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91年，费正清去世，“剑桥中国史”英文版的出版速度曾有所减缓。另一位总主编崔瑞德1980年赴普林斯顿大学任“胡应湘（Gordon　Wu）汉学教授”，常设编辑中心事实上开始移师普林斯顿，编委会常邀请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史学精英来开会。早在1979年和1980年的明代史编写国际研讨会上，就已有中国学者加入。

　　200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在北京设立代表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宏举领导的版权部门日益强化了和对方的合作。营销策划部主任王磊也感觉到“我们的出版进度基本上到‘明代史（下卷）’就与他们同步了”，其间多次重印再版。

　　以2000年为界，“剑桥中国史”的第一个版本主要由谢亮生开创，后经范明礼、马晓光延续，谢亮生和马晓光参与其中多卷的翻译。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学术出版一度出现滑坡，“剑桥中国史”因其开本、纸张等落伍而经历了几年短暂的滞销，读者和译者也指出了丛书中存在的一些翻译问题。

　　有鉴于此，2000年开始担任历史编辑室主任的郭沂纹，在前任社领导张树相、李茂生和现任社领导孟昭宇、赵剑英、张志刚、曹宏举及马晓光的大力支持下，与同事张小颐、李炳青、史慕鸿及特约编辑郭沂涟一道，于2003年至2007年间重新组织了丛书的校订和翻译。其间，由于当时中译本的合同已到期，郭沂纹逐一联系了译者，逐卷签定了新的出版合同。

　　2007年1月，新补充进来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出版，1980年代初以《万历十五年》广为中国大陆读者熟知的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撰写了其中有关明代财政的章节。

　　新版“剑桥中国史”上市后，第一次印刷的6800套很快售罄；第二次印刷时增加了外包装箱；2009年上半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印刷。但这样客观的销售业绩需要归功于几代出版人：谢亮生、张定、吴家洵、李凌、余顺尧、郑文林、吴元梁、王俊义、张树相、李茂生、孟昭宇、赵剑英、张志刚、曹宏举、马晓光……

　　郭沂纹还一直难以忘怀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敬坤在80岁时，还用两年时间逐字逐句校订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近200万字的书稿，“边校边改，一笔一划全部抄在方格纸上”，“他说，修改好这两本书是他此生最后的心愿，一定要留给后人一部像样的东西。”

　　而从总参三部退休的翻译家李殿昌则在癌症复发、刚做完手术的情况下，校订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66-1982年，“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00万字的书稿。

　　当“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英文版2002年出版后，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的嘱托下，世界史专家于沛领衔的《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迅速承担了全书翻译，他们曾有意将其作为独立编译成果出版，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是坚持将其纳入“剑桥中国史”丛书出版。

　　200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宋代史”英文版，其中文简体版版权也已被出版社购得。据悉，双方合作现已扩展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和“剑桥世界中世纪史”等系列，“剑桥中国古代史”正在翻译中，“剑桥宗教史”、“剑桥哲学史”也列入了该社选题计划。

　　2009年圣诞节前日，艾尔曼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华东师大海外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王俊义等，围绕将于2010年5月出版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举行了一次“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动向与趋势”的学术对话。

　　艾尔曼直言不讳：“时代不一样……美国学术界有很大的转变，年轻的研究生虽然很尊敬（费正清）他们，他们是前辈、是老师，但是后辈也可以和可能超过他们”，“‘剑桥中国史’其实是美国中国史……（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学研究是很流行的、很拔尖的，现在欧洲也有比较多的人研究，德国、法国等国家都有，但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是靠前面一点”。

　　朱政惠则注意到，伯克莱大学亚洲学哈斯基金教授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Jr．1937-2006)生前参与确定了“剑桥中国清代史”的撰写提纲和作者名单，但由于和费正清意见不合而退出，他的分卷主编职位转交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教授裴德生。

　　“这卷书在很大的理论框架上，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列文森的‘传统与现代’模式，转向‘中国中心观’的模式。‘中国中心观’也不是说世界以中国为中心，而是研究的视角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和变化，寻找内在的动因。”令王俊义欣喜的是，“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除了越来越多地吸收戴逸、薛虹和李洵等国内著名清史专家的学术成果外，也具名援引刘凤云博士这样的中生代清史专家的研究成果。

　　此外，参与撰写的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陆西华（Gertraude　RothLi）精通汉语、满语、日语、德育、法语，能直接阅读和引用满文档案；美国达特?斯学院历史学教授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也精通满语。2010年年初，郭沂纹将“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中文译稿转给这些原作者时，他们都能顺利校阅。

　　“了解国外汉学、国外中国学的研究，首先要了解他们国内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政治背景。”葛兆光教授发现，“这部书明显地……从政治史为中心，逐渐转到社会、文化、族群、性别等这些问题”，“他们关注清史的范围逐渐地从以汉族原来的‘中国’为中心，开始更多地关注边上的事情”，“我比较关心宋史，宋史很显然出现区域史的转向。过去一个统一的‘中国’、后设的‘中国’概念可能在他们那里已经出现问题了。” 

五

　　自1985年以降，“剑桥中国史”25年来引进和出版了绝大多数卷，一些本土学者似乎开始淡忘这套大书当年带给他们的新鲜和震撼之感。但这或许恰恰说明，他们在近30年里随着全球化学术和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而成长，也越来越摆脱全球学术共同体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王俊义对“剑桥中国史”用情最深，但他始终认为“中国毕竟是中国学赖以产生发展的本土”，“国内学者在吸收借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首先应占有保存在本土的大量原始资料，同时还要吸收、消化、掌握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

　　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则称，《剑桥中国晚清史》乃至整个“剑桥中国史”“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外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史料掌握和分析理解上存在颇多欠缺与不足的印象。此前一直在看《中国季刊》等着重刊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的刊物，就已发现国外学者在文献史料发掘和利用上，往往会晚于中国学者两三年的时间。读了‘剑桥民国史’和‘共和国史’，就更能看出这方面的问题来了。”

　　光阴荏苒，两三代人参与的“剑桥中国史”的出版接力仍在继续，“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下卷）”英文版目前已进入出版准备阶段，被翻译成中文应该也为时不远。“现在就剩下‘魏晋南北朝史’了，英文版也没出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任总编辑助理马晓光不知道“剑桥中国史”最终何时能成为“完璧”，王俊义和郭沂纹等人也都不能确定。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与素未谋面、万里之遥的异国天空下的剑桥出版社几代出版人一样，参与“剑桥中国史”的出版，一定是这几代中国出版人职业生涯中最为骄傲和幸福的记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