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是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设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而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1]　

　　自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全面小康”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充实的过程。将其与此前的“总体小康”相比较，新的奋斗目标“一是水平更高，要从一个国际上中等偏下收入的经济体向中等偏上收入的经济体迈进；二是范围更全，不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无所不包，而且农村不能拖了城镇的后腿，西部地区不能拖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后腿。”[2]进一步看，全面小康既然要“全面”，就不能只盯着物的方面（两个“翻两番”），不能只盯着局部的一点（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也要关注人的方面，人的全面小康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要义之一。换言之，如果说“总体小康”着重于解决全体国民的温饱问题或者进一步温饱有余的问题，那么“全面小康”关注的就主要是发展的问题了，关注发展的问题就不能不考虑满足温饱后需求的多样性（包括可持续性）问题。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确定的发展目标包括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等，共有八项之多。这些目标与中国实现总体小康后的新的目标追求是基本吻合的，不过中国提出的全面小康目标更广、标准更高。　

　　全面小康，要在“全面”。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六个“更加”——引者）。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未来五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理解，这五个方面的目标要求有个参照物，那就是要逐步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看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若如此，联系现实来看，对于新的目标要求来说，我们的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就明显是个“十三五”时期需要克服的“短板”中的“短板”了，需要花大力气从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三个方面全力推进才可望达致，三个素质共同决定着人力资源的质量和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亦即“小康社会”在人的方面的实现程度。下面分别就这三个方面谈点个人认识。　

　　树立规矩意识，提升思想道德素质　

　　“德，国家之基也”，思想道德素质是国民总体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首要标志，“德”、“智”、“体”三者中“德”为先。我们党历来重视人民思想道德建设，为提升国民素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共十八大以来，更是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提出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4]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古人的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当下的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与全面小康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素质低下、不文明的现象还比较普遍。2001年出台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肯定了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良好态势的同时，明确指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5]应当说，十多年过去了，上述现象依然严重存在，阻碍着全面依法治国，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当然包括很多内容，但是我认为，这项工作要从基础抓起，从最起码的做起，那就是要适应工业化、现代化转型的要求，在全社会树立起规矩意识。没有规矩，不懂规矩，不守规矩，现在是国人彼此之间乃至外国人对中国人诟病最多的了。　

　　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中的人彼此交往和在社会中生活是要有规矩的，“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社会生活中的规矩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说话、做事所依据的标准，也就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社会活动是人的活动。人们在社会中活动的目的、动机往往各不相同，如果没有行为的规矩，人们各行其是，社会生活就会混乱不堪，就会像驾车在道路上行走没有红绿灯那样，陷入毫无秩序的彼此冲突之中。所以，有规矩、懂规矩、守规矩十分重要。社会生活离不开规矩，久而久之，规矩本身就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客观地讲，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地还不是体现在物质技术方面，而是体现在国民素质、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方面，这当中最直观的就是人们的行为举止所体现的规矩意识。（这方面出过国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的）同样道理，城里人鄙视乡下人，抛开偏见不说，不就是认为乡下人没有规矩、不讲规矩吗？　

　　值得思考的是，人们私下里都说中国人不文明、不讲规矩，但是这些年出境旅游的中国人在国外已经比其在国内言谈举止强多了，有了排队意识了，也很少随地抽烟、随地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了，由此来看，规矩固然需要养成，环境也是很重要的一面，我们缺少一个讲规矩、守规矩的社会氛围。我们国家以前是个农业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完成，市场化的历程更短，缺乏法治的传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规矩还处在逐步养成之中，所以社会上通行的还不是照规矩办事，而是靠关系，靠那些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因而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很低，对政府、对官员也是如此，人们的心态并不平和，这样的环境如果不能迅速扭转过来，势必导致风气不正、腐败丛生，社会矛盾多发易发、和谐度降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很难在人们的心目中生根发芽。我认为，这是目前价值观建设难以深入人心的症结所在。　

　　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曾经深刻指出：“我们必须有意识地促使人们在商品经济活动中逐步地认识商品生产的规律，学习和掌握商品生产经营的知识，逐步形成与现代生产和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和生活方式。我们切不可物质上脱贫了，精神上却愚昧了。我们需要的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6]2013年，他在浙江考察时进一步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以此引领和保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个社会有稳定的内在秩序。”[7]在我看来，共同的道德遵循最基础的构件就是为人处世的规矩；依法治国的关键就是国民要有规矩意识，从小就要懂规矩（我们的小学课本尤其要重点关照这一点），人人都要守规矩，国民中的先进分子、带头人首先都能自觉地在日常的有规矩、懂规矩、守规矩方面率先垂范，开风气之先。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8]　

