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年5月，为适应防疫的需要并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会议贯彻中西医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结合时代发展需要，交流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医学界在防治急性传染病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制定了8种急性传染病防治方案，对此后的传染病防治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次会议既为当代中国防疫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急性传染病 学术会议 经验交流 中西医结合 防治方案

　　

　　1959年5月15—27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以下简称国家卫生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以下简称总后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此次会议意义非凡，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的傅连暲高度评价此次会议是“从前没有的，第一次这样开的会议”。会议召开既是现实防疫需要，同时也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到来。会议邀请了全国各地区和军队卫生系统的管理人员及西医专家参会，并特别要求各地推荐一定比例的著名中医参加。与会专家齐聚一堂、共同交流研讨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医学界在防治急性传染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与以往会议不同的是，此次会议提交的参会论文紧贴现实需要，“有的是实际工作的科学总结，有的是基本理论的试验研究，琳琅满目，蔚为大观，充分体现了科学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精神”。会议在“医学界学术团结的氛围”中圆满落幕，取得了预期成果。然而，对于这样一次具有典型历史意义的会议，学界尚缺乏足够关注。不少研究医学史的学人，甚至不知道召开过这样一次会议；一些医史著述对此次会议虽有一定述及，但往往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华医学会所藏的部分档案、有关会议报道和会后编辑刊行的资料选编，并结合与会人员的相关回忆材料，拟对此次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组织和召开、成果及意义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弥补既有史乘记述的不足，推动当代中国急性传染病防治史和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走向深入。

　　一、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鼠疫、天花、霍乱、流行性乙型脑炎、白喉、麻风病、肺结核病以及各种寄生虫病等急慢性传染病依然在全国肆虐，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以鼠疫为例，其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在我国大范围流行。据统计，1945—1949年间，全国共有134830人发病，死亡104461人，死亡率达77.48%。再以寄生虫病为例，在全国解放初期，仅血吸虫病、疟疾和丝虫病患者就有7000余万人。其中，血吸虫病仅在湖北一省就有44个县流行，共有病人20余万人，受威胁人口达1000万，发病率居全国之首。各种急慢性传染病的广泛流行，严重威胁着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为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开展国家经济建设，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政治工作来推动。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指导下，党和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卫生防疫体系，并通过广泛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实行现代防疫举措，大大提升了国家的防疫能力。自1952年开始，国家还在城市、农村、矿山和部队等地区（单位）广泛开展了以“讲卫生”“灭病菌”“除四害”为核心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与此同时，各级党政部门还大力推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病。在短短数年内，全国城乡公共卫生状况便得到了明显改善，传染病防治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防疫举措下，鼠疫、天花、霍乱等传染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便得到了基本控制。与此同时，斑疹伤寒、回归热等急性传染病的病死率也有明显下降。1956年10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布，要求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其中包括血吸虫病、天花、鼠疫、疟疾、黑热病、钩虫病等。截至1958年，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恙虫病和黑热病五大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空前的成绩。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患者人数和发病率急剧下降，全国90%的地区基本消灭了黑热病。此外，除了云南、贵州和其他少数边远地区外，斑疹伤寒、回归热基本被消灭，其他如麻疹、痢疾、伤寒等急性传染病的病死率也有大幅下降。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持续深入，传染病防治工作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自1958年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群众集体化生产生活的展开，加大了人员的密集程度，传染病发生和传播的概率大大增加。这主要表现为：部分急性传染病的死亡率虽在下降，但发病率却有上升的趋势；一些以往相对沉寂的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其中尤以肠道传染病、幼儿和病毒性传染病的发病为主。例如，作为一种典型的幼儿传染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全国“逐年有上升趋势”，“个别地区发病率较高，并趋向局部流行”。再如，传染性肝炎于1958年在东北长春爆发，此后在通化、沈阳、锦州等地相继流行，陕西、广东、四川、北京、上海等地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散型流行。

　　传染病防治面临的上述新情况，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8年11月12日，周恩来约见国家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徐运北，询问防病治病的情况，指出：“应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水利工地、钢铁工地、农业生产场地都是人员集中的地方，要组织工作组摸一摸情况，注意这些方面的卫生工作”。12月25日，刘少奇在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要“争取在最近几年内,除尽四害，逐步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把我国卫生事业的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最新指示精神，使卫生工作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国家卫生部讨论了1959年工作规划，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在传染病的防治上，除继续执行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外，结合传染病防治面临的新情况，着重提出要加强对麻疹、传染性肝炎等急性传染病的研究，特别是要在1959年积极推动“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传染病”的经验总结与交流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国庆10周年。

