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为主撰写的《关于浙江省粮食发展战略的探讨》一文，由于提出了浙江粮食战略应从“完全自给”向“基本自给、大进大出”战略转变的观点，冲击了传统的粮食战略思路，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当时的我还是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被看成是“不重视粮食生产”的人物之一，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出生在上海的我，本来也许与“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是无缘的，是“文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69年，17岁的我，没有任何选择地被卷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洪流中，从上海这个大都市来到了遥远的黑龙江，成了一名边陲农场的职工，开始了与各种农活打交道的生活。这一干就是九年，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光奉献在了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上，其中既有艰辛，又有回味。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与“三农”结下了不解之缘。

　　做了九年的农民，在黑土地上切身体验了中国农民的甘苦。这恐怕是我对“三农”问题有兴趣，有感情，并且走上“三农”研究道路的初始原因。1977年恢复高考，为我走上“三农”研究道路提供了可能。四年的大学本科生涯，三年的研究生时光，以及尔后的留校任教和出国深造，我选择和从事的无不都是与“三农”问题最为密切关联的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三农”问题不仅成了我的人生最大兴趣，而且已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回顾我的“三农”研究历程，基本上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相一致。第一篇文章是我在大一期间与几位同学一起撰写的《应重视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发表在《经济研究》1978年第12期上。30多年来，我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不仅反映了我的探索过程和认知发展，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轨迹。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占主导的改革议题和领域集中在农业与农村领域，当时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主要涉及农村家庭承包制问题、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与道路问题等。这期间，“三农”研究者在国内占了主导地位，大家都是非常富有激情和少有顾虑的。我在那段时期有两项研究成果至今仍较有意义。一项是对浙江省粮食发展战略的研究。以我为主撰写的《关于浙江省粮食发展战略的探讨》一文，由于提出了浙江粮食战略应从“完全自给”向“基本自给、大进大出”战略转变的观点，冲击了传统的粮食战略思路，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当时的我还是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被看成是“不重视粮食生产”的人物之一，承受了不小的压力。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并没有错，事实上浙江后来还成了全国第一个粮食市场化改革的试点省份。问题无非在于提出新观点的时机和条件在当时可能还不很成熟。但这恰恰应该是一个研究者所应该坚持的。另一项研究是关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3期上，还被评为“纪念中国农村改革十周年”的优秀论文。这项成果经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定，在2007年12月被评定为突出学术贡献奖。这应该是对我这一研究成果的最高评价。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改革的重点进一步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微观转向宏观，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浪潮。从“三农”问题研究看，当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比较集中在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问题、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问题等。在这一时期，我继续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是发表在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1992年底，受浙江大学包氏基金的资助，我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瑞典农业大学经济系，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进修与合作研究。其间，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颇感兴趣，进而在国外比较系统地研读了新制度经济学。回国后，我将自己的“三农”问题研究重点放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农业组织、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应用上，试图对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更好的解释力。这期间，我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如《中国横店集团产权制度构造的启示》、《家庭农业：有效的农业组织管理结构》、《农民合作：变革态势与启示》等等。在我的研究方向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产业组织与制度安排”。我觉得，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是研究转型问题和“三农”问题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通过这一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又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新世纪以来，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理念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基调。这段时期以来的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热点与重点主要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土地制度与失地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在这一时期由，由于我承担了一些与“三农”问题有关的国家和部委的重大项目，如“扭转下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别扩大趋势问题研究—着眼于收入不平等角度的分析与研究”、“我国生鲜食品物流系统构建中的组织与制度研究”等，我的研究重点更关注农民收入与结构分析问题、农产品供应链与产业组织问题、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民权益以及农民工问题等。这些研究对我的压力和挑战很大，尽管已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仍然不很满意，尤其是如何通过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对中国的“三农”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进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把握，并提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路与政策框架，还是有不少难度。此外，自从在1999年底组建了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一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平台以来，我的“三农”问题研究中明显增多了有关“三农”政策与对策方面的研究。

　　中国仍然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还在进行之中，中国的“三农”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还任重道远。我愿意在这方面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