　　推进教育公平，提升科学文化素质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决定着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习近平同志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强国富民，育人为先。”“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9]人才取决于高质量的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坚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更加注重教育内涵发展，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支持。　

　　大量的人才的脱颖而出离不开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衡量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指标主要有人口文盲率（或识字率）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的青壮年文盲率从2000年的2.80%降至1.08%； 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为4.1%，比2000年下降三成以上；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比2000年提高了1.26年，表明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已经迈入高中程度。25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1990年为5.8年，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2000年为7.4年，比当时世界平均水平6.8年高0.6年；2010年为8.6年，明显超过世界7.4年的平均水平。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5年的10.9年提高到12.7年，短短5年就增加了接近两年。在人口受教育结构方面，出现了小学受教育人口不断减少、中等教育保持稳定、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快速增长的重心上移趋势。[10]有学者指出，从2010年起，中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占总人口比例从74.5%下降至2014年的73.4%。与此同时，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8.75%提高至11.01%。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3.72%提高至16.35%，已经明显超过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幅度，显示教育红利、人力资源红利大大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11]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国民科学文化素质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仍以2010年为例，同一时期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2.4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日本为11.6年（相当于高中三年级水平），分别比中国高出近3.8年和3年。2009年经合组织国家25-64岁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重为30.0%，相当于中国2010年水平的3倍多（9.7%）。[12]中国科协公布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也就是说100个公民中只有3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比2005年的1.60%仅提高1.67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13]要知道在教育质量一定的情形下，人均受教育水平与公民科学素养是成正比的。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必须走上一条以创新驱动的增长之路。但是创新需要人才，中国的教育体系能否承担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对未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依据1950年至2010年146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由此转化而来的经济总量至少增加2%。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1年，GDP就会增加9%。毫无疑问，如果真的走上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之路，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作用就愈加凸显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将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10.23年提高到10.8年。届时即使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如前所述，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有一定的差距。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教育发展进而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存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之间的较大差距，尽管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的学杂费、为农村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允许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义务教育减负提质、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推进西部高校发展和人才培养等等，但教育公平问题依然突出，“十三五”时期最需要着力补的短板，就是切实保障贫困农村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机会。有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将随着入学阶段的上升而降低，而学校等级的影响将升高，因此早期教育的公平问题必须得到更多重视。[14]相关的实证研究证实，城乡教育不平等将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也会促使城乡教育不平等的程度进一步加大。[15]而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是实现社会流动、增强脱贫能力的助推器。正像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促进教育公平，必须解决好农村和贫困家庭孩子教育问题。扶贫要扶智，治贫先治愚。政府要保障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够接受义务教育，并为他们提供进一步求学的机会；基础教育资源要向农村倾斜，向边远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进一步健全资助体系，想方设法解决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孩子上学面临的实际困难；等等。[16]2016年9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进一步明确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17]　

　　我认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需要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我们应当正视教育资源非均衡分布导致的受教育人口的起跑线的不同，研究实施一些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扶持政策。比如，高考录取我们一直对少数民族生源有优惠政策，能不能将这一政策推而广之，使其惠及所有的“起跑线比较低”的生源？有了这样的政策，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村的学子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考上北大、清华的愿望不就更有保障了吗？　

　　加大健康投入，提升全民身体素质　

　　健康无论对国家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最大的资本，人民身体健康是事关个人生活幸福和国家繁荣昌盛的一切事业的重要前提。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作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决策部署，正在抓紧制定健康发展中长期规划。在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同时，2016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又陆续下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2014-2020年）》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这一切行动既是对未来一个时期更好地维护国民健康的制度性安排，也凸显了党和政府对保护国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人口健康水平的综合指标，其它辅助性指标还有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21世纪以来，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从2002年的51.3／10万下降到2011年的26.1／10万、2015年的20.1／10万，同期婴儿死亡率从29.2‰下降到12.1‰和8.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34.9‰下降到15.6‰和11‰。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岁，比2000年的71.4岁提高了3.4岁，增速明显快于前20年。2015年达到76.34岁。[18]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全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已于2007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也于2014年提前1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促进全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国内看，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2014年孕产妇死亡率是东部的2.6倍，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东部的3.1倍。从国外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2013年，孕产妇死亡率法国是9/10万、英国是8/10万、日本是6/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世界发达地区平均水平为6‰，其中日本是3‰、韩国是4‰、美国是7‰。[19]2012年美国彭博通讯社发表了以幼儿平均寿命、成年人吸烟率等健康相关指数为基础的“世界最健康的国家”排行榜，结果显示，中国在列入排名的145个国家中排在第55位，而与我国邻近的新加坡排在第1位，日本第5位，韩国第29位。[20]　

