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政治家

蒋南翔的教育思想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一到学校就组织全校教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亲自给师生讲授哲学课，阐述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他在工作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十分推崇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观点：“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20世纪60年代，唯成分论在社会上盛行，蒋南翔多次作报告强调：唯成分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对于知识分子应重在表现，而不能单纯看成分。而对待“表现”，他也是异常的客观、冷静。那时候，很多青年学子申请入团、入党都写思想汇报，谈心得体会，还有清理思想等，每个人都写了不少材料。每一届学生快毕业时，我们会到学校档案馆清理学生档案，把大家的思想汇报、大辩论、清理思想时写的总结、某些行为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检讨等等，凡是个人写的材料、未作过结论的，统统从档案中拿出来，另行封存，不随个人档案走。这事当时是保密的，确确实实地保护了一大批学生。否则，在那捕风捉影、无事生非的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本是出于忠诚的文字，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政治灾难。

1965年初，蒋南翔到高教部的“点”——河北邯郸地区永年县石北El公社东召庄村——参加“四清”，工作队中有一批清华学子，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听到群众的一些揭发。他们在和蒋南翔谈话时，普遍认为农村基层组织“烂掉了”，应该重新培养“积极分子”，农村基层干部必须“大换班”。蒋南翔没有跟他们讲大道理，而是给他们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从前有个员外患了重病，想找一位好郎中治病，不知道哪位郎中医术好，就向算命先生请教。据说这位算命先生有种本事，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鬼魂。这位算命先生在一位郎中门前看见一些鬼魂在游荡，那是这位郎中没治好的病人，死后的鬼魂在喊冤叫屈。而另一位郎中门前却一个鬼魂也没有。他回去向员外作了汇报，员外认为门前没鬼魂的郎中不错，看来还没有一个病人在他手中治不好死去，他就要这位郎中给他治病了。蒋南翔说到这里，问几位同学，“这位员外的选择对不对?”看到同学们在犹豫，他就接着说：“门前有鬼魂，说明这位郎中多年行医，有一些治病失败的教训，吸取教训后，他会逐步积累经验，要不然他早改行了。而门前没鬼魂的郎中只能说明他资历浅，说不定才刚开张呢。哪位郎中治病的把握更大，这不是很清楚了吗?”同学们这才明白他的意思，明白了不管干部曾经犯过什么错误，只要汲取教训，改正错误，就能成长为一名好干部。②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蒋南翔巧妙地引导和保护了同学们的热情。

我曾和1959年入学、l965届毕业的学生说起过他们的毕业证书，他们是唯一使用校长书记、第一副校长、第一副书记三人同时签字版本的毕业证书。这是蒋南翔经过慎重思考后作出的决定。1964年春节，中央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教育工作。l964年底，文化界批判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身为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预感到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很可能波及教育界。他和我们几位校领导认真反思了清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每一步，认为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他对我说：“教育部一旦出现问题，我首先要承担责任。如果我不在学校了，清华的工作要由第一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担起来，清华的工作不能停顿。”所以决定从l965届开始，毕业证书由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第一副校长刘仙洲、第一副书记刘冰三人同时签字。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就此中断，1965届毕业证书也就成了唯一三人同时签字的特殊毕业版本。

从点滴做起关心学子成长

蒋南翔育人讲究从点滴做起，润物细无声。每位刚踏进校园的同学都会为两条横幅所吸引：“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工程师”，“欢迎你——清华园的新主人”。入学新生第一堂课是参观课。晚上，老师带着新生到几个有代表性的“晚自习基地”，让新生亲身感受学兄学姐们是如何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在明亮的图书馆日光灯下，偌大的阅览室座无虚席，每个人都专心致志，或做作业，或阅读参考书籍，或做笔记，对鱼贯而入的参观队伍，极少有人抬起眼皮看一眼。这种浓烈的学习氛围深深震撼了新生，很多当年的学生都会跟我提起这第一课的效果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远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

新生入学后不久，按照传统，蒋南翔和马约翰教授都要给他们作一次报告，也就是入学教育。蒋南翔的报告是当时清华学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一次难得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尽管有比较浓的江浙口音，但他的讲话每每会赢得同学们的喜欢和共鸣。究其原因，一是言之有物，不说套话，有鲜明的观点和主张；二是平实朴素，不装腔作势，不夸大其词故意褒贬，让人感到亲切真实；三是时间短，绝不拖泥带水，从不拉杂冗长，效果却令人印象深刻，容易被接受。

马约翰教授也总要为新生们上第一堂体育课，大讲“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同时讲他回国的故事和体育教学生涯。马先生健硕的身材，鹤发童颜的形象和“洋味”十足的淡薄衣衫，在校园和操场，总是那么抢眼，深受同学们喜爱。

除了课堂学习外，我们还安排学生适当参与劳动、实习和军训，以磨炼同学们的身体和意志。劳动和实习可能是去八达岭修路种树，可能为设计猪舍而去猪场劳动，还有可能是去郊区参加农业劳动、去我们的实习工地参加劳动，或者去外地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

