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领域，针对“文革”动乱造成的科研人员青黄不接，研究队伍年龄老化，新兴领域人才奇缺，素质不高的不利局面。中科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创造条件，鼓励科技人才成长。例如制定并实施《科研津贴暂行办法》，对在科技研究工作中有发明、发现或突出成绩的科研人员，给予科研津贴；破格晋升一批确有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人员为高级研究技术人员；提拔一批业务水平高、确有一定组织能力的科学家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确定并尽可能地稳定一般科技人员的业务发展方向；配套使用从事理论、实验、工程技术和辅助工作的人员，使各类人员有合理的分工，以提高整个科研工作的效率。通过这些措施培养出了一批中年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为青年科研人员打好基础创造了条件，使确有才能的优秀科研人才得到了较快的成长。

　　同时还加强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建设，恢复中科院系统的研究生培养制度。1978年4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委员会成立。翌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了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81年，全院107名博士生通过了论文答辩，这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博士。据统计，从1978年联合招收研究生，到1987年为止，中国科学院（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为国家培养了5千多名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和1700多名获博士学位的研究生。[8]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恢复和招生工作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科研力量有了稳定、可靠的来源，也确保了各项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

　　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后，中国还积极地派遣留学生，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从1978年到1988年为止，中国科学院共派遣留学人员6416人，其中访问学者4543人，研究生1871人。占全体科技人员的11.5%，占中级以上科技人员的17%。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为各学科培养了大批科研骨干，促进了各单位的科研工作，推动和活跃了国际科技交流。[9]

　　为了进一步做好科技和教育工作，1985年3月和5月，中国先后做出了关于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在科技领域要改革科学技术人员管理制度，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在教育领域通过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要，最终达到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根本目的。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极大地释放了体制的优势，使得中国的科教事业不断发展，人才的培养工作也因此不断向纵深推进。

　　2、人才流动开始得到实现。

　　人才的流动与否，人才流动率的高低，都是衡量和评估人才使用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人才的使用也是按计划来调配的。在此情形下，人才的流动率很低，学非所用，人才资源闲置和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人才的流动开始得到实现，人才资源的配置开始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相结合，人才的利用率逐步升高，中国的人才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人才流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是第一个发展阶段。在此阶段，首先是进行了大规模的专业技术人员调整。当时通过对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外语人员、法学人员的全国普查，发现有81万人用非所学。因此开始了对这部分用非所学专业技术人员的调整，到1983年底，全国共调整用非所学的专业技术人员21万多人。此外，还吸收录用了社会闲散的专业技术人员6000多人。其次是中小城市通过多种形式从大城市吸引人才。第三是采取特殊政策，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到农村、边疆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工作。在此阶段，人才虽然开始流动，但是仍然带有相当浓厚的计划调配的性质。

　　第二阶段的人才流动从1983年到1986年。在此阶段，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合理流动，计划调配的色彩进一步减弱和淡化。198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科技人才合理流动的若干规定》。1986年，国务院又发布《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工农生产第一线，鼓励企事业单位通过横向联合与技术经济协作，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到1987年，大约有36万科技人员通过各种方式流动到需要的单位工作。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使得人才的使用更加灵活，流动更加自主。

　　1987年到1990年为第三阶段。在此阶段，人才的流动更加深入。国家进一步放宽放活政策，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冲破旧体制走向社会。同时兴办人才市场，建立人才需求信息，为人才流动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在单位内部，还推行优化组合、实行合同聘任制，放宽对人才的束缚和限制。[10]

　　人才使用上由计划调配到开始自由流动，表明了中国人才使用观念的转变，是中国人才工作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大批的专业技术人才通过流动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岗位，后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许多高科技企业，大多是科研人才走出书斋和实验室创办起来的。

　　3、人才的管理工作逐步科学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才工作的又一大突破是人才管理工作逐步科学化。这主要体现在人才的分类更加合理，评价体系更加科学。

　　首先，对各类从业人员的分类和相应的管理措施开始实施，“干部”的内涵开始得到细化和分解。党政机关、工厂企业、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科技干部等从前一概以“干部”对待的不同从业人员，开始得到了分门别类的划分。相应的，对这些人才的管理也就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拟订了不同的管理办法。例如对科技人员的管理就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这一制度1985年开始试行，据国务院6个部委39个试点单位统计，共涉及32000多名科技人员，获得高级技术职务（副教授以上）的人员，由原来的4500多人增加到8000多人，还有一批初级职称人员进入中、高级技术职务系列。[11]198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其次，人才的评价体系开始建立并日趋规范，各种不同行业的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稳定开展进行，不同领域人才的评价体系由此建立，极大地激发了各类人才钻研业务的积极性，促进了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迅速成长。

　　1978至1992年，是中国政治上实现伟大转折，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由于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方针，中国的人才培养工作经过拨乱反正，整顿恢复和体制改革，实现了跨越式的飞速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的局面有所缓和，人才培养已逐渐能满足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到1992年全国普通高校已有1053所，在校生218.4万人，在校研究生9.42万人，招生3.34万人，毕业2.57万人；外派留学生0.65万人，毕业回国0.36万人。[12]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685.4万人(含技工学校学生158.2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总数的49.3％；全国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有232.4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142.4万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