　　提及传染病防治的经验总结和交流工作，便不能不提到国家卫生部的下级单位——中华医学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深入推动医学学术交流，并配合国家卫生部的工作部署，20世纪50年代，在傅连暲的领导下，中华医学会积极筹备并组织了一系列与传染病防治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血吸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白喉等传染病防治的专题学术会议陆续召开。总体来看，中华医学会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中西医积极推动多层次的学术交流研讨。一些学术研讨成果很快转化为防疫的具体措施，为国家的传染病防治和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1959年2月26日，在中华医学会的精心组织下，全国防治五大寄生虫病经验交流现场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在交流1958年各地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经验的同时，还初步制订出了1959年消灭五大寄生虫病的方案。此次学术会议紧贴现实需要，形成了可推广的防治成果，并很快应用于传染病防治实践。国家卫生部高度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绩，并认为此后的学术交流应当继承和吸收此次会议“面向现实”的办会理念和经验。相关理念和经验在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的筹备与举办中得到了系统继承和集中体现。

　　为加强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并制定中华医学会新一年的工作规划，1959年3月27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中华医学会工作座谈会决定，在上半年配合国家卫生部召开中医中药经验交流会，下半年则根据现实需要拟于广东、上海、辽宁、河北等地，分别召开消化系统传染病、儿科与病毒性疾病、劳动与卫生职业病及肿瘤等学术会议（座谈会）。其中，消化道传染病、儿科与病毒性疾病与急性传染病密切相关。从后续发展来看，为了加快对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原定会议计划被调整，消化道传染病和儿科及病毒性疾病学术会议不再分别举办，而是一并归入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并改到上半年提前进行。这也进一步说明，当时的急性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形势比较严峻，防治任务也相当紧迫。

　　二、会议的组织和召开

　　1959年4月17日，中华医学会向各地医学分会发出会议通知，拟于5月中旬在杭州召开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通知指出，会议的研讨内容“以麻疹、传染性肝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三个病为重点”，“其他如痢疾、病毒性肝炎、流感、伤寒、小儿麻痹等疾病为副”；各医学分会如有其他急性传染病资料“也不受限”。通知还要求各分会须将传染病材料于30日前邮寄总会，如时间紧张，参会人员亦可将材料自行打印500份带至会场。与会议通知一并发出的，还有麻疹、传染性肝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征集资料提纲。由此可见，中华医学会最初只是将会议限定为学会内部的学术研讨，召开地点也不是在北京。

　　但几天后，国家卫生部党组决定将会议升格，举办一场面向全国卫生系统的学术研讨会议。4月23日，国家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发出联合通知，决定于5月15日在杭州召开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会期13天左右，要求各地出席人员于5月14日到浙江省卫生厅报到。通知进一步明确会议目的是“为了系统地总结和交流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性肝炎、麻疹和病毒性肺炎、痢疾、伤寒、副伤寒、小儿麻痹、流行性感冒和乙型脑炎等急性传染病的流行规律和防治工作的经验，并制订出防治的办法”，以及“重点解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性肝炎、麻疹和病毒性肺炎四种疾病的防治问题，并讨论和安排1960年全国生物制品生产供应问题，以便更好地组织与推动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保障人民健康”。与此同时，通知给出了各地区会议代表的名额，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派代表时应兼顾“防疫部门负责干部，各学科中、西医专家”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并且特别强调“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中医大夫出席会议”。各单位确定参会代表后，务必于5月10日前将代表名单报送至浙江省卫生厅。此外，通知还要求各单位重点做好急性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总结报告、急性传染病防治工作典型经验介绍和急性传染病的学术性专题报告的准备工作，将“有学术价值、科学性强的学术专题报告及有突出的典型经验写成书面材料自行打印400份，一般材料写成书面，由参会人员带交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秘书处”。5月6日，国家卫生部再次发出通知，决定将“原订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改定在北京召开”，时间不变，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和中华医学会分会参会代表在14日到北京前门饭店报到。

