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揭开了瓜分中国的序幕，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使病体缠身的封建帝国步履维艰。英国侵吞香港，占领西藏、云南，日本侵占台湾，沙俄策划外蒙独立，侵占内蒙、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清政府腐败无能，屡屡战败，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卖国的条约，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从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强盛国势荡然无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继而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下，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大半个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明、辽阔疆域的中华帝国，形同鱼肉，任人宰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与奴役，使人民痛不欲生，流离失所。我国人口锐减，一些少数民族几近灭种，如19世纪70年代，赫哲族人口尚有5000余人，到日本投降后，赫哲族人口只剩下300多人。[2]西康德格一地藏族人口统计表明，从19世纪中叶以后的近百年间，藏族人口从30万锐减到7万余人。[3]统一的国家被肢解，多元的民族岌岌可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仍处于自在的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历史已经证明，力挽狂澜，拯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于危难之中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之初，党就开始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党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的民族状况相结合，形成了适于我国民族实际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党积极倡导和实践建立平等、和睦、团结的民族关系，因此才有了长征途中刘伯承将军与彝族头人果基小约丹的歃血同盟，抗日战争中各民族人民生死与共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激发了潜在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经历战争的锤炼和洗礼，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生，多元一体格局也得到了维护和重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这份具有宪法性质的文献中，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第六章专门就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作了四条原则规定。从此，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发展的民族政策总原则，在法律上受到了保护，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有力保证。

一、　　  共和国建立后多元一体格局的新发展

　　（一）民族识别是重建多元一体格局的必要前提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由于历史上历代王朝的民族歧视与压迫，对少数民族除了以蛮、夷、狄、戎相称外，并没有明确我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他们都是什么？很多民族为了躲避民族压迫，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新中国诞生后，为了贯彻和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使各民族真正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民族识别成了十分紧迫的任务。1953年，在自报民族族称时，全国共报了400多个，有他称、自称、民族内部的分支称呼以及不同的汉译名称等。可见，民族族属问题相当混乱。为此，中央和相关地方的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方面的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民族识别工作。

　　如何识别一个民族，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50年代，我国的民族研究主要借鉴前苏联的民族理论，但是，对于识别民族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完全适合我国的理论。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且四个特征要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此处的“民族”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们共同体，即现代民族。而当时我国很多民族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甚至是农奴、原始社会阶段，显然，套用和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行不通的。在实际工作中，广大学者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针对各个民族自身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了民族历史、文化及认同意识。对此费孝通教授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有过专门论述，在《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他进一步指出“共同的心理素质”是民族识别中最有力的依据，因为它最不容易改变，而所谓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认同意识”。黄淑娉教授对识别中的“共同文化”依据，做了详细论述，她指出：“我国的民族情况表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发生变化，可能失去了形成期具有的共同地域和经济联系，甚至丟失了固有的语言，但如果共同的文化特点始终保留或部分地保留下来，就决定了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民族识别使广大学者有机会与居于深山老林、甚至是与外界很少联系的人们直接接触。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素材，更重要的是很多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遗产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保护。应该说，民族识别本身就是维护祖国统一，收集和宣传民族文化的过程，是将历史上有着独特文化和认同意识的群体，结合成国家法律承认的民族实体的过程。

　　整个民族识别工作前后历时30几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1954年，除已经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彞、朝鲜、满、黎、高山等民族外，识别和归属了壮、布依、侗、白、东乡、裕固、鄂伦春族等，共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第二阶段，从1954-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到1965年共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仫佬、普米、赫哲、珞巴族等16个少数民族，此后，“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识别工作停止了十年。第三阶段，从 1978-1987年，除了1979年识别了最后一个少数民族基诺族之外，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更改和归并了一些人的民族成分。至此，民族识别工作基本结束，一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

　　民族识别使原本混杂、模糊的民族分属，走向了清晰化、科学化、政策化。各民族获得了参与国家管理的平等权利，获得了充分发展自我的机遇，获得了张扬民族文化的自由。同时，民族识别也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使民族政策得以落实，国家意志得以贯彻，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建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民族区域自治是巩固多元一体格局的根本保证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是在实践中从联邦制转化而来。就我国的历史而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早已经深入人心；就当时的状况来说，人们经历了战争的磨难，刚刚看到胜利的曙光，国家的统一是人心所向。所以，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既符合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方针，又适合我国的国情，顺应人民的意愿。1947年在首先解放了的内蒙古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是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一项重要立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各方面情况作了具体详细的规定，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1954年，在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和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工作蓬勃发展起来。令人遗憾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以至于在1975年修改的宪法中，删改了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删去了自治权的具体规定，使民族区域自治失去了实际内容，使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严重倒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到来，民族区域自治恢复了新的活力，1982年再次修改宪法，在恢复1954年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内容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新经验、增添了新内容。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施行，这是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法，是长期以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总结，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趋于成熟、走向法制化的标志，更是推动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发展的有力保证。目前，除11个人口基数较少或不大具备条件的少数民族以外，全国44个人口较多且相对集中的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均已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先后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地方159个，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4个自治县（旗）。全国已有47个少数民族建立了1200多个民族乡（镇），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已程度不同地生活在民族区域自治的体制之下。[4]