蒋南翔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奚和泉是一名自动控制系专业的学生，他于1960年暑假对全校400多间教室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将课桌椅、门窗各种破损情况、晚自习后不关灯等情况写了一份十几页的报告，还建议学习八路军南泥湾精神，在清华校园内开垦荒地，种上粮食。报告得到了负责后勤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高沂的鼓励。奚和泉几天后在工字厅遇见了蒋南翔和几位副书记，高沂将奚和泉介绍给蒋南翔，说：“这是给学校领导打报告、提意见的同学”。蒋南翔和奚和泉就谈了起来，先是充分肯定，又问奚将来准备干什么。奚和泉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学成以后为祖国服务，当个有用的平民百姓就行。”蒋南翔对奚和泉说：“当平民百姓，也要顶天立地。”这句话深深埋在了奚和泉的心中，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蒋南翔非常强调实验室工作，奚和泉后来留校狠抓了一段时间的实验室工作，此后又为中国硅谷——中关村科技园出谋划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年困难时期，清华学生虽比普通老百姓多享受一点照顾，但物质生活的贫乏也是显而易见的。学校一度连蔬菜都没有了，只有酱油汤，主食80％都是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偶尔吃一顿大米饭。即使这样，因为缺油少副食，主食仍然很紧张。学校一方面采取措施，如把自修时间从22点提前到21点结束、熄灯，增加一小时的睡眠时间，还给因身体不适出现水肿的学生每月发放3斤黄豆粉，以补充营养；另一方面学校组织各班同学自己动手，在东大操场和现新体育馆所在地种了一大片红薯，收获时不仅把红薯都吃了，连红薯秧也煮熟拌些酱油全吃了。

学校提倡丰富的课余活动来充实校园生活，以克服物质匮乏。当时团干部主要由女同学担任，在她们的带动下，先是全体女同学主动要求核减口粮标准，接着男同学也有不少响应的。后来有几位女同学要求再次核减到每月16斤，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发现部分师生因为营养不良有了浮肿或闭经等疾病，不得不规定男女同学的最低口粮标准，不许再核减。但学生们为国分忧、从我做起的精神和自觉性是很宝贵的。

1961年10月13日，周总理陪同缅甸总理吴努来清华参观，同学们都自发地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上夹道欢迎。能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敬爱的周总理，同学们心里特别激动。此后不久，蒋南翔在全校大会上说：“总理发觉同学们普遍脸色不太好，要教育部提高伙食费标准。”蒋南翔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此后，同学们的伙食费从每月l2．5元提高到l5．5元，饭菜质量也有了明显改善。

那年头吃不饱，更不要说吃好，但全校师生都情绪乐观，努力学习的劲头依旧。现在我们物质是极大丰富了，但不能忘记艰苦岁月，要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

清华的“黄金一代”

为把基础理论、生产科研实践两头都打得厚实，1958年，蒋南翔在清华提出六年制本科教育。1959年入学、l965届毕业的学生刚好避开了一头一尾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完整系统地接受了六年制本科教育，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健康成长。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但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几十年后，他们中间走出了7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郑厚植、吴宏鑫，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蒋洪德、王玉明、张超然)，2位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官正)，3位正部长(城乡建设部部长叶如棠、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司法部部长张福森)，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

这一届学生2009年搞了一个返校活动，因为如果要到2015年搞毕业50年纪念活动，这些人都七八十了，恐怕太老了，所以他们决定以入学时间算，搞一个50年纪念活动。2009年4月25日，60多万字的《半个世纪清华情——清华大学l965届校友人学50周年纪念文集(1959--1965)》首发式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600多位1965届校友和400多位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出席，何东昌和我都出席了。面对这群令人欣慰的“5字班”毕业生，我想起了蒋南翔在清华l4年中的点点滴滴，想起了他常说的“猎枪”和“干粮”，我激动地对他们说：“回想44年前，你们奔赴祖国大江南北，是背着‘猎枪’去战斗!”在会上，我还传达了1965届校友胡锦涛同志对纪念文集的关心和祝贺，校友们都很受鼓舞。这一届学生的培养是很成功的，是比较能反映蒋南翔教育思想的一届学生，而这一届同学中的杰出代表是胡锦涛同志。

新中国建立以来，清华在党的领导下培育出了一大批学术大师、治国栋梁和兴业之才。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结果，也是蒋南翔教育思想——又红又专全面育人——的结晶。因此有人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培养的清华学生是清华的“黄金一代”。胡锦涛、吴邦国、黄菊、吴官正、刘延东，还有数以百计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近百位两院院士，数以百计的学术带头人，数以百计的企业家，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蒋南翔任校长期间，清华园里走出了2万多名毕业生，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平凡的工作岗位点滴做起，靠着过硬的政治素质和扎实的业务能力，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为自己能亲历这一段历史并在蒋南翔的领导下作出一点贡献，感到自豪和骄傲。

(本文整理者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l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