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初期,出版总署通过组织、联络、培养编译力量,制定翻译计划,保护翻译版权,建立国际书店等举措,控制、影响着文学翻译活动。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编审局局长的叶圣陶在日记中共时性地记录下其警醒与反思,涉及编译者之能力有无、译本质量之高下、翻译计划的利弊与实施的完满程度、体制运作的官僚化现象等。描述翻译史与出版史，既需对政策和制度做"公文"式梳理，也要对个人话语做"私语"式考辨。前者呈现出动机、目标与手段，后者注目于效应、结果与实存:两相对照，庶几接近乃至复原翻译史、出版史的真实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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