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逐步确立，方言纷歧的状态与国家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迫切需要推广民族共同语与之相适应。正如当时主持文字改革工作的胡乔木所言：“我们全国人民是在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领导下，要把革命的统一意志能够有效的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就得有高度统一的语言工具”。推广普通话不仅与新中国汉字拼音化改革有着直接关联，更是关系到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因此，推广普通话成为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

　　推广普通话是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1955年是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研究准备阶段。1956年2月，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并指出在文化教育系统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这个指示标志着中央政府正式启动了普通话的推广工作。1958—1960年是推广普通话运动的高潮时期，至1965年，除了学校仍在进行普通话教学之外，社会上的推广普通话工作逐渐停滞了。

　　目前，学界研究成果主要从宏观政策角度介绍了新中国普通话推广工作的发展历程和脉络，但对基层社会如何开展此项工作、推广普通话运动又产生了何种成效和历史影响缺乏具体分析。本文拟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对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农村的开展过程作一系统研究，并借此考察推广普通话运动与新中国基层社会政治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

　　一、由学校走向社会

　　1955年11月23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结束之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会同教育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除了说明文字改革的方针、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步骤之外，这个报告还详细说明了大力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和做法。中共中央同意报告意见，认为“在全国汉族人民中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是加强我国在政治、经济、国防、文化各方面的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措施，是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部”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指示》，决定成立中央一级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同样的机构来号召和推动推广普通话工作。2月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成立。2月6日，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规定：“国务院设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按照国务院的指示，全国有24个省市相继成立了普通话推广委员会，制订了方言调查计划和实施方案，启动了推广普通话工作。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部等部门也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大力推广普通话。

　　（一）中小学校率先推广普通话教学

　　在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之前，教育部已于1955年6月25日向各省市教育厅、局发出了关于举办中小学语文教师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的通知，要求为学校率先推广普通话教学做好准备。此后，浙江、江苏、安徽、甘肃、山东、广西、云南、湖南等地相继举办了普通话语音教学广播讲座，组织普通话语音讲师训练班培训师资。国务院发出指示之后，从1956年秋季开始，除了山区和较偏僻的农村小学，各地小学开始使用新教材，教学注音字母，很多中小学教师开始使用普通话教学，有些学校还组织了普通话朗读会、讲演会等活动，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但是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推广普通话工作“由热潮走向低潮”。有些学校“自动组织起来的推广机构已经停顿”，部分语文教师和大部分其他科目教师不用普通话教学，学生们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普通话之后依然讲方言；辽宁、甘肃等地不少学校都认为推广普通话的高潮已经过去了，继而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各地机关、团体和厂矿的职工很少继续学习普通话，与普通话有密切关系的卫生、商业部门也没有认真进行推广普通话工作。

　　推广普通话工作进展不顺利，原因比较复杂。虽然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但对各省市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指示不够具体，且经验介绍少，下发的简报、通讯所起的作用不大。地方层面的普通话推广工作亦存在诸多问题：如浙江、江西、上海等地领导对于推广普通话工作重视不够，存在轻视的思想，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就学校和社会层面而言，很多中小学没有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教师、学生的普通话训练和学习时间短，缺乏长效机制，效率不高；各地行政部门没有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文化馆等大力宣传，普通群众对推广普通话的意义认识不够，部分学生家长忽视甚至歧视教学普通话；等等。

　　1957年6月25日，针对普通话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同召开了全国普通话推广工作汇报会议，会议总结了普通话推广工作中的成绩、缺点和困难，讨论了如何在学校和社会中继续开展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并明确提出了“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普通话推广方针。会后，教育部发出关于继续推广普通话的通知，要求各地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大力推广普通话，不能半途而废。

　　由于教育部对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推动，全国大多数省市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对推广普通话工作不够重视的状态逐渐好转，上海、青海、山东、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市具体布置了任务，重点加大师资培养和学校普通话教学工作，全国各地普通话推广工作“由忽热忽冷转入经常化”。

