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党和政府根据朝鲜前线实际需要及时做出部署，号召广大医务人员组建志愿医疗队支援前线。经过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较为扎实的组织与动员，志愿医疗队顺利组建，其相关医疗服务工作也渐次展开。各志愿医疗队不仅协助救治了大量伤病员，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且广大志愿医疗队成员的政治思想和医疗技术水平大为提升，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大发展奠定了人才、技术和制度等基础，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积蓄了重要力量。
［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医疗队；医疗服务；政治认同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下简称志愿军）伤病员较多且前线医疗卫生力量不足，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先后发出指示或通知，号召各地医务人员组建志愿医疗队伍开展相关工作。其后，全国各地先后组建了159支志愿医疗队（团），其中入朝在战地服务的有55支，在我国东北地区志愿军伤病员医院工作的有65支，参加“关内”（即山海关内——笔者注）康复医院工作的有39支，共有医生、护士等医务工作者5377人。志愿医疗队充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主观能动性，积极为志愿军伤病员服务，在救治伤病员、建立健全部队医疗卫生制度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学界对志愿医疗队探讨较少，且多为一般性回忆或介绍性资料，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基于此，笔者在较为充分挖掘和掌握相关内部文献、卫生史志以及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拟对志愿医疗队组建的缘由、组织动员及其具体医疗服务工作等进行系统梳理，以深化对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组建的缘由
1950年10月至1951年1月，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抓住有利时机连续发动三次战役，皆取得重大胜利，“歼灭了敌军七万余人（敌军非战斗减员如冻伤、病、逃等未计在内）”。然而，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志愿军因伤减员也非常严重，面临着缺医少药、自然环境严酷等诸多现实问题。有资料显示，仅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伤员人数即达73372人。1950年12月，毛泽东在致电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人时也明确指出：“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志愿军战斗与非战斗减员的因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前线医疗卫生状况较差，从而带来冻伤、结核病、营养缺乏等问题。一是冻伤减员。1950年冬，志愿军迅速组成后即投入战斗，部队防冻卫生教育等较为薄弱，且卫生部门拟订的冬季卫勤保障计划仍侧重于战伤救治，忽视了冻伤的预防。如东线部队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方案仅预计2000名战斗减员，对冻伤减员未加考虑，而该次战役因冻伤减员实际高达28314人。二是结核病减员。志愿军入朝后肺结核的发病率逐日上升，到1952年初步形成高峰，战局平稳后才逐渐下降。在五次战役前后，肺结核发病最多，恶化最迅速，病死率也最高。据统计，战争期间志愿军因结核病入院人数占总住院人数的6.7%。这些伤病员除在朝死亡者外，大多被送回国，成为志愿军非战斗减员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营养缺乏病减员。1952年1月，北京志愿医疗队在志愿军47军415团调查，发现当时部队官兵营养缺乏严重，两个连队235人中“甲种维生素缺乏占70%，核黄素缺乏占95%，丙种维生素缺乏占50%，轻度硫胺素缺乏占30%”。47军是1951年4月入朝，其415团先在后方修建机场，7月后警卫开城，9—11月进行了45天阻击战，12月初开始休整。调查时该团已休整1个多月，其营养缺乏情况却仍很严重，由此可推知1951年冬至1952年春志愿军营养缺乏情况严重。
与此同时，前方医务人员、医疗技术力量及药品等严重不足。早在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尽管东北军区后勤部对相关工作做了精心部署，但“各军尚缺医务人员”。志愿军赴朝参战后，上述问题益发凸显。1951年3月10日，北京各界赴朝慰问团团长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志愿军伤病员学习》一文，文中写道：“我们慰问了很多伤病员，也和病院工作人员作了很多次谈话，我们了解我们伤病员的需要。第一需要手术队，数量愈多愈好，要带足够的外科器械，和Ｘ光设备。第二需要内科医师和内科药品。第三需要五官科和装假脚假手的专科人才和设备”。另据曾随志愿军20军参加战地救护的上海志愿医疗队成员温宗仪回忆：“我志愿军入朝时正值严冬，因战局急需，部队携带御寒装备不足……因而战伤、冻伤的人员很多，急需增强战地医疗救护力量”。为此，20军党委指派侦察科长周曼天等4人赴沪“要求上海支援医务人员，经陈毅市长特许，在小范围内进行动员招募志愿军医疗队员”。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志愿军前方医务人员和医疗技术力量捉襟见肘的状况。
总体而言，志愿军入朝后因战场形势的迅速变化，加之后勤物资供应不及时，面临着缺医少药等问题。为提高医疗救助水平，保证志愿军战士的生命安全，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志愿医疗队的组建迫在眉睫。
二、组织与动员工作
当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的指示与号召发出后，在党和政府的统筹谋划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率先行动起来，组建了志愿医疗队，并为此后志愿医疗队的全面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北京、天津、上海率先行动
