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杨品泉当年还预料不到，《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其后的“剑桥中国史”各卷会影响几代中国历史爱好者和作家，对国内学者也有相当影响。在深圳媒体2008年发起的“私人阅读史：三十年阅读书目”调查中，“剑桥中国史”获得30余位知名读书人的4次推荐。

　　2005年7月，《历史研究》在精选创刊50年来的书评时，罕见地将两篇分别评述《剑桥中国晚清史》和“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书评收入同一本集子。其中，思想文化史专家李华兴在1988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称“力求把外因和内因结合起来，作为理解晚清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钥匙，这是《剑桥中国晚清史》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这部著作也“注意文化的区域性和层次性，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迁进行具体考察”。

　　当然，李华兴也批评该书“对经世致用思潮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过程，有的没有论及，有的语焉不详，个别论点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说它偏颇，是因为它试图用单一的原因解释（基督教对华传教活动及其文化影响）这一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

　　时隔多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回忆称，他只看过《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的部分章节但“没有细看”：“国外的学者以观点胜，（这套丛书对我）特别的影响不好说。它代表了国外的学者在有关方面的最高成就，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说，要善于接受各方面学者有价值的观点”，“不像中国著作有一个主编，往往要观点、体例前后一致，它是不同专家和成果的结集，甚至可以说是很松散的集体著作，最充分地反映了各个学者的观点，比较重视学术的自由。”

　　一些学者忘不了这套书带来的震撼：“一是第一次知道可以这样编断代史，很新鲜。因为过去凡看到这种叫什么什么朝代史的书，大凡都是通史性的编写法，从未见过一个学者按照自己的研究方向写一篇，然后大家前后衔接拼起来做为通史”，“二是当年国内研究晚清史也好，民国史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好，还都是集中在政治外交史或所谓思想史方面，‘剑桥史’已经开始有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而近年特别活跃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在2005年开始撰写《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时，开始细读“剑桥中国史”；他2009年出版的《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8）》也和费正清的启发不无关系：“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吴晓波的一篇博文“费正清的眼睛”也在网上四处流传。

　　《剑桥中国晚清史》迅速热销坊间后，较大的翻译难度和偏低且出书后才能领取的稿酬，却困扰着清贫而高龄的译者们。1988年接任总编辑的郑文林立即让谢亮生邀请译者来开会，满怀诚意地提高稿酬并允许预支。于是，其他各卷的翻译和出版难题迎刃而解，该社另一套重点书“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丛书”也采取了类似的鼓励机制。 

三

　　1991年，王俊义调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约一两年后升任总编辑，继续协助社长郑文林，“剑桥中国史”后续各卷陆续出版：

　　1990年8月，英文版第14卷的中译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1949-1965年）》出版，责编马晓光翻译了第9章“教育的新方向”。

　　1990年12月出版《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为原书第3卷，英文版1979年出版）——该书认为武则天改变了儒家女性不能当政的传统，只是她晚年过于崇信佛教、独断专行；在批评隋炀帝骄奢淫逸的同时，又承认这位诗人、散文家和政治美学家在促进南北文化统一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1992年2月，《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1368－1644年）》(原书第7卷)和《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原书第1卷，英文版1986年出版）问世——《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的作者、华裔历史大家余英时教授，撰写了其中的第7章“汉朝的对外关系”。

　　总主编崔瑞德后来在2007年1月出版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原书第8卷）的序言中，这样解释“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名单中为何没有出现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和中国的学术界正在进入最凄凉的一段时期。历史专业与一切门类的知性活动一样遭到了破坏……我们不可能与他们交流，否则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1992年8月，推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66-1982年，“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原书第15卷）；1994年1月，《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1912-1949年）》（分别为原书第12和第13卷）出版；1998年8月，《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面世。

　　其中，王俊义“印象最深”的还是“与现实太近”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66-1982年，“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分卷主编、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R．麦克法夸尔领导的那些撰写者将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共高层领导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王俊义对此做了一些删节和变通处理。

　　由于其特殊性，出版社按惯例向新闻出版署报批，可上海一家出版社推出的同名图书却在这时摆上了各书店的书架。郑文林迅即向中宣部出版局汇报，请求尽快批复出版“共和国史”。由于当时的对外版权问题尚未规范化，上海这家出版社的同名图书直到几年后才全部下架。

　　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也于1996年12月20日在日内瓦通过——过去未经国外授权就翻译引进的作品只能“自动保护”至1997年。可“剑桥中国史”的简体和繁体中文版版权此时已全被出售给台湾南天出版社老板魏德文。

　　魏德文在1987年开放中国大陆探亲后就经常往返于两岸间，曾希望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译好的各卷带回台湾出繁体字版，让对方将其译好的各卷拿来出简体字版。但台湾版《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翻译水准被谢亮生否决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下半年开始却需要从南天出版社购买版权。

　　1994年，郑文林参加台湾书展，专程去谈版权合作，未果，因为那家上海出版社也有意从南天购买版权。情急之下，郑文林只好向魏德文宣讲中国大陆的出版法规和政策：“你就是把整个这套书版权转让给他们，他们也是出不全的，只有我们出版社才能出全这套系列丛书。”最终，南天才以5%的版税转让了中文简体版版权。1990年代中期，王俊义赴台湾参加一次清代经学研讨会，还随身一次性带了10多万元版税给魏德文。

　　1998年，王俊义卸任总编辑，和他的老搭档郑文林于次年退休，但他们一道，亲眼见证了“剑桥中国史”中大多数卷的中文简体字版在1990年代的集中出版。郑文林退休9年后还记得，“这套系列书不仅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且在一般读者中也有很大影响，一些党政机关还买去给领导作为必备书”，“到90年代中期各卷印数大都在2万册以上……我记得90年代中期在中央党校一年一度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光这套系列书的订货码洋就占了我社全部图书订货码洋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