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科技；现代化；跟跑；并跑；领跑

　　［作者简介］郎慧慧，法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经验的总结，深刻阐释了科技现代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性作用。科技现代化是指通过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变革、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系统性升级的动态过程，其核心在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技术革命性突破支撑高质量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具有战略先导性、创新驱动性、系统协同性、全球竞争性等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现代化经历了从跟跑、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动力支撑。学界高度关注新时代中国科技现代化相关问题，对科技现代化的内涵、内容、作用意义以及演进脉络等问题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这些研究缺少对科技现代化发展历程、经验启示的全面考察。本文从历史的角度，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以全球科技变革以及国家自主推进科技现代化建设为背景，以相关科技战略为标准，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年是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方针指导下的跟跑阶段，1992—2012年是科教兴国战略推动下的跟跑并跑阶段，2012年至今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的并跑领跑阶段，力求通过梳理分析我国科技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经验，为发挥科技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一、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方针指导下跟跑

　　1977年5月，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科学技术与世界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发展之间的差距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邓小平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提高到战略高度，从而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动员全国上下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9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等时进一步指出：“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目标是，在二十世纪末力求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相当的部分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个别的超过。”这是邓小平较早明确提出我国科技跟跑的目标。

　　（一）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方针的提出

　　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形成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八年科技规划”），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八年科技规划”。该规划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原则，确定了要集中力量、重点发展的8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1981年2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党组发布《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明确我国科技发展要“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以下简称“依靠、面向”方针）。自此，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跟跑战略初步形成，为此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启动

　　在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方针指导下，全国开启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部分省市的科研单位率先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就如何引入市场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在科研经费拨款机制、科研机构市场化转型、技术成果商品化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试点。1985年3月，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专门讨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会后，《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使科技体制改革上升到中央层面。整体而言，科技体制改革主要从运行机制、组织机构、人事制度三方面进行，包括改革国家无偿拨付科研经费的传统科技拨款制度，实行科学基金制、技术合同制、包干制等办法；实行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调整科学技术系统的组织结构，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使各方面的科技力量形成合理的纵深配置；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改善对科技工作的宏观管理；改革科技人事管理制度。此后，为进一步激活科研机构活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1987—198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相继公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科技立法工作开始推进。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出台为解决技术商品化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之后，我国又陆续出台了与科技相关的诸多单项法律法规以及科技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直到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出台使我国正式构建起相对完善的科学技术法律体系，从法律层面全面地规定了科技活动、科技创新、科技监督、科技评估评价等规范。

　　通过拨款制度改革、市场机制建立、人事松绑三大突破，加之以立法形式巩固科技体制改革成果，我国科技发展从“国家计划主导”转变为“市场—技术—产业”循环驱动，促成高技术产业产值和专利授权量激增，为从技术追随者迈向创新竞争者奠定了制度基石。

　　（三）科技规划—计划体系的初步形成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不断出台科技规划与计划。制定并实施科技规划—计划是我国推进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措施。1982年底至1983年初，国家着手制定了《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为落实这一科技规划，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委编制了“七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明确了重点攻关的内容，并把新兴技术的开拓和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其中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重点。在此基础上，我国相继出台各种高科技发展计划来保证规划的实施，具有代表性的当数面向高技术研究发展的“863计划”以及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863计划”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通过跟踪研究国际高技术发展趋势，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等7个高技术领域作为我国研究发展的重点，并确定了15个重点发展的主题项目，以此带动我国高科技水平的整体跃升。然而，真正实现跟跑需要科学技术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对此，1988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以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有力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特色产业基地、高新技术园区或经济开发区等的建设。总之，在经济实力尚不具备将高技术开发作为首要任务的情况下，生物、信息等新技术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大大提升，逐渐使我国科技实力跃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四）国际科技合作的重启与发展