　　总体上看，中国的国民健康水平还极不平衡，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尚不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与发达经济体的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这方面人民群众的诉求也很强烈，党和政府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十三五”规划中专门就“健康中国行动计划”从疾病防治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妇幼健康保障、出生缺陷防治、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智慧治疗、全民健身、食药安全八个方面作出了全面部署。2016年8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21]，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反映出中央高层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由于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我国仍然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既面对着发达国家面临的卫生与健康问题，也面对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卫生与健康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然会严重影响人民健康，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他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22]　

　　我认为，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方面，除了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以外，尤其要加强公共卫生和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加大目前对国民健康威胁最大的慢性病的防治力度。2011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病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占死亡人数的比例超过80%，占国家疾病总负担的比重达到68.6%。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慢性病不仅将会加剧预期的劳动力短缺，还会危及人力资本的质量，进而增加未来中国出现经济减速的几率，并对社会构成严重的挑战。报告指出，中国人当前的健康寿命（即没有疾病和残疾困扰的健康年数）仅为66岁，比二十国集团一些主要成员国少10岁；慢性病死亡率高于二十国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国：中风死亡率比日本、美国和法国高4到6倍，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死亡率约为日本的30倍。[23]我们国内的监测也印证了这一点。卫计委披露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显示：与2002年相比，2012年中国居民的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癌症患病率均呈上升趋势，其中18岁以上成人的高血压患病率高达25.2%。全国居民慢性病死亡率为533/1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86.6%。心脑血管病、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主要死因，占总死亡的79.4%。总体上看，中国似乎快速迎来与发达国家极为类似的健康威胁，而其解决起来的难度要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遏制慢性病的蔓延趋势，政府可以大有作为。一是对国民进行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教育和引导，持续开展全民健身计划，倡导绿色出行，增强体育锻炼，减轻工作和生活压力；二是要强化营养干预，矫正国民不良的饮食习惯和膳食结构，提高健康意识，禁烟、节酒、控盐，推进膳食平衡；三是要切实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搞好食品、药品安全，强化制度约束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如此等等。总之，正像前述世行报告指出的那样，未来10年对于中国防控慢性病流行是一个关键时期。只要根据国情采取国际上证明有效的良好做法，中国大部分的慢性病负担都是可以避免或控制的。如此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十分可观的，据世界银行测算，在未来30年（2010-2040年）内，如果中国每年能将心血管病死亡率降低1%，所产生的总体经济效益就相当于2010年中国实际GDP的68%，超过10.7万亿美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不断加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力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健康，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今后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他并提出，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这些都是非常先进的健康理念。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卫生部门以外，环保、体育、食品安全、公共安全、民政养老等部门也全都“守土有责”。建议政府设立一个机构加以统筹协调，此外也可以考虑将上百万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加以培训充实到这项事业的队伍中来。　

　　总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24]“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这个关键时期，中国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只是担心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更多地着眼于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跟进上来。正像习总书记所讲的：“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25]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2] 李文：《从“小康社会”到“中国梦”》，《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5期。　

　　[3]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8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1年第32期。　

　　[6]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7]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9] 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9月10日。　

　　[10]《我国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信息报》2012年4月12日。关于2000年的情况，详见教育部课题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2003年。参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 node_5279743.htm。关于同一时期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情况，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课题组：《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年版。　

　　[11]《中国教育部：中国教育总体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中新社2015年12月10日北京电，参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12-10/7665148.shtml。　

　　[12]《我国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信息报》2012年4月12日。　

　　[13]《中国科协发布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科协论坛》2010年第12期。　

　　[14] 唐俊超：《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　

　　[15] 吕炜等：《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政府教育投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　

　　[16] 引自瞿振元：《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4年9月10日。　

　　[17] 《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强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人民日报》2016年9月10日。　

　　[18] 《陈竺：中国卫生事业全面发展 人民健康水平提高》，中国新闻网，2012年9月17日，http://www.chinanews.com/jk/2012/09-17/4188205.shtml。2015年的数字参见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共同发布的《2015年儿童死亡率水平和趋势报告》。　

　　[19] 《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 提前一年达到联合国千年目标》，人民网，2015年3月24日，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5/0324/c14739-26739161.html。　

　　[20]《世卫组织调查显示中日国民健康水平相差悬殊》，环球网，2012年8月15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08/3027609.html。　

　　[21] 要知道上一次规格相若的此类会议，要追溯到1996年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　

　　[2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9日至20日在京召开》，2016年8月20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8/20/content_5101024.htm。　

　　[23]《世界银行报告：慢性病流行日益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社会福祉》，联合国电台网站，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chinese/archives/152335/。　

　　[2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25]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