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中国思想史领域是一片富饶丰腴的学术土壤，这里蕴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遗产，从20世纪初叶章太炎的诸子学研究开始，许多卓越的学者如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在这块园地上耕耘，都收获了自己的果实。侯外庐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术事业的丰碑也建筑在这个领域内。（113）侯外庐是在特定时代和社会生活环境下开始从事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20世纪30、4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十分尖锐，禁锢与反禁锢、围剿与反围剿，把思想文化界的人士几乎都卷了进去。本来，从更早的时候起，治思想学说史者就呈现着异趋纷呈的景象，如侯氏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所概括的那样：“有因爱好某一学派而个人是非其间者；有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于现代科学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者；有以历史发展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者；有以研究重点不同，执其一偏而概论全般思想发展的脉络者；有以主观主张而托古以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学研究的态度。”而到此时，思想学说史研究领域的情形则更显复杂。这样，从胡适刊布《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思想文化斗争，亟须得到清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尚无暇顾及思想学说史方面。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热中于思想史上沉滓的利用，在中国本位文化谬说的鼓倡下，他们尊崇王阳明立诚之教，倡“复兴礼学”等等，喧嚣鼓噪，洋洋盈耳，究其实际，无非是要堵塞马克思主义占领学术思想阵地的通道。于是，屠刀禁令之外、书报检查之余，认为贞下起元，标榜新理学以应帝王者有之；自诩“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自问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赐”者有之。在这种状况下，以郭沫若为嚆矢，自2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学者即已奋起，张我赤帜，高步进入思想学术史园地，而30年代以来，接武者纷纷而起，出现了一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工作者。这就为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科学研究以及为这领域的理论斗争准备了条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入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侯外庐，一开始就十分注重研究工作中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他“在积极方面是第一步严格进行对文献的考订与审查，第二步是实事求是地究明‘古人用语的实在所指’，庶不为‘文字符·’所蒙蔽，而根本则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从而作出科学的论断。”(114)他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中写道：本书所采的研究方法，仅“朴实”二字，这亦是正统学者应守的治学精神……抑有进者，治学应“实事求是”与“自得独立”二者并重。“实事求是”可以存古人之真实面目，“独立自得”可以抒发古人立言之所以然。对于侯外庐来说，客观、严谨只是基本的学术要求，而揭示历史上精神现象的内在本质则是他更高的理论追求。这种追求，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曾象屈原《天问》那样明切地表述了出来：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关系何在？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式，环炼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学说理想与思想术语，表面恒常掩蔽着内容，其间主观客观，背向何定？方法论犹剪尺，世界观犹灯塔，现实的裁成与远景的仰慕恒常相为矛盾，其间何者从属而何者主导，何以为断？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实践，就是围绕着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而展开的，指导着他进行学术研究并寻求这些问题答案的方法论，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这样，清代朴学家、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如王国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固然为侯外庐充分吸取，但他更以开拓创新精神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改变了中国思想史或学术史的传统的“学案”面貌和近代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述学”的研究方法，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清代朴学家和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中最卓越者所能走到的终点，就成为了侯外庐思想学说史研究的起点。而他以及以他为主导的学术群体，通过艰辛努力所完成的众多研究成果，不仅向世人准确、科学地展示了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精神文化历程，而且其中内涵着的许多学术思想、学术观念、学术规范和学术方法正在并将继续引导、启迪当代学人和后代子孙去认识自己，提高自己。应该说，这正是侯外庐和侯外庐学派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做出的极有价值的贡献。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侯外庐认为“人类历史的思想发展含存于经济发展。”（115）这就要求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对一代思想史的分析应由一代社会史的分析开始，故其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116）这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侯外庐研究思想史的基本方法是以社会史为基础，对社会思潮加以全面考察之后，作出总体性把握，看它与社会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如此研究，使他在诸多问题上得到比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更科学，并且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实际的学术观念，而我们从他的那些富有睿智的学术观念中，又不仅可以体悟到某一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气息，感受到历史发展的法则，而且更能从中了解、认识到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充满的理想。譬如，梁启超、钱穆等都曾对明清学术思想史进行过研究，他们的研究自然各有其成就，但所谓客观主义的“述学”方法使他们不可能对这时期社会思潮的性质获得科学认识，更难以准确地揭示从这时期开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向。而侯外庐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剖析这一时期丰富而又具体的历史资料，揭示了明代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状况：“一方面，十六、十七世纪的土地虽然向国有方面集中，但另一方面，私人对土地的经营也在发展着。一方面，官有手工业虽然大量被‘皇族’监督着，形成官僚机关的层层中饱，产生了财政困难的严重局面，但另一方面，城市私有手工业的发展却对国民经济起了日益重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商业与对外商业的发展，更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据此，他作出基本估价：明清之际，中国的“历史面临着变革的关头”，“历史进入了新旧因素的矛盾大发展的局面，活的东西要冲破死的，而死的东西在束缚着活的。”在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作出精辟入理分析的基础上，侯外庐进而研究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指出：进步思想家们的思想尽管存在着“旧的和新的既和平共处，而又不共戴天”的矛盾，但启蒙思想的时代精神是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发展相平行的，他们的进步思想不仅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而他们矛盾的思想体系、他们对封建社会与封建思想文化叛变的不彻底性，则“正反映着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矛盾”，说明了新生的东西在旧社会母胎中还很微弱。如同中国社会正处于方生未死、新旧纠葛的矛盾困惑中，“十七世纪中国学者们的思想，在中世纪长期的冬眠中，既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因素，又有受传统的思想所束缚的因素。”（117）这些进步思想因素虽然还不够强大，却已透射出预示近代即将来临的曙光，具有早期启蒙性质。（118）这样的宏观论析，以及在这样的宏观场景下所进行的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唐甄、颜元等早期启蒙学者思想的具体研究，无疑是对明清之际学术思想本质特征的把握。无论是与梁启超、钱穆相关著作所论相比较，或者较之以近些年来学界出现的对明清之际社会思潮作出的“总结批判”、“反理学”等性质的概括，侯外庐的观点更具科学性，人们从中不仅能获得历史的真实感受，而且亦能从中体悟到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充满希望的理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