　　（二）党和政府重视普通话推广工作

　　1957年，针对群众对学习普通话不够积极的状况，湖北省教育厅普通话推广处在向中共湖北省委汇报工作时提议：“希望毛主席能对这个问题发表些意见，给予些指示”，“这样一定更能掀起广大群众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也会引起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可见，当时各地非常重视中央对普通话推广工作的态度。

　　实际上，正是认识到推广普通话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是非常重视普通话推广工作的。1955年5月6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汇报时就强调，汉民族要有统一的语言，学校要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可以考虑做出这样的规定：“老师在一定时期内学会普通话，今后凡是不会讲普通话的，不能当教师”。毛泽东对普通话推广工作也是十分支持的。1957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时曾谈到干部学习普通话的问题，他认为：“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也要教育群众学普通话。要长治久安，言语不通怎么行？”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毛泽东集中讲解了工作方法问题，并再次强调干部要“学本地话，学普通话，学英文”。其后，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又明确指出，随着“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取得了基本胜利之后，为了适应一个新的生产高潮，“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其中，干部需要改变的一个工作方法就是“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干部学习普通话，虽然是工作方法的转变，但亦是关系到国家建设和治理的重要问题。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和推广普通话工作。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规定各级学校1958年秋季入学的一年级新生要教学拼音字母帮助识字，学习普通话。3月20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向各省市发出《1958年推广普通话工作计划纲要》，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大力推广拼音字母，培养教学拼音字母的师资，创造学习拼音字母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和推行是推动这一时期学习普通话形成高潮的重要助力。

　　1958年5月5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做工作报告时指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号召大家“积极地进行汉字的改革”。报告将文字改革工作提升到“文化革命”的重要位置。作为文字改革的一部分，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重要性亦得到进一步的凸显。7月25—30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举办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在会上号召代表们都要做“推广普通话的促进派和积极分子”，使推广普通话工作不仅能在学校胜利完成，“而且能在各机关团体，能在社会上都推广起来”。8月1日，参加观摩会的全体代表发出倡议书，表示愿意和全国的青少年、壮年展开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竞赛。8月4日，周恩来和陈毅接见了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的代表。陈毅在讲话中再一次表示，中央对推广普通话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并指示：“推广普通话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服务，要以大跃进的精神推广普通话”。可以说，党和政府的重视是普通话推广工作走向群众运动的政治推动力。

　　（三）普通话推广工作进入“跃进”阶段

　　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重点是各级学校的师资培训和普通话教学。经过整顿之后，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推广普通话成为一项常态性工作。但进入1958年后，在全国工农业“大跃进”的影响和推动之下，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普通话推广工作也进入了“跃进”阶段。上海的教育工作者向江苏、浙江两省及广州市中等、初等学校的教师发出了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社会主义竞赛倡议书，他们提出了“人人学，人人讲；天天学习，天天讲；边学边讲，边学边教”的口号，保证半年内学会普通话，一年内学好普通话。湖南师范学院也提出“苦战四个月，改变方言面貌”的口号，号召全体师生鼓足干劲学习普通话。与此同时，普通话推广工作亦由学校走向社会，成为群众性运动。

　　1958年6月以后，《人民日报》《红旗》相继报道和宣传了福建大田县吴山乡仅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基本普及普通话的事迹。大田县吴山乡的“奇迹”在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推广普通话运动也随之在福建、安徽、江西、江苏、山西、山东等地的农村基层社会开展起来。

　　二、思想动员和社会宣传

　　由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推广普通话，因此，各地各级党组织都精心组织和认真落实此项工作。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之所以能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群众运动，主要得益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示范和推动。

　　（一）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

　　各地基层党组织领导和推动普通话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在县级层面，由县委书记挂帅成立推广普通话领导小组，领导和布置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县委通过党员会、团员会、干部会、文教会、积极分子会和群众会等会议形式传达上级部门推广普通话的精神及指示，并提出各种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口号，如福建大田县提出“苦战2个月，全县实现普及普通话”；江苏昆山县提出“亩产一万斤，光荣上北京，怀仁堂里作客人，讲普通话给毛主席听”，并将之作为奋斗目标，以激发群众学习普通话的热情。