　　作为一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也是巩固和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根本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的区域自治，统一是自治的前提，这便首先强调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又是从各民族、各区域的特殊情况出发，依据特殊情况处理特殊问题，极大地照顾了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上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从而使他们既能较好地保留民族特色，又能尽快地赶上全国发展形势。这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创造了条件。50多年来，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前苏联的联邦制相比，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贯彻得好，落到了实处。极好地维护了民族平等与团结，处理好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既提倡一般又照顾特殊的指导思想下，为解决民族问题铺好了路，架好了桥，稳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架构，使我们在面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冲击时，没有出现任何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稳步问前迈进。

　　（三）民族经济是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内在动力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陲，生存环境相当恶劣。加之历代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致使少数民族经济长期落后于全国水平。据解放初期的少数民族大调查，少数民族地区尚存在四种经济文化类型，落后和不平衡是其主要特点。处于原始经济状态的鄂伦春、鄂温克、布朗、拉祜、独龙、黎、佤、门巴等民族，仍然主要以狩猎、釆集为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民生活非常贫困。以独龙族为例，每年春天砍树烧荒播种，竹尖器、尖木棍和小木锄还是主要的劳动工具。收获的粮食只够吃几个月，因此釆集与狩猎仍然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男女身披一块麻布，有的甚至赤身露体，寒冬腊月，一家老小只得围火塘睡觉。1954年，在国家的帮助下，独龙族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学会犁耕，种水田，吃上了自己种的大米。从粗放的刀耕火种发展到精细的水田农业，是独龙族农业生产上的革命。[5]

　　经济生产的落后是制约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也危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固。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改变少数民族的经济落后面貌，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制定了一系列的特殊优惠政策。以西藏自治区为例，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前，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1952-1958年，中央给西藏地方财政补助累计达3.57亿元，1959-1965年剧增为5.9亿元。k同时，无息贷款、无偿投资以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源源不断的援助，使西藏的农业、牧业迅速恢复发展，工业从无到有，工厂纷纷上马，目前已有企业500多家。1994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使西藏尽早跨入与全国同步发展的轨道，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地加大了援助西藏的力度，实际落实投资达48亿元的62项援藏工程现已全面投入使用，发挥可观的效益。自1995年以来，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和15个对口援藏省市先后派出 1260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西藏工作，并投资32亿元，实施援藏项目716个。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和各类投资累计达500多亿元。经历50年的风风雨雨，今天的雪域高原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到2OOO年，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1331元和6448元。[6]饮水思源，藏族同胞们无限感谢党和国家。昔日做牛做马的农奴、饥寒交迫的奴隶，如今成了国家的主人，正在奔向小康的生活。所以，尽管有少数破坏分子一再叫嚣“西藏独立”，但藏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元的事实，已经牢牢印在千百万藏族人民的心中。

　　1999年，国家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西部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实行西部开发，实质上也是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开发。从近期看，国家将投入千亿元巨资作为直接投资主体和西部开发主导，重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优先发展教育科技。中央政府对西部开发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表示，要像当年搞经济特区那样，加快西部开发。[7]西部开发将给居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带来极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也必然加大全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经济上的合作与互惠、文化上的交流与吸收，将带来民族团结与融合的新局面，将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带来新的气息。

　　民族经济是推动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解决民族事实上不平等的关键所在，是逐步消除民族差别的必由之路。50多年来，少数民族经济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不仅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壮大富强，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在本民族认同之上，形成了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就此而言，民族经济的腾飞，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稳定发展的源泉。

