要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叫他们明了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叫他们将来到中学教书时能教得出来，叫他们将来要入研究院或独自作高深的研究时，能预先对史学园地的路线大略清楚，不致只认识一两条偏僻的小径。”（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83－84页）

　　对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穆表现出与陈寅恪极为相反的态度。他于1913年任教无锡四小时即读到夏书，“读之甚勤”，自感“得益甚大”。及至30年代任教北京时，“每常举夏氏书为言。抗战时，受重庆国立编译馆之托审订是书以图重印，后因钱校正繁多而未果，以致钱穆后悔不迭——“素重此书”却因自己之故而导致此书不能广为流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89－90页）。

　　两相对照，陈寅恪的课程明显偏向专深研讨，抑或可称研究型；钱穆的教学更重视普及教育而要称教学型了。当然，有关大学教育到底是该侧重“宽口径”还是讲求“高深学问”至今仍有争论，所以本文也并不认为二者学识高下有别，而只是想指出他们对此问题的不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