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l958年的政治传播印记——北大“双反”运动的是非评价

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处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激流中，上承全民整风运动的激情，下接即将开始的“大跃进”狂澜，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高度彰显着中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传播特质。“政治传播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受众、群众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他们逐渐成为一代新人；而不是所谓纯客观、中性的信息传递。”由于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运动的较成功运用，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运动已成为政治传播的主要特征，并成为毛泽东时代开展工作的最佳选择。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就是这个选择的产物。

北大的“双反”运动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运动揭发了大量的教学科研、财力物力浪费、党团工作、干部作风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存在的，有的的确是严重的：运动中对一些教员不重视教学、忽视实践、看不起工农学生、名利思想过重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同时，由于在运动中比较成功地执行了“采取和风细雨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校长和教授都贴大字报自我批评，同学们之间也互相批评，“1958年的双反运动，在中国各类政治运动中，算是比较温和的”，从文字上看虽然带有泛政治化年代的印记，但基本上是善意的，“过去人与人之间‘隔着的一张纸’已被戳破了”，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有利于师生间、领导与群众间的交流；北大“双反”运动中所提倡的劳动观点、集体主义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这对于促进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政治整合也不无意义。在“双反”运动中北大师生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在劳动中的忘我精神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青年所缺失的。

但是，运动带有极大地历史局限性和负面作用。首先，将问题泛政治化，在阶级分析的话语下试图解读一切问题，把阶级斗争的范式套用于一切场合。财力浪费是因为“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想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五气较多”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总之，所有的问题“必然联系到思想改造、专业改造，科学研究方向等一系列问题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必须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等泛政治化的手段来推进“双反”运动，从而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无限上纲，将斗争扩大化，将理解庸俗化。既然大鸣大放阶段中暴露的所有问题都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大争大辩阶段就要走红专道路，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而大整大改阶段订立红专规划，向党交心，进而教学整改阶段达到“懂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并愿意在我们自己工作中贯彻执行这个总路线”，这就是北大“双反”运动的逻辑脉络。因此，这一运动的开展带有强烈的1958年执政党的政治传播印记，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即将开始的“大跃进”做好思想认同，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认识整合。正如运动开展前《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在反右运动思想整合和超英赶美口号

的提出后，“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因此，“这一运动助长了正在发展的高指标、浮夸风等‘左’倾错误。”

其次，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日益“左”倾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反右斗争后，北大校方对知识分子的估量是很严重的，认为他们不仅世界观，还有政治立场都属于资产阶级的。北大党委认为，“1952年以后，不少教授也学了点马列主义，但因为立场没有转变。并没有真正学进去，有些人更是为着反对马列主义而来学习马列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给教育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去年全校出了700多名右派便是最有力的说明。”学校认为大多数教授是走专而不红的道路，还引导学生跟他们走。所以，“双反”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继续改造。于是在运动中开展红专辩论，然而这种大批判式的辩论，过分强调“红”而忽视“专”，甚至将“红”“专”对立起来，认为非“红”即“白”，不仅不能促进科学研究，反而严重地挫伤了知识分子科研的积极性。而粗暴地将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比如针对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的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归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混淆政治与学术，更是严重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感情。这些教训之深刻，不能不让我们掩卷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