　　在乡、村层面，为了贯彻和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和要求，各公社党委和行政、团委、妇联、武装等部门组成了推广普通话委员会（有的地方成立了推广普通话指挥部或指挥站），配备专门人员负责日常工作；各大队、生产队的党支部成立普通话推广站和推广小组，层层有专人负责。推广普通话的各级组织以党员、团员为核心，选拔了一批农民业余学校教师，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将其作为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在领导方法上，基层党组织主要采用集中统一的管理和组织办法，“大队总支委员包干生产队，生产队支委包小组”；“党、团员按村划片成立战斗小组，做到帅统将，将统兵”，统一号令，全面发动，从组织上保证了推广普通话运动的顺利开展。

　　为了给干部、群众起示范和表率作用，县委、公社（乡）党委等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普通话和汉语拼音，在全县会议、公社会议和下乡指导工作、与人交谈、电话往来、作报告时等都带头坚持讲普通话，以带动全体社员积极学习普通话。如江苏新沂县第一书记除亲自领导运动外，还带头学习汉语拼音、用普通话做报告。在县委书记的影响下，各乡、公社党委书记也纷纷效仿：如新沂县炮车乡党委书记连夜拟定了推广普通话计划，并主持教学会议，还深入生产队进行检查；城南乡群谊公社党委书记为了带头讲普通话，将报告稿子请农业中学的教师教了十几遍。在各级党委书记的带动之下，全体党员和广大干部积极学习普通话，普通群众在党的号召和干部的影响之下也逐渐投入到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中。

　　（二）纠正群众的错误认识

　　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由于方言与普通话差异较大，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再加上受方言、土话因袭习惯的影响，一开始农村里的一些干部和群众并不愿意学习普通话，甚至歧视、抵制普通话。如湖北不少民众认为，“湖北人接触外地人，彼此都懂，何必推广普通话，多此一举”。福建有妇女认为讲普通话没有用处，“学了普通话，还不是洗锅巴”；还有人认为：“普通话是干部话，不是群众讲的”。安徽歙县岔口公社的部分群众也认为：“干部做官说官话，我们学普通话干什么”。受社会舆论的影响，不少干部和社员碍于面子，只在会上讲，会后不讲；在外面讲，回家不讲；对干部讲，对群众不讲；也有个别干部索性不讲普通话了，甚至个别队的干部反对讲普通话。“官话”是明清时期对官方标准语的称谓，通行于官场士大夫之间。在历史传统的影响之下，群众很容易给普通话赋予“政治身份”，这给当时的普通话推广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胡乔木特别针对此种观点加以批评和矫正。他认为从前的“官腔”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但“现在北京的语音”并不是那种“官腔”，而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人民的声音，这是我们人民的首都的标志，这是最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同我们整个共和国的”。胡乔木从民族国家高度指出了普通话与封建社会“官腔”的不同，强调了普通话的人民性，纠正了一些群众的错误认识。

　　（三）对群众开展宣传教育

　　由于方言观念对群众思想的束缚和影响，致使农村基层社会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并不顺利。如在江苏昆山、新沂等地，有群众嘲笑说普通话的人是“洋勿洋，相勿相，蛮好江南人，为啥学江北话”。针对这种情况，各地基层党组织采用了多种宣传教育方式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动员，努力改变他们不愿学、怕学甚至歧视普通话的思想观念。

　　1.召开群众性的辩论会、诉苦会和座谈会

　　针对群众对普通话的怀疑态度，各地基层党组织在干部和群众中开展了专题辩论。如福建大田县在群众中围绕着“普通话是不是干部学，群众不能学？”“是不是男人学，女人不能学？”“是不是青壮年学，老人不用学？”“不懂普通话有什么苦？学了有什么好处”等问题展开辩论；在广大群众中开展“一看、二诉苦”的教育活动，所谓“一看”指的是“看社会主义美好前景”，“二诉苦”指的是“诉不会讲普通话在生产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碰到困难的苦”和诉“哑巴”“聋子”的苦。又如，江苏溧阳县通过举行诉苦会，让群众在会上诉说不会讲普通话的苦处（多花钱、耽误生产等）来教育怀疑者。该县埭头公社党支部还积极组织田头座谈会，由生产队长向群众宣传学会普通话的种种好处：能听懂广播和报告、能正确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可以更好地交流经验、外出工作时方便交流；日常往来不会误事，不闹笑话；学会拼音便于学习文化知识，学会普通话能看懂电影、话剧，可以丰富文化生活；等等。通过开展这些思想教育活动，很多群众逐渐明白了学习普通话的重要性。