　　1978年，面对与国际科技先进水平的差距，邓小平充分认识到自力更生与向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学习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1978—1985年，中外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全面展开，我国同世界106个国家建立了科技交流关系，同其中的53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双边科技合作协定或经济、工业、科技合作协定。在此推动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重大项目和相关组织，如198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1986年起不断加强与“世界实验室”的合作等，促进了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此外，这一阶段我国还积极创设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所需要的环境，开展引智工作，主办或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开展高水平国际科研项目等。可以说，这一阶段是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关键转型期，大大推动了我国科技现代化的跟跑进程。

　　（五）科技水平不断提高

　　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对高科技的跟踪突破，我国科技整体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七五”期间，我国共选定76个科技攻关项目，“取得成果1.1万项，其中58%属于国际80年代水平，80%以上系填补国内空白或处于国内领先地位，80%的成果已在生产建设中推广应用”。同时，我国开始“具备在一些领域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标志性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如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这是我国在高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性成就，使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打破了国际垄断。在高技术领域，我国积极跟踪并努力创新，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通信技术等关键领域取得从无到有的突破。在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上，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涌现出一批达到国际水平的成果，如冯康提出“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陆家羲攻克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难题等。在民生科技领域，科学技术开始更直接地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如农业领域的杂交水稻技术继续发展并大规模推广，为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阶段，我国科技现代化从被动引进开始转向主动追踪世界高科技发展趋势，为此后科技发展实现跟跑并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科教兴国战略推动下跟跑并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科技革命出现新的高潮，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成为决定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党和政府根据当时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潮流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及时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突出自主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形成并拓展全方位国际科技合作，使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在若干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了由跟跑向跟跑并跑的转变。

　　（一）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

　　冷战结束后，以科技和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焦点，中国越加重视科学技术对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并深刻认识到科技与教育协同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颁布，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5月底，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进一步将科技发展战略方针丰富为要在“依靠、面向”的基础上“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科教兴国”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化了科技和教育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意义。基于此，作为落实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211工程”与“985工程”的先后实施使我国建设了多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成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大大提升了高等院校的科技创新能力。

　　（二）科技体制改革的新探索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继续进行科技体制改革，释放更大潜能和活力。1992年8月，国家科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出台《关于分流人才、调整结构，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将结构调整、人才分流等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并将“稳定一头，放开一片”作为分流和调整的基本方针，明确要“稳定支持基础性研究和基础性技术工作；放开放活技术开发机构、社会公益机构、科技服务机构”。1994年2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联合发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科技体制改革随之进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199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促进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1996年，为了加速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正式实施技术创新工程，该工程在“九五”期间的目标是：初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宏观指导、社会服务组织积极参与及各方面协同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及运行机制，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经济效益。同时，伴随知识经济发展以及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1997年6月，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随后科技部组织实施面向科研机构进行体制改革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又称“973计划”）。此外，知识经济的来临使国家创新体系概念迅速引起学界乃至中共中央的关注。1998年6月，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审议并原则上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开启了我国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篇章。此后，我国不断推进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三）自主创新思想的确立

　　自主创新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驱动力，是确保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突出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自主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入21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我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首次提出实施“跨越式发展”的宏伟战略。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并首次提出“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进一步明确了关键科技领域自主创新的重要性。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立足国情，面向世界，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奋斗目标，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对此后15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是这一时期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进入自主创新与全面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新阶段。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颁布，明确提出组织实施《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强调新时期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时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探索中逐渐推进，国家科技创新逐渐向内涵式发展转变。

　　（四）全方位国际科技合作格局的形成与拓展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1992年，国务院审议通过《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突出强调要“全方位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进一步从法律层面规范了不同层级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明确鼓励研发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和科技工作者与国外科学技术界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199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双边、多边、官方、民间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这标志着我国全方位的国际科技合作格局初步形成。进入21世纪，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科技合作得到大幅度扩展和深化。从《“十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纲要》的发布，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国际科技合作“十二五”专项规划》的相继实施，通过战略调整，我国国际科技合作走上全方位开放的体制化发展道路。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主动性和能力明显增强。截至2011年，我国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加入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以政府间科技合作框架为主体的多元化合作格局。