　　（四）民族文化是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依托

　　文化是民族最直接的外在特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依据。因此，民族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要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我国55个少数民族，尽管在人口数量上相差很多，多的有几千万，少的才有几千人。但不论民族大小，都有自己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的主要表现。然而各民族在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又跨越了低层的民族文化认同界限，普遍认同于由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而反过来，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又强化了对国家的情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可以说弘扬民族文化是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标志。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抢救、挖掘、整理和弘扬民族文化始终是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央和地方的各文化部门中，都有专门负责民族文化工作的机构；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云集高校及各科研所；各种公办和民办的民族文化团体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展示着多彩的民族艺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民族文化也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发生了剧烈的变迁。首先，从物质文化来说，各民族的变迁最为明显。他们吸纳了很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物质生产和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以居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裕固族为例，过去他们住的是漏风漏雨的土坯房和毛帐篷，而今是宽敞明亮的楼房和砖瓦房，毛帐篷只有在转场时，因拆搭方便才使用；过去吃的主要靠牲畜供给，吃野菜、挨饿是常事，现在除了他们喜欢吃的奶、肉之外，大米、白面、各种蔬菜都摆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过去穿的是破长袍，穷牧民连鞋都穿不上，今天不仅有衣有鞋，而且讲究入时；过去哪见过汽车、摩托，出外有钱的骑马，穷人靠双腿，经商靠的是驼队，现在牧民几乎家家有了摩托，既方便又自在。其次，从精神文化来看，建国初期，国家就组织了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并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目前，我国已有民族出版社36家，每年出版各类民族文字图书300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报刊89种、杂志183种。为保护民族艺术，防止流失和后继无人，截止到

　　199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建有专业艺术团体526个，图书馆596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738个，博物馆134个，文化站7129个。全国至少有24所高等和中等艺术院校专门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一些国家重点艺术院校还不定期地开办少数民族班。大批的少数民族艺术人才在全国乃至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至1997年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时，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8]由此可见，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的民族文化依然保持着独特的魅力。民族宗教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十分兴盛，北方少数民族大部分信仰萨满教；西北有一些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拥有大批虔诚的喇嘛教信徒；东巴教、打巴教和繁杂的自然崇拜仍流行于南方很多少数民族中。依文化层理论来分析，信仰心理属于深层文化，是最难以改变的，这也是改革开放，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后，各种民族宗教迅速复兴并有蔓延之势的原因所在。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是我党始终坚持的民族宗教政策。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封建迷信夹杂在信仰自由的缝隙中，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为此，在弘扬优秀、现代、科学的民族文化的同时，要严格剔除民族文化中落后、愚昧的糟粕，使之既保持浓厚的民族传统，又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二、启示与抉择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承载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代时空背景下，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比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与现状，应该说今天的“一体”与“多元”都在向前发展。历史上的“一体”是松散的，甚至有时是被迫的结合；当代的“一体”则更紧密、更稳固，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融合。历史上的“多元”是以少数民族的落后和愚昧为代价；当代的“多元”则是以各民族共同发展为前提。纵观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无论是秦汉时以军事打击为主，间有“胡汉和亲”、“开放关市”、“约为兄弟”的妥协之策；还是唐宋时的羁縻统治、和亲会盟；直到明清时由推行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强迫剃发和易服，民族歧视与压迫是尽包其中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才使我国各民族获得了真正的平等，才形成了友好、和睦的民族关系，使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新发展。

　　中华民族的“一体”与56个民族的“多元”，国家政体的“一体”与民族文化的“多元”，两者是相互依存，互贏共生的。从“体”出发，国家政局的稳定，为各民族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党的民族政策为各民族的繁荣奠定了基础，50多年来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体”的一致性又决定了中华民族要发展，国家要富强，必须以56个民族的共同发展为前提。任何一个民族经济文化的落后，都将阻碍中华民族整体的前进。而只有56个民族都实现了现代化，才能说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正是由于这一点，国家从50年代的扶持和照顾，到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一直在积极地以“体”带动“元”，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勃兴。从“元”出发，各民族必须树立一种危机意识，看到近年来全国乃至世界的飞速发展形势，清醒地认识到跟不上整体的发展，就意味着愈发的落后，甚至会丧失自我。因此，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伟大洪流中，56个民族都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积极进取，为本民族的发展，中华民族的腾飞，做出自己的贡献。

　　值得深思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滞后是制约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陈腐观念依然在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成为前进的羁绊。凉山彝家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变，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然而，等级观念的残存、家支制度的负面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9]新疆一些民族对商品经济观念的抵制，k诸多民族嗜酒如命，甚至将国家的救济粮都换了酒喝，以“梁上猪肉常挂，坛中米酒不干”为最大满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同样是民族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当然，民族的发展不能以缺乏创新的因循而墨守成规，更不能以传统文化的丧失为代价。像社会变迁中的傣族文化一样，实现民族文化中合理因子的现代提升，l才是文化多元的真正内涵。因此，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持丰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各民族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在平等自由的背景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须做出的抉择。

[参 考 文 献]

 [1]斯大林选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4.

 [2]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