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北平军管会领导建立了新的学校管理机构。在接管清华大学的过程中，北平军管会不仅收归了人事权，还通过重新组建新的校务委员会以全面接管学校的行政工作。1949年5月4日，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对清华大学下发了两个通知:一是成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的规定，规定自校务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旧有行政组织即行停止活动（清华大学于1949年1月10日由军管会接管，但校务仍由原校务会议维持，至5月7日开始由新成立的校务委员会继替）。二是重新任命了清华大学各院的院长。新成立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名单如下:叶企孙（主席兼常委）、陈岱孙（常委）、张奚若（常委）、吴晗（常委）、钱伟长（常委）、周培源（常委）、费孝通（常委）、陈新民、李广田、施嘉炀、汤佩松、冯友兰、刘仙洲、屠守锷、潘光旦、张子高;讲助教代表两人中有一人为常委，张儆、樊恭 （常委）;学生代表两人中有一人为常委，吕应中（常委）、袁君孚。［4］（p.7）

　　新成立的校务委员会组织大纲指出:第一，校务委员会归高等教育主管机关直接领导;第二，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院长、教授若干人及讲助教代表、学生代表组成，校务委员及常委均由高等教育主管机关提请任命;第三，校务委员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第四，校务委员会采用民主集中制，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并对主管机关负责;第五，校务委员会的成立与结束，均由高等教育主管机关通知之。［4］（pp.70～71）从组织大纲的内容来看，清华大学的行政领导权已发生转变，改为中共领导，其组织方式也采用了民主集中制，校务委员会成员政治进步，拥护共产党领导，体现了接管后的清华大学在管理上的新特征。新校务委员会主席叶企孙虽然一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早在1938年，他便与冀中地区的中共地下党有密切来往。［6］校务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如张奚若、费孝通、钱伟长、屠守锷、李广田等教授于1949年1月公开发表对时局宣言，明确表示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八项主张。［7］吴晗、冯友兰等则明确表示了自己要求进步的政治立场。张子高于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广田于北平解放前夕，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培源、钱伟长、陈新民等在解放前夕的护校斗争中也做出了显著贡献。正是由这些进步人士出任了清华大学的行政负责人，使清华大学的发展遵循了中共所制定的方针与政策。　

　　三　

　　北平军管会通过收归人事权、建立新的校领导机构成功达到了接管目的。北平军管会对清华大学成功而有序地接收、管理和改造，使这个在中国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高等学府并未因为战争和政权更迭带来损失:“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清华园上空升起红旗的。从那一天起，清华就落入了人民的怀抱，整个学校就完完整整的属于人民，除了校长离开了学校，寥寥无几的个别南返者外，清华园唯一的损失就是那时蒋机投下九颗炸弹所炸倒一棵大树和几块玻璃。”［8］北平军管会对清华大学的接管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军管会接管政策正确;另一方面是校方对接管的迎纳态度与积极配合。从北平军管会方面看，其政策之所以正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遵循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争取了民心、抓住了接管中的核心问题。

　　首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学校稳定，妥善处理了高等教育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稳定。只有在师资、经费、环境、校舍、教学等稳定的情况下，高校才能得以维持和发展。为维护学校稳定，中共在接管高校前后都明确提出要保护好北平的高校。在战争中，解放军也尽量避免对高校校园的破坏，“解放军为了保护清华，连炮都未放，采用近距离肉搏战，多牺牲了很多战士”。［2］而且，在接管前后，中共还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稳定，以保证清华大学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在接管之前，针对蒋介石的“抢救”活动，我地下党与之展开教授争夺战。通过争取，清华大学除了梅贻琦等几人离校外，有269位教师留校等待解放，为清华大学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接管的清华大学会议上，钱俊瑞就强调维护清华大学的稳定，并提出要保障清华大学的师资和经费。这一系列努力使接管后的高校既继承了其作为高等教育主体应有的作用、功能，又很好地适应了社会急剧变迁带来的变化，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