　　2.创造社会环境，营造学习氛围

　　江苏新沂县境内所有的标语、墙字、商店招牌、路牌，甚至县委会的牌子都加上了拼音字母；金坛县把声母、韵母表配上图画，挂在墙上，公共场所的门口都贴上了“请你讲普通话”的标语。河北河间县的街道、学校、办公室、宿舍、食堂等都加注了拼音字母。山东董王公社的街道两旁放着一个个宣传牌，写着带有拼音的“统一祖国语言，提高人民文化”等标语口号；村头的墙上写着一人多高的拼音字母，墙壁和树上还挂着带有拼音字母的“流动识字牌”，群众反映：“出门见字母，到处都能学，哪有学不会的道理呢”。拼音字母是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工具，以“字母包围文盲”，不仅方便农民识字，也有利于矫正发音。

　　3.各地组织了宣传队，利用多种形式动员民众

　　例如，广东潮阳县夏东浦村不仅张贴了推广普通话的宣传标语，“学校教师也教育、布置学生回家宣传”；“宣传员经常下户”，以实际事例来说明“三怕”（怕讲不好人家笑，怕舌头硬学不会，怕记忆力不好，学了忘掉）并不可怕；“抽纱组动员了60%的女工回家打通亲人的思想”。福建一些乡运用了广播、黑板报、大字报等形式来宣传普通话的好处。四川叙永县五星农业社也大力开展了普通话宣传活动，利用诗歌、快板等宣传学习普通话的意义。江苏新沂县成立了200多个宣传队，采用诗歌、快板、鼓动台、宣传站、广播等形式深入街头巷尾、田头车间进行宣传；金坛县电影放映队还把宣传口号制成幻灯片，在电影开始前放映。浙江桐庐县新登人民公社组织了千人宣传队，通过广播站、电影队、学校以及商业部门广泛宣传汉语拼音、普通话的好处。贵州修文县桃源乡学校教师配合公社干部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如演街头剧等，此外，还将墙头标语加上汉语拼音，将推行汉语拼音与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工作相结合。

　　各地通过多种宣教形式和措施逐渐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认识，消除了各种思想障碍，将推广普通话运动不断推向深入。

　　三、教师、教材和教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农民人数庞大、文化程度低，生产生活方式有其自身特点，因此，在农村开展推广普通话运动难度较大。各地基层党组织、政府和教育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各种方法解决教学师资、教材读物和教学形式等方面的问题，提高了普通话教学的成效。

　　（一）培训师资

　　在推广普通话运动兴起之初，很多群众对这项运动充满了质疑。如江苏昆山县的一位群众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积肥，可以跃进。现在一无经验，二无教师，三无教材，四无教具。怎样推广呢？”这种言论虽然看到了推广普通话工作的艰难，但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群众的创造力。从1955年底开始，教育部、各省教育厅和各县教育局对各地中小学语文教师组织了培训。至1957年暑期，全国已经有60多万名中小学语文教师接受过北京语音训练，约占语文教师总数的1/3。但这些教师只能保证中小学开展普通话教学的需要。随着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农村的兴起和发展，各地急需扩大师资力量，党员、团员、中小学教师、学生、业余学校的教员、学员、复员军人等都成为推广普通话的骨干力量。

