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李胜生教授

　
　　我的研究生涯：从族群、政策到社会理论
　　刘军（以下简称刘）：李教授您好，首先祝贺您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院（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院士，能谈谈您最初得知这一消息的感受吗？
　　李胜生（以下简称李）：我接到通知时很高兴，因为这是同行院士根据学术成就投票评选的，被学术界视为一项荣誉。这是对我学术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长期参与社会政策研究的一种奖励。
　　刘：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机构的情况？
　　李：加拿大皇家学院建立于1883年，主要责任是引领国内学术发展，为政府提供咨询和促进加拿大文化的国际交流；分为艺术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部分，每部分内还包括若干分支学科。每年有大约75名学者入选，到目前为止，学院有1961位院士，自然科学的院士占一半以上。
　　刘：目前华裔院士多不多？
　　李：自然科学领域的华裔院士有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华裔院士并不多。
　　刘：您的学术成果很多，研究领域也很广，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治学经历。
　　李：我很小就离开了香港，到美国求学，在那里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75年我来到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任教，1985年成为教授。其实我的研究范围不算广，大致有三个领域，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华人移民的，来加拿大后我对种族、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看了很多加拿大华人的原始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我觉得过去研究的重点是华人本身，是从文化角度入手的，如研究华人会所、会党、同乡会等，看华人作为少数民族是如何生活的。这些会所对华人移民生活的确很重要，但仅研究这些也是有局限的，似乎华人移民的历史就是会所的历史。
　　我觉得华人是为谋生才来到北美，首先是作为劳工而存在的，如开矿山、修铁路，他们的历史首先是劳工的历史，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他们。另外，不能孤立地研究华人的历史，而应将他们放在与主流民族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探讨其中的压迫、剥削、歧视和不平等。我先后发表了《加拿大的种族压迫》（Racial Oppression in Canada，1985）、《阶级社会中的民族不平等》（Ethnic Inequality in a Class Society，1988）、《加拿大华人与华人社会》（The Chinese in Canada，1988）等著作，强调重视少数民族和主流民族的关系，尤其是不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对华人的家庭和经济生活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与以往研究的一个不同之处和研究重点。这是我的第一个研究领域。
　　大约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逐渐对加拿大移民政策感兴趣，并从对华人移民种族关系的经验性研究转向种族和移民的理论研究，这算是我的第二个研究领域。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社会学家认识到，种族不是一个本质性（生理性）的概念，如肤色、毛发等，种族本身不是原因，而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我们用种族化（racialization）来表示这个意思，即只有经过了不同族群的社会交往，才有种族概念。制度性种族主义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相关的。这种对种族的认识，产生于对不平等的种族关系的研究，又对后来的种族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刘：这个说法有意思。我觉得，种族是一种对人类的生物学分类，有其外在的生理性特征，但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而种族主义则是将种族的外在特征社会化或意识形态化的错误观念和理论。不过，我理解您的意思。西方女性主义也有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化的产物的观点；还有，阶级也不可能单独存在，而是在与其他群体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
　　李：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加拿大移民政策改用分数标准，而不是用地区和种族标准接纳移民，非欧洲裔移民增长很快，加拿大也逐渐由英法为主流民族的国家，变成多元民族国家。现在每年约有25万—30万移民来加拿大，60%—70%来自亚非地区，亚洲移民又多于非洲移民。过去评价移民主要是看他们对加拿大经济有什么贡献，移民政策也是据此制定的，这是一种很功利的标准。我提出，这是一种短视的利益关系，我们没有用长远眼光看待移民的价值。移民是一种投资，投资国家的未来。如同养一个孩子，不是看几年内有什么回报。衡量移民的贡献，也不能光看经济价值，还要看文化上的价值，如加拿大语言和文化多元化有助于它对世界的理解和联系。我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定居加拿大：关于移民的争论与问题》（Destination Canada:Immigration Debates and Issues，2003），这本书不仅对政府的移民政策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也批评了学术界看待移民的狭隘观点。不是移民在经济以外的领域没有贡献，而是由于我们没有统计这些贡献的方法和手段，这些贡献被忽视了，这是需要学界予以重视的。
　　我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是社会学理论。2004—2005年，我担任加拿大社会学协会会长，有机会考虑加拿大社会学整体的研究状况。社会学内各个研究领域分工很细，对某个研究领域了解很细致，如对医疗保险、对教育，但这些研究很分散，缺乏一种对社会发展总的和深入的理解。我在《二战后加拿大的构成》（The Making of Post-War Canada，1996）一书中，从经济和科技的变化入手，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婚姻家庭生活的变化、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移民的融合、企业由分散走向集中、随着经济变迁而来的职业结构变化等，将人与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联系起来。