　　5月15日上午，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在北京如期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计381人。提交报告（论文）的单位既有全国各地的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也有各地区和军队的医院卫生机构，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有关流行病研究所等医学科研部门。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傅连暲简要介绍了此次会议的筹备过程以及参会人员的有关情况，希望与会人员重点就传染性肝炎、麻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进行深入讨论，并拿出基本的预防方针。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作了题为《积极开展预防与消灭急性传染病的研究》的发言，开门见山地点出了此次学术会议召开的主要任务，即“交流学术成果，总结防治工作经验，制定防治工作方案”，同时通报了国家过去几年在麻疹、痢疾、伤寒、副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传染性肝炎上的总体防治情况，并提出了将预防和消灭急性传染病列入爱国卫生运动、掌握急性传染病的疫情发展规律、有计划地开展预防接种工作、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加强军民合作、以医院为中心开展预防工作以及加强急性传染病的科学研究等传染病防治和研究的具体要求。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进入学术报告交流环节，主要有“综合学术报告”“专题性学术报告”“分组学术活动”和“小组讨论防治方案”等议程。会议期间还分别举行了许多专题座谈会，如病毒疾病研究工作座谈会，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座谈会，传染性肝炎病原学研究座谈会，痢疾实验室诊断座谈会，中医座谈会和小儿科医师座谈会等。这些专题座谈会大大丰富了会议的内容，活跃了会议的学术氛围。

　　在综合学术报告环节，儿科学家诸福堂汇报了麻疹的流行病学调查、防治措施以及投药预防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并着重报告了麻疹肺炎的临床治疗经验；儿科学家邓金鎏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婴幼儿肺炎的3次大流行情况，介绍了婴幼儿肺炎的临床表现、病理解剖以及病毒学、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传染病学家吴朝仁针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了该病的相关诊断和预防经验；病毒学家朱既明从病原体、人群的免疫状态和自然社会条件3个方面分析了流行性感冒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流感的防治举措；病毒学家张学德阐述了传染性肝炎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医学微生物学家谢少文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痢疾防治资料，指出痢疾的流行虽得到了基本控制，但由于集体中传染源的广泛存在，痢疾特别是中毒性痢疾仍不易消灭；传染病学家戴自英报告了伤寒、副伤寒的流行情况，并总结汇报了相关诊断、治疗和预后的经验；儿科学家周华康报告了国内有关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和研究工作，同时介绍了包括针灸在内的传统中医疗法；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宋干报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流行性乙型脑炎研究方面的基本情况，并提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任务；中医药学家蒲辅周代表中医研究院总结、介绍了祖国传统医学在急性传染病治疗上的核心理念、主要方法和取得的重要成绩。最后，国家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生物制品研发和生产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上述报告的报告人皆为当时医学界的权威人物或政府主管部门领导，相关报告建立在调查研究和临床治疗经验的基础之上，资料丰富、持论严谨，并注意援引国外研究成果，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会场反响热烈。

　　专题性学术报告按照麻疹、小儿肺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感冒、传染性肝炎、痢疾、伤寒副伤寒、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9个门类分组进行。以麻疹防治组为例，该组共有麻疹防治论文178篇，其中有关传统中医药治疗麻疹的论文36篇。在讨论过程中，不仅有著名西医专家交流了治疗麻疹的成绩，同时也有著名老中医介绍麻疹的中医药典型疗法。例如，出身于儿科世家的著名中医董廷瑶，因为在1958年全国大流行的麻疹防治工作中贡献突出，所以被上海推选为参会代表，他在会上介绍了解毒活血抢救麻疹逆症的成果“，颇得同道的重视”。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总共有40余位著名中医先后介绍了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相关做法，他们积极地同医学同道交流治疗心得和经验，为推动中西医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各传染病防治组还分别进行了防治方案的拟定工作。在会议召开的第四天，部分传染病防治组已拟出防治方案草稿。5月18日，痢疾防治组起草了《痢疾防治方案（草案）》，25日，防治组对草案稿进行了修订。同在5月18日，麻疹防治组起草了《麻疹防治及研究工作具体措施方案（草案）》，19日又拟定了《关于麻疹肺炎的护理、治疗常规（草案）》；25日，麻疹防治组对草案进行修订，制定了《麻疹防治方案（第一次修正草案）》。从有关档案来看，其他传染病防治组也进行了类似工作，只是进度略有不同。

