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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研究三次转向
发布时间: 2012-08-14    作者:杜成宪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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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史学科诞生于20世纪初。此后一段时期内,该学科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人才培养,即为师范学堂(学校)培养未来教师。由于现实中办理新式学校以及进行新式教育不尽如人意,以及探索中国教育发展出路的现实需要,学者们开始主动反思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传统,教育史学科的学术研究价值逐渐体现。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早期的这两个特点——教师训练与思考中国教育出路,深刻影响了学科未来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在宏观层面注重对中国历史中教育制度和思想的研究和阐释,成为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主要方面。

  第一次转向  倡导更为丰富、具体、生动的教育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上述中国教育史研究取向的第一次冲击,来自当时不同教育史观指导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以陈东原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教育史观,注重实证,更关心“教育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类具体问题,反对脱离事实的玄想和思辨;以黄炎培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史观,依据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系的观点审视教育的历史,主张“用全社会的眼光来看教育、讲教育”,将教育的“大史”写成后,才能去撰写教育的“小史”;以杨贤江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史观,批判以往教育历史写作中的统治阶级立场,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线索重写教育史,强调劳动群众教育活动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以上各种史观在政治立场与学术旨趣上相去甚远,但共同点是试图突破制度化教育发展和著名教育家思想的教育史表现样式,倡导更为丰富、具体、生动、视线下移的教育史观。这种研究理念对固有研究模式是个突破,具有积极意义,事实上也促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第一个繁荣期的形成。当然,这些主张及其指导下的研究实践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泛化教育史研究对象、过分强调教育历史发展中阶级斗争的意义等。

  第二次转向  关注劳动人民、科技和历史人物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面临与半个世纪前颇为类似的使命,即为重建社会主义的师范教育体系和建设、探索社会主义的学校教育制度服务。所不同的是,在学科建设和研究中,开始普遍强调并推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同样是更加关注制度化的教育和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

  19589月,《红旗》杂志发表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观点,认为劳动人民有自己的文化教育活动,如果不予表现,这样的教育史就不全面;从孔子到孙中山,历史上那些有民主性、进步性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都影响到对人民的教育,中国教育史要提及他们。于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教育史著述中,劳动人民的生产教育、科技教育等内容和屈原、司马迁、范缜、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历史人物的思想,也被写进中国教育史。这一做法既关注到向来受到忽视的劳动人民的教育、科技教育和非教育人物的教育的历史价值,也表现出研究视角的下移,既有值得肯定之处,但也存在泛化研究对象、模糊学科界限、造成思想混乱之弊端。

  第三次转向学术特点与欧美国家“新社会史”潮流相似

  “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拨乱反正是从重新评价孔子的教育思想开始的,由此导致对诸多教育历史人物和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评价。同时,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迫切需要相应的课程和教材。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教育史研究更多关注学校历史、教育制度变革、教育家思想这类研究主题。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热与90年代的现代化探索热,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史学科。前者启发人们拓宽学术研究视野,发现和开拓教育制度史和思想史之外的研究领域;后者引导人们关注、学习乃至借鉴当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方法及其最新成果。于是,在世纪之交,由于对以宏观研究为特征、以制度化教育为对象的研究取向的不满,中国教育史研究再次出现视角下移的新趋势,并表现出与欧美国家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社会史”潮流相似的学术特点,即从历史认识论方面看,表现出对总体的历史的关注,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历史进行文化和心态的考察;从方法论方面看,表现出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价值取向,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视角,普通人和底层群体、日常生活和具体过程等受到关注;从方法与技术方面看,表现出对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鉴,极大拓展了教育史研究的范围、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方法、改变了教育史研究的面貌,展现出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丰富成果。

  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以来的110年里,学术研究关注点的三次转向,折射出教育史学科发展的矛盾运动。每一次转向,都既带来了对学科认识的扩展和深化,又带来了学科发展的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表面上看,三次转向具有相似性;实际上,无论是从背景、原因,还是从性质、内涵和意义等方面考察,其情形均各不相同,其中,第三次转向更具探索性和学术价值,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将会产生长远影响。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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