　　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之后，各地主要通过举办短期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师资训练班的方式培训推广人员。例如，河北河间县通过层层培训，加强师资力量。5月，该县先派2人去保定学习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回县之后培训各乡小学教师106人，这些教师回乡之后又对所在地的1450名小学教师、2650名民办教师（以下简称民师）进行了培训；各乡小学教师和民师受训之后，再回到各村训练民师和帮助各生产小组教学的中小学生3000余人。河间县先后训练了5批民师，共有7000余人参加。又如，山西万荣县在7月以后先后举办了10次训练班，培养了2000多名教师、3500余名辅导员。再如，福建大田县于9月举办了第一期汉语拼音骨干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扫盲干部和民师170多人，这些骨干回乡后又举办了培训班，进一步扩大了培训范围。大田县吴山乡推广普通话的先进代表陈进四在学会汉语拼音和普通话之后，在家乡开办了汉语拼音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吴山乡的干部、民师以及陈进四的家人等共58人。这58人也成为吴山乡推广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的骨干。南安县大宇乡245名民师和高盖乡229名民师学好汉语拼音之后，分为11个战斗小组，深入各社进行传授。各地中小学学生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学习汉语拼音和普通话之后，不仅要回家帮助父兄、姑嫂学习，对他们进行辅导，还要在田间地头、大路口、食堂等地帮助群众学习汉语拼音，成为推广普通话的“小老师”。1958年，仅江苏昆山县一地就建立了357个少年监督岗、126个少年检查队，197743名青少年学生参与了普通话推广运动。

　　（二）编写教材

　　随着师资队伍的逐渐扩大，各地群众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也逐渐高涨。学什么，如何学？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教材问题。截至1957年8月，中央和一些省市已经出版的普通话教材、参考书约有450万册。当推广普通话运动深入之后，各地印制的教材、读物数量急剧增加。1958—1960年间，江苏及其部分市县出版社出版了有关推广普通话的读物和教学参考书约有67种，印行700余万册；山东编印了汉语拼音课本300余万册，注音农民识字课本50万册，注音业余小学语文课本100余万册。为了提高群众学习的兴趣，各地还结合政治、生产和生活素材编写了一些教材与读物。如江苏新沂县群众编写了各种各样的普通话教材，还自发创办了拼音小报；昆山县编印了课本88876册、拼音字母表84720张、昆山话与普通话对照表239340张，还创造出40余种教具。广东揭阳县编印汉语拼音课本20万册，印发“公社编的会话课本”26.4万多册。

　　除了拼音、会话课本和读物之外，有些地方还创办了一些小报，如上海的《汉语拼音小报》、山西的《万荣拼音报》《晋南拼音报》、江苏的《新沂拼音报》、四川的《荣县拼音报》等。这些小报在基层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万荣拼音报》，每期发行9000余份，最高发行量达到1万多份，平均每5户1份。广大劳动群众在脱盲以后，阅读注音读物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这些拼音小报的发行有利于群众更好地学习普通话。

　　（三）采取不同的教学形式

　　在繁忙的农业生产之余，普通群众很难有富余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

　　第一，家庭成员、邻里之间组成家庭学习组，采用互教互学的办法。如江苏金坛、新沂、溧阳县把家庭妇女组织起来，由民师担任教学工作。学会之后，父母、夫妇、兄弟、姐妹之间相互教学。

　　第二，各地采用较多的教学形式是包教包学的办法。各地基层党组织动员党员、团员、复员军人、民兵、小学教师、民师和青少年学生组成小分队，深入乡村，划片分工，开展劝学包教活动。如福建大田县吴山乡就曾动员58个团员带动了360个青年、280个壮年学会了普通话。

　　第三，设立拼音字母识字站（检查站）和普通话推广站。识字站多设在街头田间，利用生产间隙或其他闲暇时间教授拼音字母和普通话。如安徽歙县岔口人民公社在公共场所建立了48个检查站，发动干部、教师、学生、商店人员担任检查员。岔口小学的学生每天放学后在村头村尾设立检查岗，把当前的政治、生产内容编成问答题（三面红旗是什么？本社、本队的主要生产指标等），请过路的人用普通话回答，或者请他们认、讲注音识字卡片，这样就使社员处处有复习巩固的机会，营造了学讲普通话的气氛。