　　（五）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在若干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92—2012年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使科技现代化水平飞速提升、国际地位显著跃升的关键时期。整体而言，党和政府在这一阶段对企业研发投入、科技人才队伍、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国际科技合作交流等方面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大幅度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一些重要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郭守敬望远镜、“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等陆续建成，为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科技平台支撑。在基础研究领域，我国在生命科学、粒子物理与核物理、量子通信、水稻研究等多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后续高技术发展和产业变革奠定了基础。在工程技术领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绕月探测工程、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高性能计算机、水利水电工程取得重大创新突破，推动我国从工程大国稳步迈向工程强国，彰显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和科技投入，在跟跑并跑阶段中国科技现代化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部分科技领域实现了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快速成长为世界科技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并跑领跑

　　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处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更加强调以科技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基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精准聚焦科技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的转变。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

　　新时代以来，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与技术遏制，芯片、高端软件、精密仪器等“卡脖子”技术问题凸显，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党的十八大不仅从战略角度阐明了科技创新对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而且首次对要素驱动进行战略性变革，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党中央在新时代确立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重大发展战略。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进一步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16年5月，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创新驱动“三步走”战略，即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中国科技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在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这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战略目标、战略路线和战略支撑越来越清晰和完善。

　　（二）科技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持续推进

　　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加快。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开启了以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征程。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国家创新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规划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2015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部署了到2020年要完成的143项改革任务，并规划了明确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重要部署，提出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等。整体而言，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是在既往成果基础上的深化、拓展和系统化，更加注重系统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并围绕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这一核心，进一步持续优化评价与激励机制，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强大合力。

　　我国在科技立法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对一些科技法律进行修订，进一步强化了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法律保障。例如，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在科技人员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有了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对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促进成果转化起到了积极作用。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增加了基础研究、区域科技创新、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监督管理等四章内容，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创新活力被进一步激发。

　　（三）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调在关键和前沿科技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掌握国际发展主动权，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要求和突破口，也是实现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此之前，党和政府就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如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将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明确为“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2018年1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印发并实施，明确提出加强对基础前沿学科、应用基础、基础科学，以及重大原创性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进一步将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方向丰富为“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从总体方向、关键任务、重要使命、价值导向四个维度为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指明了根本方向。

　　在“四个面向”战略指引下，为了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党和政府以系统思维精准聚焦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战略必争领域以及民生领域等科技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提升我国“非对称”相对性优势。如针对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加强对数学、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基础学科的科研投入。针对核心技术，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致力于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针对战略必争领域，我国加强对大飞机、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深海深地探测、高端医疗装备等大国重器的研发部署，并取得重大突破。针对民生领域，202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在民众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突出强调科技创新对生命健康、共同安全、生活环境的关键作用。通过对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精准聚焦，有利于加快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进而催生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科技现代化的实现。

　　（四）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我们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2021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将“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作为第八章单独成章，进一步凸显了我国推动国际科技合作、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立场与决心。我国积极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布局，至2025年6月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中外政府间科技协议达到了119个。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平台，科学技术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于2016年印发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截至2025年6月，我国与有关共建国家启动建设70多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了10个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科技合作共赢的蛋糕越做越大。此外，我国还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大大提升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和水平。

　　（五）战略科技领域实现并跑领跑

　　2012年至今，中国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加速转变，步入了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的新阶段。中国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战略科技领域实现并跑领跑。具体而言，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走上快车道，建成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强磁场实验装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一批标志性大科学研究设施，为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打造了基础平台。基础学科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钠离子电池研究（物理科学）、超硬材料合成（材料科学）、脑图谱绘制（生命科学）、嫦娥六号月球探测（空间科学）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面对一些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的科技遏制，我国攻克了不少“卡脖子”技术难题，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达到了领跑水平。诸如我国成功实现了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等多个重大项目，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等。