据时任天津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蔡公琪回忆：“1950年11月初，我代表天津市卫生局到中央卫生部听取党中央的指示：‘因志愿军作战前线有若干伤员，前方卫生部门医务人员和医疗技术力量不足，要发动与组织京津医务人员赴朝鲜前线救护伤员。’”与此同时，中央也要求上海组建“300—500人的手术医疗队赴前方工作”。于是，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率先开展了志愿医疗队的组建工作。
接到中央指示后，在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的领导下，市医务工作者工会针对部分医务人员思想混乱问题，“组织领导学习，展开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斗争”，“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会员的思想渐渐澄清了”，志愿报名支援前线的情绪不断高涨。1950年11月24日，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抽调各医院医务人员组织了有78名队员参加的第一批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
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在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决定“组织起天津市抗美援朝医疗前方救护委员会，组织开赴抗美援朝前方救护队，开赴前方救护伤员，动员天津市高级医疗技术专家参加前方救护工作”；同时强调要“保证医疗队物质需要，要有精良的装备，充足的医药，队员们的防寒服装等统由市财政局拨专项开支”；要“做好医疗队家属的工作，解决家属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但与北京的情况一样，天津的部分医务人员中也存在亲美、崇美、恐美等思想，如有人认为“美国是在朝鲜作战，我国建国伊始，应卧薪尝胆，何必引火烧身？”这给该市组建志愿医疗队造成一定思想障碍。对此，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通过召开医务界知名人士座谈会等方式，对上述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经过较为深入的宣传教育，该市广大医务人员的错误思想逐步得到纠正与澄清，因而从1950年11月20日开始，仅3天时间即有600余人报名参加志愿医疗队。
同样，在接到中央指示后，上海也迅即行动起来。例如，在接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及上海市总工会指示后，上海市医务工作者工会即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明确“医务工会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以组织手术队、医疗队为中心任务”。针对部分医务人员中所存在的类似北京、天津那样的思想问题，该工会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学习、邀请刚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学生做报告等形式，向广大医务人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与此同时，上海市卫生局及市总工会也先后召开高级医务人员座谈会等，从而掀起了报名参加志愿医疗队的热潮。1950年11月18日，由上海军医大学55名师生组成的手术队作为上海第一支志愿医疗队开赴朝鲜前线。至1951年1月17日，上海市医务工作者工会已动员医务人员达1233人。
总之，北京、天津、上海遵照中央有关指示迅速组建并派出了志愿医疗队，既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推进提供了重要保证，同时也将广大医务人员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随后各地陆续组建志愿医疗队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全面展开
为使各地志愿报名的医务工作者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1951年2月3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出《关于组织医疗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组织全国各地医疗队的办法并提出：“为了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希望各医疗队能迅速组织起来，以便早日出发”。此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志愿医疗队组建工作，大致有如下三大步骤：
1.建立组织动员机构
《通知》发出后，各地志愿医疗队的组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医药卫生界抗美援朝委员会领导下进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各地分会为支点，各地医药卫生界抗美援朝委员会以当地医药卫生团体为“触角”，二者相辅相成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对广大医务人员的组织动员工作。
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在《新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方向与发展步骤》一文中就明确提出：“目前即应发动组织各分会医护人员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成立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从事战伤救护及难民医疗等工作”；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又“号召各地分会医务工作人员，组织志愿医防队，参加抗美援朝，担任战伤救护工作和朝鲜难民救济工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各分会随后“立即进行了传达，布置了学习，大多数分会与各地人民政府及有关机关团体进行了协商”，为志愿医疗队的组建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