　　在学习时间的安排方面，结合农民的生产和日常休息时间，各地开展了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学习活动，这样既不耽误生产，又能挤出时间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话。江苏各地学习普通话的教学安排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金坛县各公社食堂利用饭前饭后生产间歇时间机动学习；妇女用山歌唱声母、韵母，边劳动边唱歌，省时省力，可以更快地记住拼音字母。新沂县棋盘大营在水利工程上在抬土、挖土、打夯时用普通话唱小调。炮车乡堰洼生产队深翻时在田头上插上识字牌，由民师领念拼音字母，挖一个小时可学会六七个字母的发音。广东潮阳县夏东浦村民兵早晚集中训练时各抽出一小时或半小时时间，由复员军人教大家学习普通话，操练时也用普通话讲解；抽纱组女工边做花边学习，还用普通话点名；包教队则在晚上七八点到生产队教村民学习普通话。这样有组织地定时、定址、定量地开展传习工作，使群众学会了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会话。

　　就新中国推广普通话运动的组织方式、宣传方式和教学方式而论，这些都是旧社会国民党政府和民间组织所做不到的。可以说，这场运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四、推广普通话运动的成效与影响

　　推广普通话运动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拼音字母和标准语的语文教育活动，它在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增强群众的政治认同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一）引导群众说普通话

　　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推广普通话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青少年和学龄前儿童中，推广普通话取得的成效最好。各地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始教学普通话，并形成制度化的教学科目。以江苏为例，截至1960年初，该省全日制中小学、师范、幼儿园教师中学会拼音字母、能进行普通话教学的有107033人，比1957年增加了53%；学会拼音字母，能说普通话的中小学、师范和幼儿园中的学生达到1756209人。江苏农村地区说普通话初见成效，到1960年，昆山、新沂、沭阳等县已有80万工农群众学会了和正在学习普通话。

　　1958年初，在方言复杂的福建大田县吴山乡2000多个青壮年中，学会听和讲普通话的已达77.7%，全乡111个共青团员，百分之百都做到了能听会讲，老年人一般也都可以听一些、讲几句。在大田县的示范作用下，加上中共福建省委的大力提倡，顺昌、云霄、莆田、建阳、龙溪等县相继普及了普通话。1960年11—12月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黄世荣到福州、泉州、厦门、南平、将乐等地参观访问时可以用普通话与农民、店员、儿童等攀谈。

　　河北河间县自1958年8月大力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拼音字母以后，到1959年初，90%以上的青壮年学过普通话和拼音字母。1959年初，山西稷山县贾村公社青谷村学会普通话的有1149人，占全村人数的93%。1959年1月，四川叙永县五星农业社的少年和青壮年共计119人，大部分人能说一点普通话，其中一半以上说得比较流利。江西婺源秋口人民公社词坑大队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原来只有5名复员军人和4名小学教师、13名扫盲教师、50多名小学生能讲些普通话，在大队党支部的号召之下，到1959年7月，全队有543人会讲和坚持讲普通话。

　　与近代的“国语运动”相比，新中国开展的推广普通话运动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由于各地对于什么叫作“学会”了拼音字母，有多少青壮年学会普通话才算是“普及”了普通话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一些统计数据不免存在误差。各地政府的措施力度不同，推广普通话所取得的成效并不均衡，特别是广东的怀集、连县和雷北等县还存在着空白点，推广普通话的成效有限。因此，我们要客观地认识这场运动的学习成效。

　　（二）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

　　从文化教育角度来看，推广普通话是通过拼音字母来认识汉字和学习普通话的过程，民众的识字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和巩固，这也是党和政府将推广普通话运动与注音识字运动合二为一的重要原因。但是，推广普通话运动并不单纯是拼音字母和汉字的识读教育，它同时也是群众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比如，江苏新沂县农业部门结合新技术的推广，编写了以植树造林为主题的普通话读本；结合水利工地的施工建设编写了水利常识读本，如抬筐、挖土、布种、开河等，通过讲授水利常识让民工学习普通话。昆山县南洪乡星光一社结合生产技术编写了“治螟”“水稻追肥”“消灭蚊子苍蝇”“秋收秋种”等短文，在农民中推广普通话和教学汉语拼音字母。广东潮阳县夏东埔村推广员经常到农户家教一些中老年妇女学习普通话，如碰到妇女在烧饭时就教她“淘米”“煮饭”“碗”“筷子”等词语，对下地除草除虫的人就教“锄头”“除草”“除虫”等词语。1959下半年之后，推广普通话运动与注音识字运动的结合，进一步推动了关于生产、生活的文化知识在农村基层的传播。如山西万荣县的农民学会拼音字母之后，可以看懂《黑妮种棉》《怎样消灭棉蚜》《怎样消灭红蜘蛛》《模范饲养员》等注音读物。将教学普通话与群众平时的生产、生活相结合，这不仅使普通群众学习了一些与方言土语不同的新词语，而且获得了一些关于生产技术、科学和卫生的新知识。

