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采取独具特色的组织管理机制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两弹一星”是一个典型的大科学、大系统的工程。它所包容的专业门类之多、技术之高精复杂、动用力量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都是一般国防科技项目无法企及的。“两弹一星”的领导者和建设者经过不断摸索和实践，甚至是通过失败的教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符合自身实际的科学管理机制，走出了一条发展尖端科技投入少、效益高的路子。
1.建立技术与行政“两条指挥线”
“两条指挥线”最早是由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提出的。1962年3月21日，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研制的东风2号导弹在第一次飞行试验中失利，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五院认为这与全院的组织管理体制及总设计方案有关，于是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包括“健全总设计师系统，建立技术责任制”和“加强计划调度系统，严格按计划办事”等，并在随后制定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中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标志着技术与行政“两条指挥线”的体制基本形成。
组织像“两弹一星”这样庞大系统的研制工作，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的紧密配合、协调动作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指挥系统负责技术协调，行政指挥系统负责计划协调，这两种协调相互交叉又相互渗透。计划协调以技术协调为基础，而技术协调又通过计划协调来实现，行政指挥系统要采取各项强有力的措施，保证技术指挥系统实现技术决策；技术指挥系统要把技术决策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以避免给行政指挥系统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2.通过“科研三步棋”规范研发程序
1966年，中国已经在“两弹”事业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国防科研工作也摸索出了一些基本规律，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面对不断发展的形势，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多年的实践经验，聂荣臻总结出符合科学研究工作规律的“科研三步棋”思想，即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研制工作要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试验、试制（生产）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这样安排，可以使不同层次的武器型号互相衔接，交替进行；预研工作也可得到相应落实。［5］(p.1011)对同一型号而言，“三步棋”是指预先研究、型号设计研制、小批生产三个阶段。预先研究是指通过关键技术及共性基础知识的研究，为产品的进一步研制发展提供技术储备；型号设计研制是指从国家正式下达武器研制任务开始，到产品鉴定合格交付使用为止；小批生产是在产品定型或鉴定合格以后进行生产。导弹和卫星的研制程序一般分为总体方案、初样、试样（正样）、使用（应用改进）四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反映了导弹、卫星等尖端工程的客观规律，必须严格按程序办事，未达到预定指标要求不得转入下一阶段，否则容易出现技术状态反复，研制程序紊乱、周期延缓等问题。［13］
3.实施两种方式并行的“三结合”体制
1962年12月26日，聂荣臻在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上就军工生产问题发表讲话。聂荣臻说，在工厂内部要实行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办法。“我们的尖端技术，只能是依靠我国自己的工人和专家。领导干部要善于使用他们，从政治上和技术上培养他们，提高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整个国防装备来说，还有一个使用、研究、生产的三结合。”［5］(pp.752～753)
一是领导干部、工人、科技人员“三结合”。让处于不同层次、了解不同信息、关注不同问题的科技人员、工人和领导干部，经常沟通，促进了解、理解彼此意图，从而为最终目标通力合作。二是坚持使用、研究、生产“三结合”。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科研单位、生产单位、使用单位经常相互沟通，使各种相关活动并行进行，避免走弯路、走错路。这种“三结合”的组织机制和工作方法，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民主特点，从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看，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科技领域中的典型运用。
4.按照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实施科学管理
“两弹一星”是典型的大科技、大系统工程或巨系统工程，其研制过程是在一个总体思想的指导下，多学科、多专业技术的有机结合与系统集成，是现代最新科技成果的高度综合与运用，这就更需要实施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早在1962年，在钱学森的倡导下，航天型号的研制率先应用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后在“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和提高，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工程管理的办法：贯彻基本型原则，走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模块化）的发展道路；严格执行计划，加强指挥调度，实行计划网络图的指挥调度办法和矩阵式管理。
五、实施科学决策和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确立正确的指导方针采取独具特色的组织管理机制
在“两弹一星”工程实施过程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工程实践中建设科研生产队伍。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作出了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4］的论断。由于贯彻落实中央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
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开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了严重冲击。1961年1月14～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聂荣臻组织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规定凡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都是红色科学家；明确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聂荣臻的报告后，原则批准这个文件。7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发全国各科学研究单位遵照执行。［11］(pp，483～484)1962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两弹一星”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甘当无名英雄，默默奉献，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聪明才智，书写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丽诗篇。
