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上书第136、137页。
　　（81）上书第148页。
　　（82）上书第152、153页。
　　（83）上书第162页。
　　（84）上书第209页。
　　（85）上书第210页。
　　（86）上书第211页。
　　（87）同上。
　　（88）上书第213、214页。
　　（89）《旧唐书·马周传》。
　　（90）《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第224页。
　　（91）上书第225、227页。
　　（92）上书第256—257页。
　　（93）上书第275页。
　　（94）在侯外庐史学体系中，封建土地国有论与其“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有着同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95）当然，侯外庐的封建土地国有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1949年以后他一直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再加上其它诸多干扰，他难以静坐下来专意沉潜于学术研究，因而有关土地国有论的论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其1949年前的不少文章薄弱一些，某些问题和环节的思考也显得不够深入，个别地方甚至还有相互牴牾之处。如，他一面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肯定商鞅变法破坏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产生了“不合法的私有”，进而认为“令黔首自实田”实现了土地的私有和买卖；一面却又肯定从法律上看封建土地无一例外地属于“国有”。其间的衔接和转换，并没有很清楚地予以说明。又如，明朝中叶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对土地制度的变化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呢？为什么清朝实行“更名田”以后，封建土地国有制一下子就变成了地主土地私有制？秦汉时期的编户齐民与清朝拥有土地的百姓，其与土地的关系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对于这样一些问题，侯外庐有的语焉不详，有的论证不够有力，显然这些都还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至于深受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影响，加以某些概念术语比较特别，更使侯外庐有关封建土地国有论的文章有“文字艰涩，深奥难懂”的缺憾（其实，又何止这几篇论文，侯外老的著作多具这样的特点，这是凡读过他论著的人都深有感触的）。
　　（96）对侯外庐封建土地国有论的批判并未被搁置起来。据说1963——1964年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香山召开有关思想意识形态的会议，康生在会上再次提出要批侯外庐的封建土地国有论，说是有影射、攻击土地改革及其后的以人民公社为形式的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制度之嫌。而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临，侯外庐及其史学思想、代表性学术观念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著者听闻此事后，曾向陪侍尹达先生出席香山会议的林甘泉同志询问过，蒙其予以“好象确有此事”的回答。特作此注，以备有兴趣者进一步考查。
　　（97）《韧的追求》第254—255页。
　　（98）上书第125、126页。
　　（99）“人们常常说，在中世纪，权利、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一种脱离常规的例外。在这里不能不指出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就是这些特权都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吻合的一般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私有财产是特权即例外权的类存在（Gnttungdasei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1页）所谓“特权即例外权的类存在”，指的是按规定的、受限制的、分成不同品级属类的特权、例外权。“特权、例外权的类存在”也可意译为“按特权、例外权而限定的品类存在。”
　　（100）“在封建制度中正好显示出王权就是私有财产的权力，显示出王权中既隐藏着一般权力的秘密，也隐藏着各个国家集团的权力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4页）
　　（101）封建生产关系既受着军事编制的影响，也和法律以及政治的特权等联结在一起。这种形式上不平等的等级的法律划分，即“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的整个阶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页），乃是按照封建主特权阶级的阶级利益制订出来的一种阶级支配方式。与这种等级制结合的便是封建主土地权力的品级结构，，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土地占有权的教阶式的结构以及同它相联系着的武装侍卫制度，提供了贵族以统治农奴的权力。”这里，“教阶”一词是指基督教封建国家而说的，在中国相当于礼教的爵服制度，也可以拿“等级”一词表达。
　　（102）《韧的追求》第255—256、257页。
　　（103）《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原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第254页。
　　（104）《韧的追求》第260页。
　　（105）《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第254—255页。
　　（106）上书第255页。
　　（107）上书第274页。
　　（108）《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109）《抱朴子》卷四《诘鲍》。
　　（110）《全唐文》卷七九六《文薮序》。
　　（111）上书卷七九八《鹿门隐书六十篇并序》。
　　（112）同上《十原系述·原宝》。
　　（113）自1934年出版第一部中国思想史论著《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侯外庐发表有关中国思想史方面的文章达百十篇，出版了专著6部13卷。其中，既有他本人在40年代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艰苦环境里独立完成的120万字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又有抗战胜利后到建国初期的10年间，他主持并以他的学术思想为主导集体完成的5卷6册、260万言的《中国思想通史》。
　　（114）《韧的追求》第266—267页。
　　（115）《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不同哲学流派及其发展》，今收入《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
　　（116）《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
　　（117）《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21、、30—32页。
　　（118）请详参姜广辉、陈寒鸣：《关于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19）《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不同哲学流派及其发展》。
　　（120）《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今收入《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
　　（121）《魏晋思想之历史背景与阶级根源》，同上。
　　（122）《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第501页。
　　（123）《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99、410页。
　　（124）《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今收入《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
　　（125）同上。
　　（126）《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286—287页。
　　（127）其实，不仅侯外庐是如此，他的主要合作者、老一辈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思想学术史家杜国庠也是这样。抗战时期，杜国庠撰写并发表过专门批判闯友兰“新理学”的文章，依据史实，既说明唯物主义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揭露“新理学”自居于“接着”几个唯心主义的传统，在于美化腐朽的唯心主义而否定中国唯物主义的历史地位以至存在条件，又描绘出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确实存在着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而绝非如“新理学”所说“中国哲学精神”是几个唯心主义的杂汇。冯友兰当时并未能接受这样的批评意见，固执于他自己的思想，但由1949年后冯氏所进行的自我思想批判来看，杜国庠的批判对冯友兰后来思想的变化是有帮助的。类似于这样的事例，在《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中尚可举出许多。
　　（128）参阅《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
　　（129）参阅上书第4卷。
　　（130）参阅《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131）同上。
　　（132）《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