　　（三）有利于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增强群众的政治认同

　　推广普通话运动是这一时期各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重要路径。如福建大田县文江乡民师将党在各个时期提出的政治任务作为教学内容。河南登封县背阴坡村共有217户农户，每一户都有五六块小黑板，黑板上普遍写着学员自编的快板（快板上写有汉语拼音，标有四声）来宣传人民公社的好处。河南范县编写的教材加入了反映时政和中心工作的歌谣。江西婺源县秋口公社词坑大队的民师在教群众学普通话时候，从具体的事物名称讲起，如“吃饭”“开会”“生产”等，然后逐步教学与时政有关的词句，再让群众收听广播正音，学习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运动与注音识字运动的结合，加速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社会的传播。如山东平原县、浙江桐庐县的群众依靠汉语拼音字母学习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山西万荣县青年农民程宽牛学会拼音字母之后，阅读了近百本注音的小册子。他通过阅读黄继光、罗盛教的故事感受到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农民王月欠读了注音书《赞英雄》后，纠正了消极怠工的错误态度。党和政府通过推广普通话运动将方针政策传达给基层群众，增强了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政治认同。有的基层干部说：“党不仅关心我们的生活，连我们的语言也都照顾到了，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我一定学普通话。”江苏新沂县港头乡一位大妈坚持学习普通话，一有空就练习拼音，她说：“书记干部都学了，我老妈妈也要学，跟着共产党走，保险没错，全国要是都说一样话有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也认为：“广播电台的话好学、好懂而且好听”，主动提出要学习普通话。除了便于交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觉得在遥远的边疆“一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这种话的声音，也就会联想到祖国的心脏——北京和敬爱的领袖毛主席”。1958年，河北保定完县区北下舒支部组织委员曹洛芬用刚刚学会的拼音字母写了一首诗，以表达对党的感激之情，其中写道：“共产党来了咱翻身，苦命人变成幸福人。农业跃进再跃进，粮棉堆起顶破云。文化革命高潮起，汉语拼音称我心。老汉也要学文化，尽忠祖国报党恩”。

　　在推广普通话运动中，广大农民干部和群众不仅学习了文化知识，还进一步提高了政治水平。如安徽贵池县乌沙公社幸福大队党支书胡子孝仅有初小文化程度，听报告时还不能完整记录内容，但他已掌握了大量的新词语。在一次生产队长会议上，他谈到1958年的分配问题时运用了157个新词。其中，抽象性词语如“原则、典型、性质、体现、政策、过渡、运动、总结、决议、认识”等达到了32个，约占他讲话中全部新词的1/5。实际上，诸如“技术革命”“竞赛”“超额”“评比”等新词语在农村日常语言中的使用已较为广泛，许多干部和群众能够读报和听懂普通话广播了，并能懂得“物质、矛盾、世界观、唯物、辩证”等一些哲学用语的意思。通过农村日常用语的变化可以看出，推广普通话运动对提高农村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之，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动员能力是促使推广普通话形成群众运动的重要因素，而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规模的集体活动共同促成这场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使用方言是千年社会演变所形成的语言习惯，语言的改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实际上，吴玉章当时已经认识到，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推广普通话，虽然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有些地区规定普及普通话的时间太短太急”，“光靠一个突击运动，在青壮年中实现普通话，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从长远来看，推广普通话需要依靠社会交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推进。只有不断完善国民教育制度，当民众对普通话的应用需求日益增强，在这个基础上学习普通话的成效才更为坚实可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确立和国民教育制度的发展，党和政府对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做了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可以说，推广普通话运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作者简介］崔明海，历史学博士，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41002。

　　［责任编辑：郑 珺］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