　　此外，军队卫生系统代表也在会议上介绍了军队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此次会议之所以有总后卫生部参与合办，一方面与此次会议召开的主旨及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生活面临的传染病防治直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傅连暲当时独特的身份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傅连暲兼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三职于一身，能够有效地协调政府卫生机构、军队卫生系统和中华医学会的关系，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会议的筹备与组织。

　　军队卫生系统在痢疾和传染性肝炎的防治方面经验丰富，其提供的参会材料中关于痢疾防治的报告（论文）占据相当比例。与此同时，军队代表还带来了国外（主要为苏联、日本等国家）有关流行性肝炎和细菌性痢疾的中文翻译资料。这说明当时国内在急性传染病防治和研究上注意吸取国外经验，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全国学术会议的国际视野。

　　在会议闭幕大会上，李德全在讲话中对会议的圆满召开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与会代表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努力，不断推动急性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使科技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张凯在题为《面向生产 战胜疾病》的讲话中结合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工农业大生产运动，指出了卫生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就急性传染病的防治提出了要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切实贯彻“三结合”（中西医结合、医务人员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土洋结合）原则、做好卫生工作的大协作以及保持冲天的干劲和高度的责任心等原则性意见。钱信忠则在题为《开展群众性的学术活动多快好省地提高业务水平》的总结发言中，着重讨论了传染性肝炎、痢疾、麻疹的防治方向，以及中西医结合和生物制品研发中需要明确的主要问题。

　　从时间上来看，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无论从筹备到召开，还是从开幕到闭幕，历时都不算长。但整个会议学术活动密集，气氛热烈，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在短短的10余天内，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专家学者毫无保留地交流了传染病防治的成果经验。这一切都给参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更是让与会人员异常感动。据参加此次会议的著名儿科专家高葆谦晚年回忆，他们治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成果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扬。会议期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使我深受鼓舞、激动不已。几十年来，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一直是激励我克服困难、奋勇前进的动力”。

　　三、会议的成果及意义

　　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结束后，《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以及《健康报》《药学通报》《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国中药杂志》《人民军医》等医学报刊分别进行了报道。《光明日报》在报道中高度评价这次会议“不仅是一次群众性广泛、学术资料丰富的综合性学术会议”，“同时也是一次中西医团结合作、专家与实际工作者紧密结合的会议”。此次会议召开时间不长，却广泛交流了学术成果，统一了传染病防治中某些学术上的认识，特别是“制订出了几种主要急性传染病的防治方案”，成果甚是丰硕。《健康报》在题为《加强急性传染病的防治研究工作》的社论中也充分肯定了会议取得的成果，认为会议“对今后开展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特别是对当前开展夏秋季急性传染病和多发病的防治工作，将起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这一社论被医学刊物纷纷转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事实亦证明，此次会议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对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进一步明确了急性传染病防治的奋斗目标和防治路径，为部分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和防治指明了方向

　　这次会议的成果之一是提出了传染病防治的奋斗目标，即“积极防治，加强研究，力争消灭急性传染病，保护人民健康，为生产建设服务”。为更好地做好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会议还再次明确了传染病的防治路径。会议指出，在坚持“预防为主”的防治方针的同时，还要看到防治传染病同样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这一点和消灭五大寄生虫病是共同的”。因此，必须将防治传染病纳入爱国卫生运动，做到“医务人员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此外，要加强疫区管理，健全疫情报告制度，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要加大疫苗研发生产，有计划地开展预防接种工作，增强人群的免疫力，以防止传染病的发生；要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不断推动传统中医药的整理研究；要加强军民合作，做到防疫工作中军队和地方密切配合。有关传染病防治目标的提出以及防治路径的进一步明确，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急性传染病防治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有垂范后世的启迪意义。