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领导下，各地医药卫生界抗美援朝委员会大力推进组建志愿医疗队的相关工作。例如，上海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成立后，迅即设立了秘书组、研究计划组、组织动员组、药材供应组、服务组等，有步骤、有秩序地推动了上海志愿医疗队的组建工作。至1952年4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卫生工作委员会成立，上述两方面工作则被纳入该会统筹推进。
总之，各级组织动员机构的建立与运作，既为组建志愿医疗队提供了组织保障，也为之后及时高效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可能，进而保证了源源不断向前方输送医疗卫生力量。
2.选拔及教育队员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各地分会及各地医药卫生界抗美援朝委员会等的有力组织动员下，各地医务人员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医疗队，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为能参加医疗队而不顾家庭困难的感人情况。例如，上海市胸外科专家黄家驷表示：“我参加前线工作家里虽有困难，但个人困难阻止不了我尽一名新中国医务工作者的义务，更阻止不了做一个新中国人民的志愿”。截至1951年3月5日，各地红十字分会等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名者便达833人。但并非所有报名的医务人员都能如愿进入志愿医疗队。一方面，医务人员报名志愿医疗队的动机不一。据上海志愿医疗队第九大队工作总结显示，报名参加医疗队的动机既有保家卫国的崇高理想驱使，也有“乘机会到祖国的边疆辽远的东北来看看祖国江山的伟大”“参加医疗队可以出出风头”等个人观念。志愿医疗队需要较高的组织纪律和崇高的奉献精神，这就必然会淘汰部分动机不纯的医务人员。另一方面，国内医疗卫生工作要保持正常运转，需要让大部分报名的医务人员留在国内。例如，1951年7月，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在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每次志愿报名参加的人数总是超过实际需要人数的五六倍甚至七八倍，但各部门首长为了不影响后方工作，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愿望”。
为保证志愿医疗队成员的质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制定了详细的选拔程序，并要求各地严格执行。例如，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下发给各地分会的志愿医疗队人员调查表中，除医务人员一般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等之外，还包括其特长、学历、经验、社会关系及介绍分会的审核意见等。可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基本形成了一套颇为严格的审查机制。与此同时，各地选拔的方式虽略有不同，但均经过层层严格选拔，保证了志愿医疗队在医疗水平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高质量。例如，四川万县专署卫生科1951年在全区动员医务工作者报名参加志愿医疗队，报名者达2602人，经严格审查后仅抽调了12人。此外，在各志愿医疗队完成组建及出发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还会对其成员进行业务及思想政治教育。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于1951年2月26日起对首批志愿医疗队员进行了为期10天的业务与思想政治教育，以坚定队员的政治立场，提升其医疗服务水平。
3.举行欢送（欢迎）仪式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曾发出指示：“部队对新来的手术队应举行小型欢迎会……当医疗手术队离开所配单位时应举行欢送会”。同样，各志愿医疗队在出发及返回时，各地亦为其举办规模或大或小的欢送会、欢迎会。例如，1951年4月12日、15日，由广州市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医疗手术队赴朝前，该市医药卫生界为其举行了1600余人的欢送会。8月5日，上海市志愿医疗手术总队第一大队返沪，该市抗美援朝分会等单位700余人在车站为其举行了欢迎仪式。这些欢送、欢迎仪式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仪式，而政治仪式“在程序、时间和空间上遵循与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规则，借助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事物和行为，对参与者和观众的政治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些仪式一方面赋予志愿医疗队以崇高品格，另一方面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医务人员及民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上海首批志愿医疗队出发当天，该市举办了两万余人的盛大游行，不少开业多年的中、西医师等都拿着旗帜、鲜花参加了游行，沿途有群众看到医疗队出发时表示：“大医师上前线，还出来游行，真是了不起！”
总的来看，各地通过多种方式逐步完成了志愿医疗队的组建工作，并对医疗队进行了细致的业务和思想政治教育，类似组织动员工作也为其此后的医疗服务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医疗服务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医疗队共施行大小手术67000余次（占前方、后方手术总数的33%），开展石膏术11000次，以及其他各种医疗服务。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协助部队救治伤病员
在朝鲜前线，志愿医疗队挽救了大批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伤病员及朝鲜民众的生命。例如，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大队在其服务的两个月内便为朝鲜军民种痘39822人，预防注射9132人，治疗传染病2108人。1951年10月至1952年6月，贵阳市骨科手术队在朝鲜先后共收治伤病员1899人，治愈出院1342人，进行大小手术1188次。而且，志愿医疗队还发扬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救治战俘。如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大队在俘虏营对战俘予以救治，其中一名战俘被治好后明确表示：“我对中国医防队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今后愿意站在人民的立场永远为人民服务。”