在“两弹一星”事业的创建发展中始终按照“出成果，出人才”的要求，注重科研生产队伍的建设。通过“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实践，涌现出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中国的航天和核科技工业培养了以中老年科技专家为学科、专业技术带头人，以中青年科技骨干为主力，以青年科技人员为后备军的科研生产队伍，为国防科技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六、“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经验的启示及建议
“两弹一星”成功的基本经验，对新形势下中国重大科技专项的领导、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对组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增强国家对重大科技专项的掌控力和组织调集专项所需资源的能力。为此，建议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与重大科技专项直接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成立国家统一的、最具权威的重大专项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立项、调整、人事任免、经费分配、资源调配及组织实施中的检查、督导，同时成立专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2.分类进行立项决策，审慎立项
必须慎之又慎地对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组织管理中的立项问题。首先要搞好立项论证。在立项决策中，应制定严格的重大专项入围标准，统筹考虑，分类设立立项评审委员会，分类进行立项决策。同时，要建立严格的阶段检查、评审制度，建立健全留名跟踪制和问责制。
3.建立健全重大科技专项的法规体系，依法实行全过程管理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必须从顶层设计开始，做好全方位、全过程、多层面的管理法规的体系设计，主要包括立项论证的若干规定、决策的程序、经费使用的管理规定、阶段检查评审的制度、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选聘的条件及程序等，使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管理走向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
4.加强系统工程管理，强化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的权责
加强系统工程管理，加强系统总体设计，强化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的权责。赋予工程总设计师技术决策与指挥权，赋予行政总指挥和工程总设计师跨部门、跨单位的指挥权。此外，行政总指挥、总设计师人选所在的行政层次应尽量高，行政总指挥的行政关系应在工程总体的管理层面，同时赋予参与经费分配的决策权及一定数额的机动经费调控权，以增强其指挥权威。
5.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
做好科技专项的统筹工作。一是将专项硬件实物性的成果用专利等形式予以固化，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中国的品牌；二是解决国家对重大科技专项利益主体的虚位问题和成果及权益所有权的界定问题。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只投入不产出的问题，使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同时还可以让国家利益主体代表的部门名正言顺地行使所有者的权利，在成果应用转化及产业化阶段体现国家（政府）的意志。
6.统筹兼顾技术基础建设和科研生产队伍建设
重大科技专项不仅要出工程成果还要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成果。项目研制、研制保障条件建设、队伍建设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在重大科技专项实施中，要统筹兼顾项目研制任务、技术保障设施设备建设和科研生产队伍建设，以增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7.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协作体系
“两弹一星”研制协作主要靠各部门、各单位的政治责任感，靠行政指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协作要遵守市场经济法则，主要是靠经济合同进行约束，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协作体系，使其优质高效地运转。这项任务已迫在眉睫，是加强重大专项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8.加强专项经费的规范管理，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
提高投入重大专项工程经费的效能。为此，要加强重大科技专项的经费管理，制订重大科技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规定重大科技专项经费的开支范围、单位和个人收益的额度，避免暗箱操作。同时，要加强对重大专项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和审计。
9.统筹兼顾，全面完成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及其他工程任务
为使中国科技事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建议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选项时，亦应统筹考虑各领域、各行业设立专项的平衡，考虑承担专项任务单位的工作饱满度，确保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其他各项工程任务优质高效的完成。
科技需要进步、需要创新，管理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进、完善和创新。我们坚信重大科技专项及其管理工作定会无愧于时代和使命，与时俱进，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像“两弹一星”工程一样，在改变国际战略格局，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再创佳绩，铸就辉煌。
［参引文献］
［1］《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2］《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3］钱三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5］《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页。
［6］《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624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0页。
［9］胡维佳：《“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作用及其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2006年第3期。
［10］沈传宝：《科技强国，永垂青史——“两弹一星”座谈会纪要》，《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1］《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495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13］《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5页。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