　　当然，对标科技强国建设目标要求，我国在一些工程技术领域仍然有待突破，特别是高端芯片制造、基础软件、关键材料及元器件等仍面临受制于人的困境，需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继续攻关。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启示

　　中国科技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顶层设计、创新驱动、系统协同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未来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对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健全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深化对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政治保证是中国科技现代化的首要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领导力量和中流砥柱，这是贯穿中国科技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核心主线。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从科技发展战略方针的提出到科技计划、科技体制等政策的制定、修订与完善，再到关注世界发展趋势，规划科技发展方向，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共中央都作出重大战略部署，这是最大的中国特色。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形成了从理论到战略再到行动的完整体系，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科技现代化道路。

　　（二）以国家战略驱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实现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系统性跃升，关键在于国家战略驱动并高效运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举国体制。这一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深度融合国家战略意志与市场机制活力，对重大科技创新活动进行科学统筹、系统集成、协同攻关的先进组织模式。改革开放初期，围绕“依靠、面向”方针，政府主导的传统举国体制开始引入市场活力。1992年之后，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我国逐渐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举国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驱动下，提出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新型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内涵更为丰富，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目标更为凸显，效能发挥也更为强大。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家战略需求不断升级，举国体制亦不断改革创新，从依靠政府主导向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优势演进，最终形成了一种能够适应新时代复杂挑战，既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充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的高效组织形态。

　　（三）以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

　　体制机制是释放创新潜能的关键变量，科技体制改革是破解科技发展瓶颈、激活创新要素的核心抓手，是推动中国科技现代化向纵深迈进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之初，科技体制改革打破“计划经济下科研封闭模式”，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为科技人员和企业松绑，进而释放科研潜力。1992年，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并通过科技体制改革重塑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进入新时代，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在前沿领域抢占制高点成为国家发展的迫切要求，科技体制改革更加强调国家战略引领下的创新范式升级，致力于结合市场机制的高效和新型举国体制的聚力优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形成了从“破除旧壁垒”到“构建新体系”再到“优化新生态”的完整链条。正是这一系列持续深化、因时而变的科技体制改革，一步步激发和释放了社会蕴含的巨大创新活力，助力我国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为走出中国科技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四）以开放合作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提出通过“市场换技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管理经验，这在特定时期内确实迅速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在这一背景下，党和政府适时向自主创新过渡，江泽民明确指出“要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加强自主创新”；胡锦涛进一步深化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理念，认为科技发展要坚持“独立自主而又积极扩大对外开放，自力更生而又广泛借鉴国外先进技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着力点，既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党和政府正是在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中加速推进中国科技现代化。

　　（五）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系统能力提升

　　关键领域突破与系统能力提升相统一的核心逻辑在于以关键领域的突破为基点，实现“点—链—网”三维进阶，集中资源实现单点突破（点），通过技术扩散提升产业链韧性（链），形成创新网络协同效应，最终推动整体系统能力提升及综合竞争力质变（网）。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科技基础薄弱、资源有限的现状，“863计划”“火炬计划”等科技计划首先选择出若干需要优先发展的关键领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优先选择能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形成国家产业支柱并参与全球竞争的领域，如信息技术产业、重大建设工程、航空航天领域等，在实现技术突破的同时，推动国家创新系统开始向体系联动转变。进入新时代，我国聚焦关乎未来竞争制高点、国家安全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前沿技术和“卡脖子”领域，在攻克能源技术、芯片技术、空天与深海技术、生命健康与生物技术等技术难题的同时，加速构建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转化全链条贯通的创新生态，有力推动了国家科技系统能力的整体提升。正是这一系列靶向明确、层层递进的关键领域突破，持续牵引着国家科技系统能力迭代升级，助力我国在基础研究深度、技术攻关强度、产业创新高度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科技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强劲的能力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现代化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以国家战略驱动，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注重系统协同，推动我国科技发展整体性跃升，实现了从跟跑、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式发展，主要领域跻身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同时，作为世界科技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现代化新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发展范式，为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促进人类科技事业共同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