　　在拟定重点讨论的几项传染病的防治和研究方向上，会议也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以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为例，当时医学界对此病还比较陌生，不了解其传播情形，经过交流讨论后发现此病也是可以预防的。同时，通过对此病流行规律的讨论后发现其在新兴工厂、工地等处更易被感染并引发流行，因此与会人员建议今后加强工厂、工地等集体单位的卫生防疫力度。最终，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短程疗法（“三日疗法”）是可靠的，但在推广过程中又要充分考虑药理和生理作用。此外，在痢疾、麻疹等传染病的防治和研究方面，会议也形成了有关共识，并对相关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制定了8种常见急性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对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传染病防治方案的制定能够使传染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有章可循，意义重大，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着力推动制定传染病防治方案。早在1951年4月，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就初步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因为当时传染病防治经验不足，所以相关传染病防治方案难免失于简略，但其仍然在当时和此后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此基础上，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经验，以及对一些急性传染病的流行规律、预防措施、发病症状、治疗标准和抢救办法的系统认识，此次会议共形成了麻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感冒、传染性肝炎、细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8种急性传染病的防治方案。1959年11月，国家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将上述防治方案装订成册，以《急性传染病防治方案》为名印行。该书前言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条件极不相同，制定方案的经验依然不够成熟，因此有关方案“不宜用行政命令办法推广”，仅“供工作中参考，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采用”。这既体现了严谨的科学精神与工作作风，也有助于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传染病尤其是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以肝炎治疗为例，1963年12月，吉林省中医研究院医生尚尔寿在其内科学著作《临症初探》中，便提到自己用针灸治疗肝炎时采用的就是《急性传染病防治方案》所规定的内容。通过观察近300例病例，尚尔寿发现“针灸对自觉症状的缓解，肝脾肿消退有很大帮助”，但同时也发现这一方案存在“效果维持时间较短”、部分病人针灸后肝功能趋向恶化问题，在“配合中药或西药后”上述现象可以好转。再以无黄疸型传染性肝炎的研究为例，由于之前缺乏该病的统一诊断标准，因此很难进行大规模量化研究。此次会议制定了传染性肝炎的防治方案，并在无黄疸型传染性肝炎的诊断标准上达成了共识，为该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1965年，哈尔滨医科大学传染病学教研组董国贤等人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刊发了其研究团队对1065例无黄疸型传染性肝炎患者的预后进行跟踪研究的论文，颇受学界的重视。该论文开篇便指出，患者样本的诊断选取上所依据的就是1959年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所制定的肝炎诊断标准。这些事例充分反映出此次学术会议的成果，对于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此次学术会议彰显了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独特价值，谱写了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病的光辉篇章

　　这次会议是贯彻国家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方针的成果，与会的不仅有中、西医专家，而且所提交的报告和论文中也对中西医结合诊疗多有涉及，不少报告和论文在某类传染病的防治上直言宜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并出现诸如当以“西医治疗为主”或“中医治疗为主”的建议。

　　此次学术会议共有40余位著名中医做报告，他们“热情地传授自己的专长，不但诲人不倦，也虚心学习别人的经验，使会议增加了宝贵的内容”。在学术会议综合报告环节，蒲辅周代表中医研究院做综合报告，专门介绍了传统中国医学在传染病治疗上的相关理论，以及传染病辨证施治的妙用“八法”（即发表法、攻里法、和解法、开透法、清凉法、温燥法、消化法和补益法），此外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治疗传染病的成绩进行了总结，指出中医药在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百日咳、白喉、猩红热、小儿麻痹症、麻疹、肺炎、传染性肝炎和中毒性痢疾等急性传染病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特别是在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上，疗效能够达到90%—95%以上。传统中医药的独特价值得到了充分彰显。

　　中医在急性传染病治疗上所积累的经验受到了国家卫生部领导和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其在治疗部分急性传染病上的成果也被传染病防治方案所吸收。此次会议不仅成为国家推动中西医结合效果的见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西医结合的深入发展。1960年4月，国家卫生部在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经验交流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不少疑难病症如晚期血吸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聋哑、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显著的效果，其中有一些的治疗效果已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一些，便会发现，这次会议上老中医们所介绍的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典型做法以及部分中西医结合疗法，直至今日仍为医学界所看重，并被部分地引用于有关传染病的防治著述之中。会议的相关成果成为中西医界共同继承的研究财富。

　　总之，1959年召开的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召开的。会议既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西医团结合作、砥砺奋进、共同防治传染病的时代精神，也体现出了会议举办者意在总结历史、服务现实、在更高层面上推动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价值理念。会议形成的成果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上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礼物，也对此后传染病的防治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此次会议为当代中国防疫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马金生，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10008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18ZDA17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