在我国东北地区服务的志愿医疗队对伤病员的救治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志愿手术队在1952年7月、9—11月共为伤病员开展矫形等手术976次，打石膏446次；1953年4—9月为伤病员施行各类手术1961次，打石膏1606次。上海志愿医疗队共收治伤病员54813人，施行大小手术6809次，为伤病员打石膏4097次，检验158205次，X光透视26185次。
为了减轻朝鲜前线和我国东北地区的医疗压力，部分伤病员被转送至“关内”各康复医院进行治疗，志愿医疗队在这些地区也恪尽职守，贡献良多。例如，1951年2—9月，在河南漯河服务的湖北省第二批医疗手术队共施行手术689次，麻醉1404次，实行组织疗法657次，检验15175次，帮助伤员洗衣35017次。1951年4—11月，在湖南耒阳服务的湖北省第三批医疗手术队共施行手术332次，实行组织疗法118次，检验1504次，帮助伤员洗衣1842次。
上述各项数据清晰地呈现出广大志愿医疗队的突出贡献与历史功绩，这些与医疗队队员们无私奉献、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克服各种医疗技术难题等密不可分。
（二）克服困难解决医疗技术难题
志愿医疗队在救治伤病员的过程中时常会面对各种棘手的医疗技术难题，但队员们总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这些困难。例如，在朝鲜前线，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八队护理员赵伟成创造了一种小型痘苗，“接种八十人到一百人之多，经过检查，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阳性反应，效果很好”。上海军医大学志愿手术队为减轻伤员麻醉的痛苦，创造了用静脉麻醉的办法；为避免开刀时找不到弹片而扩大伤口，便先经X光透视，找出弹片所在位置后再开刀。又如，在我国东北地区服务的志愿医疗队同样想出了多种办法。1950年12月，传染病学专家杨宜所在的南京志愿医疗队在锦州收治志愿军伤病员，他在救护过程中发现战士们患肺炎及斑疹伤寒较多，抗原一时供应不及，于是因地制宜通过将病人衣服上的虱子在玻片上压碎，借此快速检测出斑疹伤寒。各志愿医疗队员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想方设法解决医疗技术难题，既极大地缓解了伤病员的病痛，挽救了伤病员的宝贵生命，同时也在无形中为医疗队员们返回原单位后推动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培训医务人员，建立健全地方及部队的医疗卫生制度
一方面，志愿医疗队帮助医护人员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资料显示，志愿医疗队共开办各类医疗训练班46次，培养医护人员1529人，共讲课40500小时，做学术报告365次。另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志愿医疗队医疗教学服务就达到12000多小时。由此可见，各志愿医疗队在培训地方及部队医务工作者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另一方面，志愿医疗队亦对地方及部队的医疗制度进行重建或改进，以便更高效地开展医疗服务。例如，上海志愿医疗队第一大队协助长春军医大学建立了医院管理委员会，由其负责统一领导全院的医疗及行政工作，同时还帮助制定了医师五级制等。上海志愿医疗队第十大队协助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建立了“儿科常规”，恢复了工作讨论会等。又如，北京志愿手术队协助第十八陆军医院建立了医生三级负责制、护士“三八制”等制度。各志愿医疗队培训医护人员，帮助地方及部队建立健全医疗卫生制度，不但有针对性地提高了医护人员在某一方面的医疗技术水平，极大地缓解了医务工作者短缺的困境，而且也推动了此后地方及部队医疗卫生事业建设。
总之，志愿医疗队开展的各项医疗服务，一方面锻炼了医疗队员自身，以致多年后仍有队员表示：“在朝一年多时间里所见所闻感触很深……许多军、师、团级干部视死如归，亲临作战第一线指挥……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激励着我几十年来努力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也为完善地方及部队医疗卫生体制贡献了重要力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在物资匮乏、缺医少药的艰难环境下，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志愿医疗队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不仅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医疗保障，而且也为此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志愿医疗队当时建立健全的各项医疗卫生制度如医生分级负责制、会诊制度等，“很多至今应用于公共医疗事件的救援体系中”。特别是志愿医疗队“实际工作的锻炼和考验”对医疗队员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均产生了极为深刻的积极影响，广大医疗队员们“克服了过去的亲美、崇美思想，加深了对美帝国主义的痛恨，加强了对祖国的热爱”。大批医疗队员完成任务胜利归国后，“一般均能以前方的工作精神带到后方的实际工作中，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可见，参加志愿医疗队的经历也在无形之中将广大医疗队员们团结凝聚在了党和政府的周围，增强了其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积蓄了重要力量。
［作者简介］谢天，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洪河，法学博士，教授，河南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医疗卫生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21&ZD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