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化问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灾区。很多问题在一些作品中被描写得一团混乱。

　　读了《阅档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之后，我觉得，这是一部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全书一是真实可信，二是生动具体，三是客观公正。这三点是一部好的史学著作最主要也最基本的要求。北宋吴缜认为一部好的历史著作要有三个条件：“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这三点正是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叙事要真实可信，评论要客观公正，文字要具体生动。

　　1950～1952年，我在江苏参加土改。1957～1958年,我在北京丰台区下放锻炼，当时正是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吃集体食堂的时候。1963～1964年，我在山西搞“四清”。1976～1977年，我在北京门头沟区学大寨。这部书里的几个重要时段，我恰好都在农村。所以，对这段历史虽说缺乏研究，但毕竟有一点切身体会。

　　《阅档读史》的所有材料都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多年收集的农村基层档案，既有地方政府的决定、公告、通知、命令、通令、调查报告、工作总结，也有相关单位的生产计划、会议记录、工作方案、公约条规、账簿表册，还有个人的日记、笔记、卡片、心得体会等，再加上当时的报刊资料，构成了资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第一手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这样的资料是最可贵的，因为它非常直接、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

　　以往研究这一段历史，主要通过中央的决策、党和政府的全局性活动和举措来分析这些重大历史事实的是非得失。但中央的决定、方针、政策在基层是怎样贯彻的，给予老百姓的生活什么影响，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变化有哪些?这些东西才是最根本、最本质的，只有通过对这些具体内容的了解，才能回过头去检验、观察、判断中央的决定、方针、政策究竟如何，这才是最生动的历史实际。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眼光向下，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状况、生活状况、观念变化、心理状态，这就抓住了这段历史的最生动具体的环节。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搞乱了许多历史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一是鼓吹“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二是把“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视为脱离了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途；三是肆意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堆积。描写成一团漆黑，并极力丑化甚至妖魔化革命领袖和为革命献身的志士仁人。这个错误思潮是怎样歪曲历史、颠倒历史的?我们可以引用金冲及同志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有一些书刊似乎只津津乐道这段历史（指新中国头30年历史——引者）中的消极方面，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地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却抱着奇怪的冷漠态度，以为那都是‘老一套’，不值得再多说。有的人还把一些道听途说以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他们企图留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内所做的，无非只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了一批人，别的就没有做什么好事。这种误导积以时日可能造成的恶果，从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中已可以看到不少惊心动魄的事例，值得深思。”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最近强调指出：“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

　　该书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丑化、一概否定，也不回避问题、回避错误。譬如讲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时，就用了肯定的语气，作了历史的分析。对镇压反革命，书中首先讲了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严重危害，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而不是像有的文章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宣扬杀人怎样“残酷”、“血腥”，竭力渲染镇压反革命如何“反人性”和“不人道”。材料中举的例子，讲到一次900多人暴乱，杀害干部群众10人，也只有“匪首7人伏法”。对总路线也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指出“多快好省”搞社会主义建设，反映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摆脱贫困、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一方面也指出在指导思想上和具体工作中不顾客观条件、违反客观规律、急于求成、过于迷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对于集体化，既论证了集体化的好处、必要性，也不回避党内存在着争论，不回避管理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像这样以辩证的态度、分析的态度而不是绝对化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我以为是很好也是很难得的。

　　总之，这部书对待历史的心态是平和的，方法是客观的，语言也是平和的，始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最值得肯定的一点。

　　当然此书也不是没有一点再改进的余地。如结构，把土改放在《互助组》、《初级社》下面，作为一个小题目，似乎分量轻了，还应该更突出一点。土改是集体化的前提、先决条件。先土改，解决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真正意义的集体化才能提上日程。土改以后，一是发展生产的需要，一是避免两极分化的需要(很多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又迅速卖地)，所以才必须很快搞集体化。可以找一些农民买卖土地的文书契约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部书其实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一整套出版计划的开篇之作。他们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将他们收集到的大量农村基层档案陆续整理出版。我相信，这个计划的实施，一定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提供一大批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对推动、促进当代社会史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